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社会关系视角下的民族国家一体化建设——以墨西哥为案例（1929-2000年）

民族国家是建立在民族对国家认同基础之上的主权国家。在全球化日益拓展的今天，执着于同用一种语言、共享一种文化的单民族国家形态已经几近消失，而由多个异质性族群组成的多民族国家则成为民族国家表现形态的主流。两种民族国家形态的此消彼长体现出了对其两种理解的主流变迁，即偏重于种族-文化意涵的理解的式微，政治内涵成为首要原则。政治的民族与人民边界相同，是国家主权的拥有者，民族在国家框架下得到建构，囊括了国家内部不同血缘、文化有别的各民族群体，民族国家也因此变得更加多元、更具包容性。

然而，民族国家构成的复杂化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新的问题，如认同的割裂、族群间的矛盾与冲突、少数民族群体同国家的对抗、民族独立与分离的诉求行为等。这些问题都与民族相关，事关国家建设中国家对于暴力的垄断、政治秩序的维系，以及领土与主权统一的诸问题，关系着国家的生死存亡以及国家建设未来所能达到的高度，是国家建设的基本底线性问题与不可回避的“元议题”。因其共性，这些问题在理论上都可以统一归结为民族国家的一体化建设问题，亦即多民族国家的政治整合问题。

民族国家的一体化建设以国家认同的构建为核心。由于现代多民族国家的异质性特征与国族的建构性属性，民族能否对国家形成全面、坚定的认同，直接决定着民族国家一体化建设的状况。以上所述各种多民族国家的一体化建设问题，归根结底在于国内认同构建（及相应制度建设）的失败，是族裔认同与国家认同之间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前者凌驾于国家认同之上所致。因此，解决多民族国家整合性难题的关键首先在于破解身份政治的困局。

对于理解民族国家身份认同危机如何形成，又是如何制造了民族国家一体化建设的问题，国家-社会关系可以提供一个有益的理论视角。国家-社会关系视角及其背后蕴涵的国家能力等概念性分析工具，属于以国家作为分析的核心中轴的“关系型”理论。将其作为视角的有关分析可以将国家认同与族裔认同的张力问题置于国家建设的总体议题之下，以及国家—社会互动的框架视野之中。通过分析国家推进自身一体化建设的主观模式选择，以及国家相对于社会（非国家行为体）的能力变化，有助于理解民族国家一体化建设的状况及变迁。本文以墨西哥为案例，在分析墨西哥民族国家一体化建设的困境及演变过程的基础上，考察国家—社会关系视角如何应用于剖析多民族国家的一体化建设进程。

墨西哥是一个民族构成多元且民族高度融合的多民族国家。一方面，经过长达300年的族际通婚，占总人口比例达2/3的梅斯蒂索人成为了现代墨西哥民族的主要构成，墨西哥民族呈现出明显的“熔炉型”特点。长期以来，墨西哥政府也一直注重利用、引导族际结合与文化交融不断发展的社会趋势，通过秉持官方民族主义的政策导向，不断推进梅斯蒂索化的国家民族建设。另一方面，基于族群身份的认同并没有因为长期的同化进程而被完全压抑、消灭。其中，印第安人作为在政治、经济、文化发展中处于弱势地位的土著族群，其族裔认同不可避免地会随着自身处境不公感受的日渐明确与提升而得到强化。近期调查数据显示，墨西哥国内持有较明显印第安族裔认同的居民，仍占到总人口的15%-30%左右。墨西哥印第安群体的族裔认同与国家认同之间的张力，是自民族国家建立以来便长期存在的问题，二者此消彼长，制约着国家一体化进程。尤其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新自由主义和民主化改革以来，印第安群体两种认同之间张力关系进一步扩大，导致墨西哥民族国家一体化建设受到巨大的挑战。

目前，学术界侧重于从政府政策输入角度，尤其是从政治经济体制转型带来的政策转变角度，以及从印第安土著居民角度，对20世纪中后期印第安群体不满产生的历史渊源展开了深入探讨。20世纪中后期墨西哥政治经济危机的出现被视为关键历史节点，其引发的一系列改革及相关重大历史事件被认为深刻地影响了后来的墨西哥族际政治与国家建设。其中，萨帕塔自治运动的政治实践及其影响受到了学术界最为广泛的关注。相关研究成果针对印第安人族裔民族主义在观念层面兴起并付诸行动的主要原因进行了深刻剖析，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改革后墨西哥印第安人面临的经济、社会、文化发展困境。但是，这些分析对于回应墨西哥长期以来为何难以走出民族国家一体化建设的困局还有所不足，需要补缺拾遗。一方面，当前多数研究者普遍认20世纪七八十年代改革前印第安群体的国家认同推进了墨西哥民族国家一体化建设，并未充分意识到这种国家认同的脆弱性和不稳定性，及其对后来国家建设埋下的隐患。另一方面，主流研究倾向于针对政治经济改革前后印第安群体自身遭遇的诸多问题进行深入探讨，国家存在只是被当作导致相关民族问题出现的先导原因来加以考量，而不会被当作与族裔认同崛起同一层面的变量进行分析。

基于以上认识，本文尝试从以下两方面，弥补对墨西哥民族国家一体化建设问题研究的薄弱之处ꎮ其一，在问题设置中“找回国家”，将墨西哥民族国家一体化建设中相关民族问题的研究置于国家与社会关系视角下进行考量。具体来说，即以国家-社会关系为分析视角，将国家能力的强弱与国家-社会力量对比作为分析要素，解释墨西哥印第安人族裔认同与国家认同之间的内在张力及两种认同程度的强弱变化，分析不同时期墨西哥民族国家一体化建设困境产生的原因。其二，在时间线索方面，以墨西哥1929年政党政治的建立为起始时间节点，综合考察至20世纪结束这段时期内墨西哥民族国家一体化建设的状况。长时段的考察，可以在墨西哥民族国家一体化建设的问题框架下直观地比较墨西哥政治经济体制变革前后国家一体化建设的不同困境，显示出不管是“强国家与弱社会”抑或“强社会与弱国家”，都无助于印第安人自觉地形成稳固的国家认同，都不是能使墨西哥走出一体化建设困境的理想的国家-社会关系形态。同时，长时段分析还有助于凸显导致某种历史结果的结构性塑造作用，这将使得国家-社会关系的分析视角能够更充分地运用于解释墨西哥民族国家一体化建设的困境。

当前学界对于国家-社会关系的认识具有两点主要共识。一方面，国家-社会关系理论继承了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找回国家”学派对于国家性和国家能力的强调，关注国家完成自己想做之事的意愿与能力。另一方面，该理论又部分摒弃了国家中心主义的观点，将国家置于国家-社会关系中去理解，承认国家完成自身目标能力的有限性，国家不是能够随心所欲完成一切所求目标的利维坦，而是需要在与社会互动博弈的过程中实现自身目标。因此，在国家-社会关系视角下对墨西哥民族国家一体化建设情况进行分析，应是在考察不同历史阶段墨西哥国家能力状况的基础上，充分认识到国家-社会力量对比的不同如何对印第安人族裔认同及其与国家认同间的矛盾施加持续却有所不同的影响，从而结构性地塑造当时的墨西哥民族国家一体化建设水平。

在国家-社会关系视角下，首先需要考察作为基础变量的国家能力。重视国家-社会关系中国家能力强弱的改变，亦是对前文所述的墨西哥民族国家一体化建设研究中国家方面影响因素部分缺失的弥补。在墨西哥案例中，国家能力的强弱既在客观上从国家层面直接影响其国家-社会力量对比并决定着国家在民族事务中所能施加影响的大小，进而影响国家一体化建设；也通过在主观上激起或压制印第安人族裔认同，影响印第安人对墨西哥的国家认同，使其采取被动接受整合或主动反抗的不同策略，从而在社会层面间接地影响国家-社会力量对比并对民族国家一体化建设施加影响。由于国家能力（具体来说即专制性权力与基础性权力）的强弱不同，改革前后的墨西哥国家-社会力量呈现出两种截然不同的对比形态，从而使得墨西哥两段历史时期的国家一体化建设表现为实质相反但逻辑相连的两种困境。

具体而言，从墨西哥政党政治建立至政治经济体制全面转型的这一时期，墨西哥具备相对强大的国家能力，以“强国家、弱社会”为国家-社会关系的表现形式。其民族国家一体化建设的困境可以归纳为国家以强制力与以利益交换为重要手段，建立并维持一种控制型国家认同。正向来看，在这段被称作“墨西哥奇迹”的时期内，墨西哥建立并维持了一套一党主导型政治体制，依靠强大的国家能力，能够做到将民族群体强制而有效地整合进国家轨道，广泛而深入地推行国家一体化项目。一方面，印第安群体在一定程度上受惠于革命制度党政府的庇护网络（革命制度党有能力维持这一网络是重要前提），其围绕各项权利诉求与国家间的矛盾还未彻底激化，因此尚未产生明确而强烈的族裔认同。另一方面，革命制度党政府具备依靠强制力推行自身一体化意志与主张的强大能力，依靠职团结构的各种组织、机制，将印第安少数族群牢牢统制在国家轨道之内。因此，这一时期墨西哥一体化建设的积极正向作用相对而言会更受学界重视。这一认识本身的确存在其内在合理性。

但同时需要认识到的是，这一时期墨西哥建立起来的国家认同实际上是一种充满强制性与工具理性内涵的控制型国家认同。如果将改革前后的两段时期联系起来分析便不难发现，依靠强制性与工具性的利益交换建立起来的国家认同，非但不是通向稳固、和谐的民族国家一体化建设的康庄大道，反而是不稳定的序曲。由于改革前期墨西哥强大的国家基础性权力不可能长久持续，强势的专制性权力无法长久维持，以国家统制社会、国家-社会力量对比严重失衡的状态便难以一直存续，这就进一步导致建基于此类国家-社会关系之上的民族国家一体化进程看似坚固，实则危机四伏。这种一体化状态是一种有效但非有机的状态，暗藏的危机会随着这种国家-社会关系的解体而瞬间爆发。由此而言，改革后期墨西哥一体化危机的总爆发实际上很大程度是对前期国家建构控制型国家认同的一种回应性结果。

遭遇政治经济危机后，墨西哥被迫开启了国家政治经济体制的全面转型，国家能力大幅衰落，国家-社会关系扭转为“强社会、弱国家”状态。至20世纪结束（具体以2000年墨西哥首次政党轮替发生为结束标志），这段时期可以被视作墨西哥的改革震荡期。期间，墨西哥国内印第安人对自身身份地位的不满日增，在各方面表达出了强烈的要求变革的诉求。印第安人族裔认同在这一过程中全面崛起，开启了广泛持久的反抗运动，众多地方民族自治机构不断涌现，使得墨西哥政府失去了对这些地区进行直接统治的基础条件。这种情况不仅制约着墨西哥国家认同的重塑，而且对墨西哥国家的统一性造成了巨大挑战，进一步加剧了墨西哥民族国家一体化建设困局，使墨西哥几乎堕入国家一体化危机。

从国家-社会关系视角看，改革后期墨西哥民族国家一体化建设困境出现的原因与前一时期正好相反，恰恰是由于国家能力全方位的衰落，以及国家-社会力量对比180度扭转为“强社会、弱国家”状态。体制全面转型后的墨西哥在国家能力的两个重要维度都遭到了极大削弱，国家无法再进行强制性整合、重塑控制型国家认同；也无力回应民族群体的各种诉求，无法妥善解决一系列对国家整合客观上产生消极影响的民族问题。国家在解决民族问题方面缺乏积极意愿与相应能力，那么社会行为主体就会相机崛起，填补国家在该领域功能上的缺位。大量的印第安自治实践相继成功并得以维持，就是社会中的民族群体与国家竞争社会控制、承接起曾经属于国家的相应职能的结果表现。在这一过程中，印第安人自治实体通过向本地区提供包括奖赏、惩罚与符号构造在内的生存策略，不仅在很大程度上瓦解了印第安群体成员对国家的认同与效忠，强化了印第安人族裔认同优先的意识；同时也使国家失去了对领土的实质性掌控与对暴力的垄断，使得作为国家一体化基本条件的国家统一性（即国家领土与主权的统一）也出现了巨大问题。因此，极端化的“强社会、弱国家”状态也不是墨西哥需要的能够有机凝聚国家认同、弥合少数族裔认同与国家认同之间张力从而实现多民族国家一体化建设的国家-社会关系形态。

由此而言，理想的多民族国家一体化建设情况，应该既不去试图建立一种基于强制性或利益交换的控制型国家认同，也不能忽视少数族裔的正当诉求，放任族裔认同无序发展，乃至超越国家认同的第一性。笔者认为，墨西哥民族国家一体化的健康发展应该建立在国家能力适当发展，即基础性权力（尤其是基础性软件条件）稳固发展而专制性权力边界得到控制的基础之上，通过积极妥善回应少数民族群体在政治、经济、文化领域的诉求，协调国家-社会关系，消解族裔认同与国家认同间的张力，使印第安人建立起发自真心的国家认同。

墨西哥在早期国家建设阶段，依靠国家强制性以及国家与社会中各民族群体的利益连接和交换，构建起了一种控制型国家认同，服务于其多民族国家一体化建设的目的。然而，这种控制型国家认同并非建立在广大印第安人发自内心认同的基础之上，因此从建立之初就缺乏牢固的根基，仅仅敷于表面。从国家-社会关系视角看，由于该认同赖以维系的强大国家能力与“强国家、弱社会”的极端化的国家-社会力量对比是不可持续的，所以这一类型的国家认同注定是脆弱的、不可能长期维持的。控制型国家认同的建立与维持粉饰了一种“太平无事”的状态，却隐藏了民族国家建设的真正困境——即国家认同与族裔认同之间的张力没有得到弥合，而仅仅是以表面上强势的国家认同整合了未成熟的族裔认同的形式得到了遮掩。同时，掩盖困境本身又加剧了困境的演化，使得民族矛盾在不经意间越积越深，变得积重难返。从长期结果上说，墨西哥早期建构控制型国家认同的努力，最终必然要以国家认同与少数族裔认同之间矛盾的爆发为标志而宣告破产。

由此而言，早期墨西哥民族国家一体化建设的成就与困境，其实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是一个原因的共同结果。从国家-社会关系视角考量，其民族国家一体化建设的成就与困境都根源于当时强大的国家能力以及由此形成的“强国家、弱社会”的国家-社会力量对比关系。因此，要解释该时期民族国家困境产生的因果机制，就无法脱离当时民族国家一体化建设中正向、有效的一面单独来谈。且必须回到当时墨西哥国家-社会关系当中，考察墨西哥凭借强大的国家能力对印第安人各个方面的整合如何维持了一种形式上有效的国家一体化，使得这一时期的国家认同尽管看上去显著，完全盖住了印第安人的族裔认同，却恰恰使得困境隐藏在这“有效”的一体化的背面。只有明晰了成就与困境之间的辩证关系，才会明白这一时期墨西哥全力建构的控制型国家认同为何反而是其民族国家一体化建设的困境所在。

从1929年墨西哥第一个全国性政党国民革命党成立，墨西哥政党政治初步建立，至20世纪七八十年代政治经济体制改革全面启动之间的这段时期，墨西哥国家能力不断增长，形成了强大的专制性权力与基础性权力，实现了对社会的全面统制。职团结构是革命制度党统制社会的重要中介，借助于该结构，革命制度党充分地吸纳了过去游离于体制之外的组织与个体，使国家与社会中的各民族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职团结构的整合功能，其一体现在强制，其二体现在利诱，可以用“胡萝卜加大棒”作形象归纳。一方面，国家通过官方党与职团实现了对社会的有效控制，职团部及其各主要全国性组织依附于政府与官方党，通过掌控决定社会组织是否合法的权力，从而对包括印第安群体在内的各类社会群体进行统治。国家专制性权力与基础性权力的强大对于建立强制性控制型国家认同的作用，在这里得到了十分鲜明的体现。另一方面，政府、职团、社会三方又表现出一种相互依赖的利益交换关系。政府及官方党在这一过程中通过职团这种中介组织给予社会中的不同群体以利益扶持，从而换取相应的政治支持，建立起国家认同，实现政治整合。这集中体现了国家基础性权力中“基础性软件条件”作用的发挥如何帮助建立利益交换性的控制型国家认同。通过强制与利诱的共同作用，在20世纪国力最鼎盛的“黄金30年”间，墨西哥在文化、经济与政治领域实际上建构并维持了一种形式上的国家认同，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压制或吸纳了印第安人的族裔认同，使其在一定时期内未能得到显现。当然，这种民族国家一体化建设终归是有效但非有机的，三大领域的控制型国家认同需要特定的国家-社会关系作为条件支撑，是这一时期墨西哥一体化困境存在的关键原因。

文化方面，墨西哥着力构建一种强制性控制型国家认同。这一时期，墨西哥主要奉行以民族同化为导向的一体化政策，在语言教育上推行通用语言西班牙语，使文化风俗习惯梅斯蒂索化，并推动印第安人融入，增强国家民族的同质性。一方面，墨西哥国家在基础教育阶段采用过渡性双语教育模式，意在最终使印第安人舍弃母语，迫使其失去重要的族裔身份纽带，从而实现梅斯蒂索化。过渡性双语教育的具体内容是，在最初的教学过程中先使用学生的母语作为教学语言，而后逐渐以西班牙语替代，直至最后的完全西班牙语化教学。如此一来，到了五、六年级的完全西语教学阶段，印第安语言短暂的“拐杖功能”便将消失，从而可以被尽快地抛弃。这一政策的顺利推进明显地体现了墨西哥国家可以极大程度上不经社会同意，推行自身意志主张的专制性权力，足可以依靠强制力推动文化层面国家认同的建构。另一方面，国家还通过原住民研究所不断改造印第安社会，通过文化教育使印第安人的习惯与文化观念发生改变，进而融入主流社会。在印第安聚居区，国家建立了大量的寄宿制学校，通过教育灌输传播梅斯蒂索文化，对印第安儿童进行观念重塑，力求通过经年累月的统一性与同质性教育，实现削减、祛除印第安人对于其村社和部落认同的目的。墨西哥这种强制推行西语化与文化上梅斯蒂索化的行动，实际上与1917年宪法保护土著语言与保护文化多样性内容相悖。尽管国家可以依靠强制力在全国施行同化政策，但是也强化了印第安人的边缘感受，激起了印第安人私下对自身族裔身份的认同与保守，从而为后来印第安人运动的兴起埋下了种子。

经济方面，墨西哥构建起一种利益交换性控制型国家认同。30多年的经济中高速发展为墨西哥强大国家能力的具备与维持提供了动力，使革命制度党政府成功构建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庇护网络，分享发展红利。墨西哥呈现出了一定程度的福利国家属性。因此，尽管受惠程度相对较低，但是印第安人依旧从高速发展的“黄金30年”中有所获益，这就为该时期印第安群体国家认同的保持提供了有利的物质基础。一方面，原住民研究所推出了一系列旨在改善印第安人居住地区落后状况的政策举措。通过为印第安农民建设学校、道路和供水系统，建立现代化的乡村医疗机构，提供种子、化肥、农具和杀虫剂，革新农牧业生产技术等，极大地改善印第安人的经济、卫生和生存环境。另一方面，通过职团结构，墨西哥还成功实现了对印第安精英与大众的利益整合。在对印第安村社中的地方卡西克等原住民精英或地方领袖进行利益分配的过程中，国家掌控了印第安群体的中上层精英，从而实现了一定程度上的间接统治。而藉由农业职业社团在土地分配与改革中的垄断地位，各类农业职业社团成功吸纳了广大的印第安农民。全国农民联合会作为国家层面的官方农业利益社团，在相当长时间内都是印第安民众获取土地和资源开发的主要渠道，几乎所有的印第安民众都加入了这一职业社团。革命制度党利用农业部及其下辖的职业社团，强化了职业身份在民族国家建设中的作用，一定程度上以经济上的农民身份置换了文化上的印第安土著族群身份，从而保障了经济层面印第安人的国家认同。不过，这种以物质基础为支撑的利益交换型国家认同本身存在较大瓦解隐患。一旦国家经济发展的“蛋糕”无法再继续做大，国家基础性权力中“基础性软件条件”难以继续供给，印第安群体无法再从国家发展的红利中分得一杯羹，其生存环境恶化，那么，印第安人对于过去隐而不显的经济不平等问题便会变得格外重视，原来被压制的族群认同就会变得明确而强烈。

政治方面，墨西哥构建了一种综合性的控制型国家认同，强制性与利益交换共同作为该领域构建国家认同的重要作用因素。在地理与职业两个维度上，国家通过技术手段对印第安群体的身份进行了分散重组，将之纳入了国家统一的政治发展轨道。在职业维度上，印第安人被划归隶属农业部的全国农民联合会领导，文化层面的印第安人被国家有计划地向职业层面的农民引导转变，一定程度上达到了以国家指令规划消减印第安人族裔认同基础的目的。同时，对印第安农民的日常管理主要由地理维度上的一个个地区性的农村村社负责，具体权力由村社卡西克们所掌握。国家将新卡西克体制作为重要的基层政治运作模式，依靠新卡西克连接国家精英集团与村社印第安农民，发挥压制农民反抗、组织农民政治参与和投票等功能”。这一过程中，国家通过利益交换收获了印第安精英的国家认同，又通过这些新卡西克强制推进了控制型国家认同在印第安村社的确立。作为全国农民联合会的基层领导，新卡西克间接掌控了土地分配与征收的权力，这便掌握住了广大印第安农民的命脉。有学者统计了墨西哥1952-1967年间的六次选举，发现在印第安人聚居的伊达尔戈、塔瓦斯科、恰帕斯等南方州，革命制度党的得票率能高达95%以上，远高于工业化程度高的联邦区等地区。依靠强大的国家机器，这一时期墨西哥将印第安人进行了有效的政治整合。然而，这种形式的一体化同样是有效但非有机。基于威逼与利诱的一体化结构明显受制于国家能力强弱的变化，表面上的国家认同与政治支持是脆弱而禁不起考验的，当职团结构的效能减弱甚至瓦解，觉醒了的印第安群体将不再甘于处在一种被迫的、机械的国家整合状态下。

20世纪中后期墨西哥政治经济体制的全面转型为过去墨西哥的“黄金30年”画上了终止符，从根本上扭转了前一阶段的国家-社会关系，也为墨西哥国家一体化建设带来了新的、更加艰巨的挑战。如果说改革前墨西哥民族国家一体化建设的困境还只是以建构控制型国家认同的形式，使国家认同与族裔认同间的矛盾长期积压、隐而不显的话，改革后的困境则直接表现为印第安人各方面诉求的全面兴起，明确与强化了印第安人的族裔认同，致使族裔认同与国家认同间的矛盾公开化、白热化，且导致国家一体化建设最基本的领域——国家统一性出现了问题。在国家-社会关系视角下，具体分析改革后墨西哥国家一体化建设存在的困境，理解诉求型族裔认同崛起带来的两种认同张力激化以及国家统一性问题，需要从墨西哥国家能力的改变和国家-社会力量对比的变化入手做出解释。

从国家能力的变化来看，这一时期墨西哥的国家能力相比前一阶段出现大幅衰退。国家作为一个行动主体，在解决民族问题、进行民族治理进而获得印第安人国家认同方面缺乏相应的意愿与能力，面对印第安人诉求的高涨，无法将觉醒的印第安人民有机整合进国家一体化轨道。国家自主性是国家能力的意志性基础。体制改革后，墨西哥的国家自主性减弱，国家不再致力于改善印第安人生存状态。国家认同建构在国家议程中的重要性下降，一定程度上让位于国家自身的获利目标。同时，墨西哥国家能力在专制性权力与基础性权力两个维度出现不同程度的下降。国家失去了过去依靠强制性与利益交换来构建国家认同的能力，也在解决民族问题、构建有机的国家认同方面表现乏力。

既然国家能力的衰落使得国家无力回应印第安人的诉求、解决土著居民的问题，那么社会中的族属力量就会相机崛起，填补国家缺位带来的权力真空。改革后，印第安人不仅在各方面积极表达自身诉求，同时，面对国家对自身诉求的无效回应，还通过自我组织与自治实践来寻求解决之道，倒逼国家做出改变。墨西哥印第安人组织力量的崛起与其国家能力的衰落正相对照，国家-社会关系在这一时期由国家统制社会变为国家与众多社会行为主体竞争社会控制。印第安人的自我组织与治理不仅在一定程度上分化了国家认同，将觉醒的族裔认同进一步增强，同时也在客观上导致了作为国家一体化建设重要方面的国家统一性出现问题。

具体从政治、经济、文化三个层面分析。政治、经济领域印第安人的诉求大多未能得到国家的有效回应。国家一方面无力回应印第安人的迫切需要，另一方面又在一些相关问题上与印第安人拉锯博弈，这些都不断消耗着印第安人的国家认同，是导致改革后印第安人族裔认同持续强化、国家认同不断衰落的根本诱因。相比之下，文化层面印第安人的诉求很大程度上得到了国家的回应，没有成为这一时期加深族裔认同与国家认同之间张力的症结。

在文化层面，国家能力的衰退与国家-社会力量对比的改变并未像在政治、经济领域那样阻碍国家认同的重新构建。其原因主要在于，国家对印第安人文化诉求的回应成本相对较低，而收益较快、更明显，国家更有动机、有条件调整文化政策。所以，民主化改革后，当墨西哥国家的专制性权力大幅下降，不再具备过去不经社会同意就强制推行政策的能力时，文化领域成为了率先发生改革的部分。面对20世纪70年代开始印第安人日渐高涨的不满现行文化教育政策的抗议呼声，国家不再试图维持一种霸权的官方民族主义话语，在语言文化上将过去的过渡性双语政策调整为双语跨文化教育。文化教育政策的转变与教育模式的改进很大程度上回应了印第安人要求文化多元、重视土著文化的诉求。尽管也有萨帕塔自治区教育实践这样的非官方教育形式的存在，却不是源自于印第安人文化诉求的表现，而更多的是政治上的自治诉求行为带来的副产品。因此，从长期考虑，墨西哥国家-社会关系的改变实际上在缓解文化层面的族际矛盾、调和族裔认同与国家认同之间的张力方面具有积极意义。不过，就短期来看，文化政策的整体转向对于墨西哥民族国家一体化建设仍然带来了一定的消极影响。多元文化教育的实行使印第安人更了解自身的历史文化，更重视自身的独特属性，进一步明确、强化了其族属层面的身份认同。在墨西哥族际政治经济不平等状况依然显著的条件下，仅文化方面的改变并不足以扭转印第安人族裔认同强化而国家认同衰落的趋势。相反，族裔文化身份的明确为印第安人持续捍卫自身政治、经济利益奠定了意识形态的基础。

在经济层面，改革后印第安人利益诉求持续高涨，而国家缺少回应印第安人日渐增长的经济权利诉求的意愿与能力。这导致墨西哥社会抗争频发，印第安人在利益表达与抗争的过程中族裔认同不断强化。国家能力的变化是墨西哥经济上难以重构国家认同、实现民族国家一体化建设的根本原因之一。墨西哥自由化、民主化改革后，威权因素并没能从墨西哥政治生态中根除，反而与经济性权力合谋，形成了大大小小的政治寡头与商业金融精英的联合体，破坏了国家自主性。这一过程中，裙带资本主义迅速发展，国家作为一个独立行为主体提出独立目标的能力减弱了。过去以大众利益为核心的社会政策体系转变为以商业精英与金融经济寡头利益为核心，从而使得国家在制定改善民生的政策以及保障少数民族群体权益时，会不可避免地涉及商业精英的利益并受其影响，做出偏向于后者的政策决定。土著居民在权益受到漠视甚至损害的情况下，也难以形成对国家的认同，不免要做出相应抗争。恰帕斯州的索盖人在格里哈尔瓦河水电站开发过程中的抗争，便是国家政治精英与商业精英合谋，忽视印第安少数群体的基本权利而引发的社会结果。同时，在国家基础性权力方面，墨西哥提供公共产品、解决民族问题、实行国家治理的能力也减弱了。新自由主义改革后，国家并没有很快实现经济恢复，反而由于贸易和金融自由化的步伐过快，接连受到经济危机与金融危机冲击，直到1996年左右才开始实现经济恢复。因此，国家经济能力的长期衰退制约了国家提供公共福利、进行再分配的能力，有限的国家财政支出几乎不会被分配给处于不平等链条底端的印第安土著群体。墨西哥国家人口与统计局数据显示，从1990年到2000年的10年间，恰帕斯州遭遇食物短缺的贫困人口占比从46.2%上升到53.3%，遭遇财产短缺的贫困人口占比从75.1%上升到79.1%。在全球化冲击中失去国家庇护的土著群体边缘感不断加深，自身族属认同加强，更难形成对国家的认同。

国家在回应印第安人经济诉求、改善经济环境方面的作为缺失，必然会持续激发社会层面土著居民维护自身权益的行为，客观上推动社会力量的崛起，并使其在不断抗争的过程中强化自身的族属认同。新自由主义改革后，国家为适应贸易自由化需要，取消了一系列对印第安农民的保护政策，印第安人贫穷状况进一步加剧，使其迫切认识到自身贫穷的地位必须改变。新的《农业法》颁行后，墨西哥废除了传统的村社土地所有制，结束了对土地长达70年的分配与保护。国际低价农产品的进口极大冲击了墨西哥国内农业市场，印第安农民多居于中南部各州从事小农经营，故受冲击最甚。取消政府支持、废除价格保障、减少补贴与取消关税壁垒极大地损害了印第安人的利益，造成农场破产的普遍发生。土地兼并、良田旁落，大批印第安村社在这一过程中瓦解，原住民失去土地。萨帕塔运动的爆发与土地改革在恰帕斯州的实际进程直接相关。失去土地的印第安农民同时也失去了对国家的认同，反过来其又成为印第安人自治组织的重要生力军。除贫困问题外，经济利益常常受到侵犯也是印第安人明确自身经济族属身份的重要原因。印第安人聚居的中南部各州自然资源丰富，国家联合商业集团对这些地区资源的开采常常构成对印第安人权益的侵犯，激起土著居民的抗争。格里哈尔瓦河流域水电站项目的开发改变了河流沿岸的小气候，降雨量增大导致沃土长期遭冲刷，水土流失严重，沿岸索盖人村社咖啡、玉米和香蕉产量大幅下降。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该流域越来越多的印第安村社加入了向政府控诉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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