一九四二年，张爱玲完成散文〈更衣记〉，在给《二十世纪》投稿时，附上了亲手绘制的十二幅相关的服饰发型图。
其中有一些争议。张爱玲是个“恋衣狂”（“Clothes -crazy”），可谓人所共知。四四年版的《流言》封面至今为人津津乐道。柯灵算是她惊世骇俗的支持者之一。张自然不甘于做一位实践家，进而要成为一位理论家。但后者的身份有关这篇文章，喜欢的说是小文大成。质疑者则说她不过是拾了老师许地山的牙慧，不然不会写得如此大气。张爱玲于一九三九年起就学于港大，其时许先生受聘于香港大学中文学院任教授。张确实极少提到这位老师。关于师生之谊，其文予人印象的大概除了弗朗士便是贝查。若真要附会一番，就要说到〈茉莉香片〉中那个将长衫穿出了“萧条的美”的言子夜，大约是以许为原型。
张爱玲绘制的插图
许地山是现代文学史上有名的文化杂家，教书创作之余，谱词曲、善琵琶、精插花，对服装、古钱币等研究皆颇为精深。在中文学院期间，曾以英语讲授《中国服饰史》，并为“中英文化协会”作过题为《三百年来中国妇女服装》的讲演。一九三五年天津《大公报》的《艺术周刊》曾分八期连载了他的长篇论文〈近三百年来底中国女装〉。文章细述清兵入关以来至近代中国大动荡中女性服饰的沿革情况，洋洋万言，考据靡遗， 论断之一便是“女人底衣服自明末以至道光咸丰年间，样式可以谓没有多大的改变”。 从〈更衣记〉来看，开口“满清三百年的统治下，女人竟没有什么时装可言！”与乃师同声共气。
不过，这篇文章的贡献，也不容小觑。难得是张爱玲在衣服上看出超越时代的“社会政治” ：“他们只能够创造他们贴身的环境——那就是衣服。我们各人住在各人的衣服里。” 这句话意味深远。艺评家伯格尔（John Berger）中分析德裔摄影大师桑德尔（August Sander）在一九一三年拍摄的一幅照片，是三个身穿西服的农民在去舞会的途中场景。伯格尔指出西服穿在劳工身上和穿在商人身上的差异性。 彼时西服尚未如当今普及，原为商人而设计。穿到这几个青年人身上，表面似乎建立了某种平等，恰又变相强调了阶级关系。大约就是所谓“着龙袍不像太子”，反而显出寒微来。伯格尔的结论是：西服已经发展为一种“统治阶级的制服”，同时象征着某种被定制的文化霸权标准。回到〈更衣记〉，张爱玲写道：“逢着喜庆年节，太太穿红的，姨太太穿粉红。寡妇系黑裙，可是丈夫过世多年之后，如有公婆在堂，她可以穿湖色或雪青。”可谓谨规严律。写到穿裘皮，便是“‘有功名’的人方能穿貂。”
左：王熙凤剧照 右：史湘云剧照
在我国文学典籍中，“因人制衣”的文字，可谓源远流长。如脂评对《红楼梦》有一段颇有见地的评述：“贾母是大斗篷，尊之词也；凤姐是披着斗篷，恰似掌家人也；湘云有斗篷不穿，着其异样行动也；岫烟无斗篷，叙其穷也。只一斗篷，写得前后照耀生色。”
写专制家庭里的生活，巴金与张爱玲南辕北辙，将女人更是打造得无一点风致。但服饰描绘上，却与张文有所呼应，可为补证。他写侍妾婉儿，“穿了一件玉色湖绉滚宽边的袖子短、袖口大的时新短袄，系了一条粉红湖绉的百褶裙”。这便是张说的民初服装天真的走向，“ "喇叭管袖子"飘飘欲仙，露出一大截玉腕。短袄腰部极为紧小。”一望既知，这里面还是男性的窥视欲在作祟，遮遮掩掩，欲拒还迎。婉儿是董乐山的小老婆，老朽眼中的时髦，是五四新派的开放上头，莫名又在坦荡处狠狠地缝上了几针，方不为失礼。穿的人和看的人，都不觉得十分委屈。这便是民国突然之间海纳百川的好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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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主笔：葛亮
作家，文学博士。著有长篇小说《北鸢》、《朱雀》，小说集《七声》、《戏年》、《谜鸦》、《浣熊》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