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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对话》在德国时间17日晚，得到今年德国柏林影展泰迪熊奖最佳纪录片奖。《日常对话》在柏林影展有四场放映，每一场票都早早的售罄。甚至都有观众想买挂票进场观看，可惜柏林电影节不是德云社，人家不卖挂票。
本文首发于公众号“非常道电影”（ID：film1984）
泰迪熊奖是德国柏林影展在1987年时为了表彰以同志为主题的电影而设立的奖项，是同志电影的最高荣誉。每年会从入选柏林影展的电影中，挑选得奖的作品，今年颁发最佳剧情片奖、评审团特别奖以及最佳纪录片奖。
1998年，关锦鹏导演的《愈快乐愈堕落》是第一部获得此奖的华语电影。第一部获得泰迪熊奖的台湾电影是2007年梁洛施、杨丞琳主演的《刺青》。
导演黄惠侦领奖时说：
“从来没想过电影会带我走到这么远的地方！我们来自台湾，一个很小但很美丽的小岛，今年我们很有可能会成第一个通过同志婚姻的亚洲地区，谢谢泰迪熊奖把这个奖给了我们，这个奖是属于台湾所有为了婚姻平权努力的朋友们最好的礼物！”。
《日常对话》是38岁的导演黄惠侦与她的同性恋母亲的家庭故事，2016年初曾经剪辑成片长1小时的短版纪录片《我和我的T妈妈》，后来重新剪辑成88分钟的长版。去年曾获得金马影展观众票选最佳纪录片。监制侯孝贤看了电影之后说：“这部一定要上院线”。
这部纪录片极度温暖而且真挚，导演深入观察了她年轻时就被迫嫁给一个暴力的丈夫，并有了两个女儿的同志母亲。通过摄影，黄惠侦得以进入母亲的内心世界，让她们可以一起将过去逐渐放下，与自己和解。
《日常对话》像是一场女儿对母亲的漫长告白，透过日常生活的影像和访谈细细的倾诉。黄惠侦从小觉得母亲老爱往外跑，只喜欢跟女朋友相处，回到家面对女儿却非常冷漠。透过镜头，她向母亲提出心中的疑惑，也才逐渐了解母亲背负着的故事。
下面是去年金马影展上，《日常对话》制作团队的现场交流实录：
以下是道哥在网络上搜集黄导演对影片的自述：
最早开始想要拍摄母亲的故事是1998年，我那时候二十岁，还在做牵亡（台湾当地在葬礼上为了纪念亡灵而举行的仪式）的工作。有一个纪录片导演来拍我和我妹妹，这是我这辈子第一次看到电视台做节目的摄影机、知道有一种电影类型叫做纪录片，那时候就开始想拍我们家的故事。于是先存钱买了一台摄影机，然后在小区大学学基本的技术，片中画面比例比较小的就是1998年左右的素材。因为我的母亲从1998年就开始被拍摄，拍日常生活时她根本不在意摄影机的存在，比较难的是要她坐下来访谈的时候，因为她不是一个善于用语言表达情感的人，而且那些过去都是她不想提的。
大家都以为拿着摄影机就会在人和人之间产生隔阂，可是其实我一开始就期待摄影机可以把我和母亲的距离拉近，因为没有摄影机的话我根本没有接近母亲的机会。
我的女儿基本上从头到尾都是跟着我们拍片，拍我们家的电影对她来说是一件有趣的事。她现在很爱拍照，像片尾看到的一样，会拿着小小玩具摄影机学我做的事，一开始拍我、访问我，后来去拍阿嬷，问阿嬷“你爱不爱我？”。片尾其实就是整部电影要说的事情：作为人，对于爱的追寻和质问，是与生俱有的。
这是一场我要和我妈妈告白的一场戏，担心我们可能都会不自在，所以架了三台摄影机，一台对着我妈妈、一台对着我、一台可以看到整个景，然后摄影师就出去了。
拍了三个小时，剪掉了蛮多部分。其实那三个多小时里沉默的时间很长，因为我们的沟通很笨拙，对最亲近的人什么都讲不好，也什么都不敢讲。有人问我们最后是怎么结束这场戏的，其实拍到最后是我情绪崩溃了，跟我妈说你先走。不然我们还会一直坐在那里，即便只是沉默掉着眼泪。她离开之后我就趴在桌上一直哭，直到摄影师上来把摄影机关掉。
录像记录下来的好处是，重新看的时候会有比较抽离的态度，因为当天对话时，我的理解不见得是正确的。
拍片目的很明确，就是想改变我和妈妈的关系，结果我看到我们的关系往很正面的方向发展。当我把我们的人生拍成纪录片的时候，然后把影片放在金马影厅跟观众一起看，突然可以隔着一点距离看到我们这对母女，她才真正理解我们之间发生了什么，我们互动为什么是这个方式。我妈妈平常是情绪起伏比较大的人，看完影片情绪突然变得很稳定，开心了一整个月，我很高兴看到她收到我要传达给她的讯息。
妈妈的前女友大部分住我们家附近，找到她们并不难，这些阿姨们答应的理由不一而足。我妈妈现任女友很爱讲话，之前那任很想被访谈，没访谈前我们在家里附近巧遇都觉得很不好意思。有些则是带着想找人抱怨的心情来的。这些生活在比较底层的妈妈们反而没有所谓中产阶级可能比较拘谨爱面子的心情，他们很理解人生都是这么回事，很辛苦的人生也是很值得与人分享的。
我的制片那时候从美国刚回来台湾，就是想帮台湾导演们，她在工作坊当讲师时，我是学员。帮我们配乐的林强二十年前是当红歌手的时候，有一次我做牵亡工作的时候，他来给亡者上香。后来我们在釜山的台湾之夜遇到，我跟他提起这件事，他也多问了一些我纪录片的内容，说要帮我们配乐，费用不用担心。跟侯孝贤导演认识是通过社运，因为我拍电影之前的正业本来是做社会运动，他胆子很大，帮一个不是科班出身的人拍的电影做监制，当时NHK想投资就用侯导的公司名义与NHK签约，后来找资金也比较方便。拍这部片一路真的有很多贵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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