停产风波中，北京现代六年换第六将，韩方再空降“中国通”，然而……

面对销量下滑、停产风波等北京现代成立15年来的最大危机，被称为“中国通”的谭道宏会是北京现代的“真命天子”吗？毕竟前五任中，有三任“中国通”最后都是踌躇满志而来，铩羽而归。

面对深陷停产舆论风暴的北京现代，韩国现代汽车总部再次选择了最推崇的对策——合资公司换老总。

9月4日，北京现代迎来级别最高的总部空降一把手。现代汽车集团副社长谭道宏将接替张元新，正式出任北京现代汽车有限公司总经理。

“韩国现代的调令已经发了，今天生效”，北京现代方面在9月4日回复经济观察网，确认了这起人事调整。

这是不到一年内，韩国现代汽车总部对北京现代的第二次高层调整。2016年10月7日，现代汽车集团调任海外营业本部长张元新就任北京现代汽车总经理，中国支援事业部长金时平任四川现代汽车总经理。也就是说，张元新的任期还差三天才到11个月，打破了过去六年来北京现代总经理的在职时间普遍为1年两个月到1年四个月的规律。

这也是不到六年内，北京现代第六次迎来新任总经理。按照合资公司传统，北京现代总经理由韩方派任，副总经理由中方担任。2011年11月，执掌北京现代长达十年的卢载万离任，时任北京现代副总经理、销售本部长白孝钦升任北京现代总经理。从此，“铁打的北京现代，流水的总经理”便开始上演。

过去六年中，在北京现代总经理办公室当过主人的有白孝钦、崔成起、金泰润、李丙皓、张元新，但在谭道宏之前，他们都没把总经理的座位“捂热”过。五位前任的任期都仅为一年两个月到一年四个月。可以想见，办公室内有些柜子可能从来没打开放过东西，因为谁都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会被突然调走。

面对销量下滑、停产风波等北京现代成立15年来的最大危机，被称为“中国通”的谭道宏会是北京现代的“真命天子”吗？毕竟前五任中，有三任“中国通”最后都是踌躇满志而来，铩羽而归。

当办公室桌上的第五张全家福又被带走后，谭道宏被宣布成为这个房间的新主人。对于谭道宏的介绍，公开的媒体报道中只有寥寥术语，囊括了其与中国有关的工作经历。包括“自1999年进入现代汽车后便聚焦中国市场，曾历任现代（中国）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中国事业支援事业部部长等职”，以及“2015年，时任四川现代汽车销售副总经理的谭道宏，被调任为中国战略部署负责人，同时负责北京现代与东风悦达起亚在中国区的战略业务。”

虽然对于关注北京现代多年的业内人士而言，谭道宏的名字并不陌生，但对其印象也不会太深刻。现年58岁的谭道宏被称为“中国通”，知情人士称，其至少在2005年就已经在现代汽车（中国）投资有限公司（简称“现代中国”）任职，2012年，在薛荣兴就任现代汽车集团副会长并主抓中国业务期间，时任现代汽车中国总经理的谭道宏曾与其一起，成为韩方处理中国业务上的主要高管。

2013年1月，由四川南骏汽车集团有限公司与韩国现代自动车株式会社各持股50％的商用车合资公司四川现代汽车有限公司（简称“四川现代”）揭牌，谭道宏以现代汽车集团副社长、四川现代副董事长的身份现身，负责四川现代销售业务。2015年，谭道宏正式由韩国总部调至四川现代。

2014年4月，现代汽车集团负责中国事业的副会长薛荣兴辞职，北京现代高层随之变动，时任总经理崔成起接替薛荣兴主管中国事业，而在北京现代主抓生产的金泰润接替了崔成起，成为北京现代总经理。一年后，2015年8月18日，金泰润再次被韩国现代汽车空降的李丙皓所取代，同时，谭道宏的职务也被调整：调离四川现代汽车，接替崔成起，回到韩国总部成为现代汽车中国战略部署负责人。

2016年10月，李丙皓被张元新所取代成为北京现代总经理时，谭道宏的职务也再次变更，由负责中国支援事务的副社长调为中国支援事业部长。

过去两次现代在华高层调整都涉及到谭道宏，可以看出，现代汽车总部对谭道宏的任用是有计划的，此次就任北京现代总经理也可谓水到渠成。

对于谭道宏为何会成为新任北京现代总经理的人选，现代汽车尚未给出官方说法，但值得玩味的是，路透社的报道中特别强调了谭道宏的另一个身份定语，称其为“具有中国血统”的谭道宏，现代方面回复经济观察网记者称，表述为“华侨”更合适，而且这种身份并不稀奇，现代汽车集团副会长薛荣兴就是中国山东人的后裔。而业界解读认为，无论是中国血统，还是中国经验，北京现代显然还是希望谭道宏能有带动“北京现代”走出低迷的特殊实力。

与此同时，经历了北京现代从盛至衰、并喜欢在新车上市会上举杯喊口号的权赫东，也从做了多年的北京现代汽车销售本部本部长一职上调离，具体去向并未透露。

北京市朝阳区宵云路38号的现代汽车大厦，是现代汽车(中国)投资有限公司（简称“现代中国”）也即现代中国总部所在地。在调任四川现代、接着被调回韩国总部之前，谭道宏至少有10年时间是在这里度过的。

虽然因为在中国有较长的工作经历而被称为“中国通”。但这并不意味着，谭道宏在处理北京现代目前的棘手处境上会更有经验优势。事实上，此前的五任北京现代总经理中，前三任都是“中国通”，而且在中国的一线业务经验看起来都比谭道宏更丰富。

2011年底接任卢载万、并开启北京现代总经理走马灯式更换节奏的白孝钦，在2008年1月就进入北京现代，任职北京现代副总经理、销售本部长；2013年接棒白孝钦的崔成起更是在2002年就参与组建北京现代公司并出任北京现代发展规划本部本部长的创始团队成员，此后历任东风悦达起亚汽车有限公司总经理及现代汽车中国事业本部本部长，是公认的“中国通”；2014年的金泰润同样是组建北京现代的韩方代表之一，并在北京现代主抓生产达12年，亲历第一、二、三工厂的建设。

但他们在中国积累的经验并没能遏制住北京现代当时已经存在的潜在风险，这一风险最终不断发酵，将北京现代推入当下的危机漩涡。

而在连续任用三位“中国通”之后，现代中国对北京现代一把手的选择方向发生了改变，不再从北京现代自身体系中擢升，而采取空降策略。相继将具有海外市场拓展经验的李丙皓和张元新空投至中国，希望借此突破现代汽车在中国市场的沉闷局面。

五任总经理的选择背后，是韩国现代汽车方面对北京现代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战略选择：从2012年开始，北京现代进入转型期，在价格竞争激励的中国市场，如何突破品牌天花板，快速提升品牌溢价和追求内涵式发展，成为北京现代的当务之急。稳定战略的缺乏和止于表面的探索，造成这一时期高层的频繁更换。同时，产能不足的矛盾日益凸显，新工厂建设排上日程，但中韩双方在选址上存有分歧，则是金泰润上任的背景。他甚至在上任之初就公开表示过，一旦第四、第五工厂开始投入，他在总经理任上的使命也就结束了。

从2015年开始，北京现代增长的瓶颈越来越明显，从海外市场寻求经验开始成为现代汽车的另一个思路。事实上，作为带领现代汽车在美国金融危机中表现优异的营销悍将，李丙皓在就任北京现代总经理之初，就对外界坦承企业存在的诸多痼疾，并开始对产品多代同堂、贪多必失的问题进行调整。中韩双方努力下，2016年，北京现代险中求胜的实现了112万辆的销量目标。

但多方利益制衡中的产品线问题并未彻底解决，而作为继任者的张元新更是未能保住暂时的稳定，上任两个月之后，北京现代便一头跌进了持续整个2017年上半年的大幅下滑通道。事实证明，对于深陷内忧外患的北京现代而言，“全球通”们所怀揣的在现代汽车美国公司、西班牙公司、土耳其工厂等国家积累的“丰富海外市场经验”，并不适合中国的水土。

之前的五位韩方总经理，每一位都曾被认为将给北京现代带来不一样的“人生”，但最终证明，不一样了的只是他们自己的人生。

现在，又一位“中国通”谭道宏再度被赋予同样的期望。对于谭道宏唯一的基层工作经验——四川现代销售业务，并没有太多公开报道。但市场分析显示，由于大环境不利以及四川现代双品牌定位的战略失误，四川现代在2014年投产后，直至2015年销量都未能突破3万辆，这一时期也即谭道宏挂职期间。四川现代成立之初的目标是以年销6万辆商用车为起步，2017年实现年产销商用车17万辆的目标。直至2016年，四川现代才有所起色，但全年共销售商用车3.96万辆。而据知情人回忆，谭道宏在2014年底或2015年初才从北京宵云路调回韩国总部，继而再调任至四川现代，2015年8月又被调回韩国总部。所以，他在四川的中国一线市场实战经验也不过几个月而已。更多的时间仍是在北京宵云路的现代中国总部度过的。

谭道宏能否力挽狂澜暂不评价。但与其能力相比，更值得关注的是其作为六年内第六位总经理出场所带来的震撼，这使北京现代成为高层最为动荡的中国合资车企。

三年企业自身转型、三年内忧外患的高位下跌，为了砸破将其死死封锁的“天花板”，韩国现代汽车集团总部执着的笃信着“换人”政策。但走马灯式的换人背后，掩盖的是韩国现代在中国本土化上难入法门的焦虑。

一个敏感的话题是，成立十五年来，北京现代的本土化重点一直集中在本土化生产、销售，以及对韩流明星的营销操作，在品牌、技术、研发等层面的本土化却发力甚晚。在中国的汽车消费处于初级阶段时，经济实惠的北京现代汽车供不应求。尽管很快成为合资前五强，但对于已经成为其最大单一市场的中国邻邦，韩国现代总部并不具有天然的亲近性。与其在美国市场的做法相比，现代汽车对在中国的合资关系抱有更多的警惕心。

在2011年日系、德系纷纷顺应大势推出合资自主品牌时，位于皇城根的北京现代只是走形式的发布了“首望”品牌，但此后再无下文。醉心于以最低成本的技术和价格优势，来获取最高销量和配套利润的现代汽车总部，对最新技术的引入决策犹豫而缓慢，直至2016年才成立真正意义上的合资公司研发中心。

最近爆发的零配件供应链断裂事件，则将沉疴多年的“现代摩比斯”现象再度发酵。早在北京现代成立之初，就曾因为现代摩比斯对零配件供应的垄断而导致中韩双方之间的博弈，但就算是强势的北汽集团，最后也无法完全打破韩国人对核心配件利润的掌控。

但这些都不是更换一名北京现代总经理就能解决的问题。尽管每一任“中国通”的总经理都应该对此了然于心，但对外解释北京现代的下跌原因时，政治等外部因素仍被置于首位。

当然，也不用太为谭道宏担心。虽然也被涂上了“临危受命”的色彩，但事实上，这个职务的风险远没有外界想象的那么高。因为北京现代的韩方高管只是现代汽车总部的传声筒、总部决策的执行者。在人尽皆知的中韩、中日合资车企内部文化沟通远逊于欧美合资车企的事实中，北京现代内部韩方高管通过与中方深入和谐沟通，真正“懂得”中国市场变化和消费观念，并对企业发展做出战略性建议的可能性很小。也因此，对于任职期间北京现代发展不利所承担的责任自然也是有限的，正因为此，之前的每一任韩方总经理都能潇洒来去。而卸任后，要么继续在中国地区留任，要么在现代总部负责中国事务，都是高就。

举个例子，在前任五位总经理各一年多的任期中，与中国媒体见面超过两次的微乎其微，张元新在任近一年中，更是从未公开露面过。在奔驰、宝马在华团队中不断涌现出说得一口流利中文的高管时，北京现代的韩方老总们经常是连“大家好，我是……”的中文开场白都难以呈现。

所以，在派驻150人的TF小组来华之后，韩国现代汽车总部再次选择空投第六位新任北京现代总经理，并不是一个意外的决定。在无法得知北京现代中韩股东关门共商大计时的分贝指数，以及韩国现代汽车董事会对中国市场的新战略背景下，业界最有兴趣关注的，应该就是这一任北京现代总经理的任期能否超过一年四个月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