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部今年10月底发布的公告显示，2023年，共有179家外国律所驻华代表机构（以下简称“外资所”）通过年度检验，获准在中国大陆境内执业。
179家这一数字，基本与2007年的177家持平。
结合今年陆续有外资所关闭在华办事处的消息，当下的外资所数量可能已经低于2007年的水平。
注：数据来源于司法部历年关于外国律师事务所驻华代表机构通过年度检验获准在中国境内执业的公告，具体数字与司法部每年公布的律师、基层法律服务工作统计分析有细微差异，其中2009、2022年数据暂缺。
近两年，知名国际律所关闭在华办公室的消息不绝于耳，在市场上造成了外资所撤离潮的紧张气氛。
如果将时期拉的更长，可以发现这一趋势其实已经延续多年。
中国开放外资所入华后，外资所数量持续增长。进入21世纪以来，外资所数量从96家增长至顶峰时期的232家。外资所数量在2013年达到顶峰以后，就持续处于下行趋势。
目前，在华外资所主要分布在北上广深，大连、烟台、杭州、海口等地也各有1家外资所。而在历史上，成都、重庆、沈阳、青岛、天津、厦门、南京等地都曾分布有外资所。
近两年外资所数量的减少
主要受到美国律所撤退影响比较大，缩减在华规模或彻底退出中国市场的大多是美国律所，几乎没有英国律所关闭在华办公室。外资所撤离的市场气氛主要也是美国律所缩减规模造成的影响。
12月，艾金·岗波计划关闭北京办公室，温斯顿计划关闭香港办公室。
2024年3月，博钦计划关闭上海办公室，奥睿计划关闭上海和台北办公室，威嘉宣布已关闭北京办公室，并正在考虑关闭上海办公室。
6月，美富计划关闭北京办公室，德杰计划关闭香港和北京办公室，完全退出中国市场。
受外部环境影响，国内整体外资活动水平遭遇波折，中美也不再互为最大贸易伙伴，美国律所在华业务市场萎缩，美国律所在华动作还要面临着来自美国国内的政治压力。
与此同时，美国法律市场回暖，大型交易复苏，100强律所去年总收入增长6.8%，200强律所合伙人平均薪酬创历史新高，律所费率不断攀升，比10年前高出80%以上。
美国头部律所高薪猎聘、薪酬设计等方式给业内留下了其重视收益、作风灵活的印象，这些也成就了美国律所赚取超高利润的能力。
在业务环境的冷热对比下，美国律所在中国的经营策略进行了灵活调整。面对萎缩的业务市场，保持经营成本与业务热度的动态适配，成为适应市场变化的商业抉择。
数据来源：司法部
整理/制图：智合研究院
从更长的时间趋势看，美国律所灵活的策略也表现为在华美国律所数量的大开大合。中国入世以后与美国经贸联系紧密，互为第一大贸易伙伴，美国律所大量涌入中国。但2018年中美产生贸易争端后，一批美国律所的关闭使得外资所数据趋势被砸出一个显著的大坑。
相比之下，在华外资所中体量第二大的英国所和第三大的日本所则没有那么波动，节奏始终保持稳定。
美国律所在华办事处高达100多个，比英国律所的3倍还多，数量远远超过其他任何其他国家的律所，是在华外资所中数量最多的一类。
美国律所如此大的体量，其撤离对外资所整体存量造成比较大冲击。
更长期以来的
外资所下降趋势，与外资在中国的结构性变化也存在一定关联。
外资所从2010年增速开始下降，2013年数量开始下降。
这与外资企业数量的下降时间也比较吻合。
2010年开始，我国外商及港澳台投资工业企业数量持续减少，2011年开始，外资企业在华用工人数持续下降。
外商投资和港澳台商投资工业企业平均用工人数
（单位：万人）
外资所与外企的数据变化映射出时代的格局变化。
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以外循环为主，2006年左右，进出口贸易占GDP比重达71%。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欧美对中国进出口需求大幅萎缩，中国开始不再过度依赖国际贸易拉动经济，更多依靠国内大循环和国内大市场推动。
如今，进出口贸易占GDP比重低于40%，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尽管外资所关停的消息接二连三，但在关停的浪潮中也同时伴有一些积极迹象。
从地理布局特点而言，在华外资所主要集中在北京、上海两地。受香港辐射影响，广州、深圳的外资所相对较少，深圳在2017年以前一直都没有外资所。
但是近年来，陆续有外资所开设深圳办公室，深圳外资所数量开始增加。
2017年，美国布林克斯律师事务所成为深圳第一家外资所，美国斐锐律师事务所、英国懋真律师事务所也随后于2019年进入深圳。
2023年，美国摩根路易斯、英国夏礼文、英国鸿鹄逆势扩大布局，在深圳开设办事处。
今年，新加坡四大律所之一的立杰开设深圳办事处，美国刘庆贺也在更名为司莱博后也从广州迁移至深圳。博钦虽然关闭了北京办公室，但是其表示未来将把在中国发展的战略重心转移到深圳。
深圳越来越成为外资所布局的焦点。
深圳从早期的来料加工到走向现在的高端智造，吸引和培育了大批科技企业，计算机通信、电子设备、汽车、医药等行业规模不断扩大，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创新中心。
鸿鹄就在其新闻稿中表示，“在深圳设立办公室是鸿鹄大中华区业务增长战略的关键部分……鸿鹄将在公司法、知识产权、隐私与数据保护、商事、竞争与欧盟、劳动法、争议解决等多个专业领域为来自汽车、科技、生命科学、金融、零售及消费品等诸多行业的客户提供全面、专业、高效的法律支持。”
摩根路易斯的深圳办公室也将目光聚焦在科技和生命科学产业，通过深圳办公室扩大在中国的知识产权业务，服务于包括专利和商业秘密纠纷在内的各类知识产权争议案件。
除了深圳开始吸引越来越多的外资所进入外，其他城市也出现了一些积极信号。
今年年初，新加坡四大律所之一的安盛在上海开业。此后，陆续有外资所获批在济南、海口、重庆等地设立代表机构。
年利达、昆鹰等知名的国际律所也在寻求扩大在华业务，并适当扩充了团队规模。
今年7月，年利达大中华区公司业务和资本市场团队扩充，许文嘉律师等四位新成员加盟。年利达表示 “
（这）印证了我们致力于拓展中国市场的决心。
”
许文嘉在接受财新采访时表示，“随着某些美资律所收缩业务，一些英国律所反而投入资源增加在中国的布局，年利达是其中之一。”
近两年，外资律所关停办公室、缩减在华规模的消息频繁传出。这一方面受所在市场环境变化影响，另一方面也与美国律所自身经营方式和面临的美国国内政治压力相关，美国律所在华的体量和基数也使得其经营策略的转变影响了市场整体气氛。
更长期的外资所数量变化趋势则折射出了经济格局的时代变化，中国从更依赖外贸出口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为双循环的经济格局。尽管外资所数量呈现出递减的长期趋势，但是顶尖国际律所一直驻守在中国市场，他们也正通过战略调整更加精准地布局中国市场，特别是在科技和创新领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