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年之下望商鞅：担当生前事，何计身后名

前言·能让人争论不休，也是种本事

一个复杂的历史人物，往往不能用简单的“好”或“坏”来形容，也不能用抽象的“成”或“败”来概括。于是，商鞅死的时候，被撕成了好几片，他死后，围绕他的争议把历史学界也撕成了好几片。

很多后人曾试图给他一个盖棺论定的评价。可是该怎么评价呢？大秦帝国崛起的道路上，镌刻着他的足迹，大秦王朝崩塌的废墟里，掩映着他的阴影；他看上去很成功，不仅让国家变得强大，自己也体验了常人无可企及的富贵荣华，他似乎又很失败，不仅给国民带来痛苦，自己也遭遇了常人无法经验的身死族灭。于是，后人崇拜他，也鄙夷他，赞颂他，也唾弃他，“棺”虽早已盖上，“论”却定不下来。人们大概只在一点上能达成共识，那就是不管你喜欢他还是讨厌他，都不能无视他的存在，都绕不开他的历史。

因为在华夏文明共同的源头上，有一段历史，是他创造的。

我无意抬高或贬低这个人。只是，如果千年之下，他的名字依然没有湮没于尘埃，那还不能印证他的杰出吗，如果千年之中，人们围绕着他的名字争论不休，那还不能说明他很了不起吗。

请注意，“杰出”和“了不起”在这里都是中性词，无关“好坏”。我只想借此表达：他是个值得详细侃一侃的历史人物。

顺便说一句：侃历史的文章，一般都比较冗长乏味，而这一篇，尤其冗长乏味。所以，读者看不完就关我是理解的，看完了骂几句我也是理解的，只是斗胆请求各位：如果您想骂，那麻烦您看完全文之后再骂，而不要看到第一句不喜欢的话就骂。

说不定后面我会提到，我也不喜欢呢。

一·被误会的法家

商鞅原来叫公孙鞅，因为他是卫国人，所以也叫卫鞅。至于“商鞅”这个现在大家最熟悉的名字，则是他混出来之后才有的，当他活着的时候，如果有人当面叫他“商鞅”，他可能还要愣一会儿才能意识到是在叫他。

当然，甭管商鞅叫“卫鞅”、“公孙鞅”，还是叫“商君”、“大良造”，都无所谓，反正大家知道说的是他就行了。只是，这件事或许反映出一个问题：“当时”和“后人印象中的‘当时’”是有区别的。后人看到的历史，多半是被加工处理过的文字记载和高度概括的抽象概念，而当时那些鲜活、具体、复杂的细节，则湮没在漫长的时空距离之中。如果现在的我们看五十年前的电影，还会产生很多理解上的偏差，又怎么能指望通过两千年前的竹简来还原“历史的真实”呢？

但我们也没有别的办法。像“沙丘之谋”这种事，据说只是胡亥、赵高和李斯三个人的私聊，可是司马迁不知从哪搞来一段聊天记录，说得活灵活现，我们也只能相信。还有《商君书》这本号称“集中体现商鞅思想”的著作，吕思勉说它真是商鞅写的，郭沫若说它真不是商鞅写的，到底是不是呢？反正我们也没见过商鞅的稿费收据，只能说不知道。

这样说起来，后人对历史产生一些误会，大概是不可避免的。当然，我不是说既然这样咱干脆别研究历史了，而是说“模糊”和“不确定”才让历史更有魅力——当面对着一个复杂的历史人物或事件，如果我们只从一个角度切入，只知道一些固定的、表面化的、答案式的知识碎片，可能容易偏离真相；但如果能从多个角度审视和思考问题，或许更接近真相也说不定。

商鞅和秦孝公见面的故事就是个很好的例子。在这场经典程度堪比屌丝到世界500强公司面试的会谈中，商鞅先是给秦孝公讲“帝道”，把秦孝公讲得哈欠连天；又讲“王道”，秦孝公还是提不起兴致；接着讲“霸道”，这回秦孝公有点动心；最后讲“富国强兵之道”，忽悠得秦孝公直呼相见恨晚：哎吆我去，人才啊这是！

现在人们说起这个故事，通常都感叹商鞅的聪明博学、灵活多变，可是换个角度看，他自己的信条到底是“王道”、“帝道”还是“霸道”呢？他真的有非常明确和坚定的信条吗？

可能，商鞅早就料定秦孝公对“帝道”和“王道”不感兴趣；可能，他只是在试探秦孝公变法的决心；但也可能，他本身就是个“推销员”，客户喜欢哪个“道”他就讲哪个“道”，反正只要把自己“推销”出去就好。

我知道大家不愿相信最后一种可能，我也不愿；何况从商鞅在变法中的坚定程度来看，这种可能性似乎也不大。但这至少能说明一个问题：商鞅，以及他所代表的法家，或许并不像人们想象中那么一根筋。

法家经常给后人留下一根筋的印象。甚至，有些人一听“法家”这个名字，就下意识地以为这家人都强调现代意义上的“依法办事”，仿佛他们如果也搞点变通、耍点心眼、玩点权谋，就不算“法家”了。但事实可能并非如此。就拿商鞅来说，他属于法家三大流派——“法”、“术”、“势”中的“法派”，比什么申不害、慎到之类要“现代化”得多，但就算如此，他的套路其实也还是“法令”和“权术”的结合体。

顺便声明一下：我不是以现代的标准苛责古人，只是说，古人毕竟是古人。

当然，商鞅虽是古人，但他的很多思想放到今天也不过时。比如，他很看重“明确所有权”这件事（《商君书》中的“定分”就是确权），在他看来，只有确权才能“止争”。为了说明这个问题，他做过一个很形象的说明：“一兔走，百人逐之，非以兔可分以为百，由名分未定。夫卖兔者满市而盗不敢取，由名分已定也。”这话实际上等于在说：商业交换之所以成为可能，正是因为商品的所有权归属明确；要是法律不保护商贩对兔子的所有权，那谁还掏钱买，直接抢不就得了。

又比如，商鞅注意到了国君更替对国家发展的影响——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这些烜赫一时的霸主去世后，他们的国家都没能长期维持霸业，这说明光凭国君的个人素质来治国是不靠谱的。可是，当时的血缘继承制又没办法保证每一代国君都杰出，于是他设计了一种新的解决办法：用“法治”来取代“人治”。他认为，一旦法条确定了，甭管每一代国君想干啥，他都得在法条的框架里干，这样一来，在没有“明君”的时候，“良法”也能让国家继续运转。这个思想后来被韩非子继承。

再比如，商鞅知道光“立法”还不够，“执法”也同样重要。他说，法律这玩意的权威和效力到底有多大，取决于它能在多大程度上实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要是有钱就能保外就医，没钱就得蹲号子，那老百姓就不会服气，更不会敬畏你的法律。所以，虽然他自己也是“大夫”的一员，却特别反对“刑不上大夫”，一有机会就狂喷这种规则。更难能可贵的是，他还提到了执法中的“自由裁量”问题——他发现，法律条文写得越深奥、越模糊，老百姓越搞不懂，负责执法的官吏的权力就越大，因为解释权在他手里，他说你犯法你就犯法，你半点脾气都没有。为避免这种情况，商鞅规定“诸官吏及民，有问法令之所谓也于主法令之吏，皆各以其故所欲问之法令，明告之”，又说“故圣人为法必使之明白易知，名正，愚知遍能知之”，意思是法律第一要公开透明，第二要通俗易懂，让最笨的人也能搞清楚到底哪些行为算是“犯法”，这样官吏就不敢乱来。

这样看来，商鞅确实是个挺“现代”的人，如果他能活到今天，开个“商君说法”之类的公号，应该也能圈不少粉。不过，他也不是处处都“现代”，比如秦孝公的儿子赢驷（后来的秦惠文王）犯了事，该受“墨刑”，他却把这刑罚给了太子的两个老师，理由是“你们咋教的孩子”。

这事儿要搁在今天，等于说初中生在街上打了人，警方却拘留他的班主任，绝对是个笑话。可是在商鞅的时代，这件事却很严肃，别看他没有直接处罚太子本人，竟也让太子记恨了一辈子，日后他被车裂，这是祸因之一。

这是因为我们理解的“不平等”，在他那个时代已经“平等”得过了头。这种“法家”与“法治思维”的区别，只有代入当时的情境才好理解。

不过这还只是时代差异造成的小区别。至于那些更本质的区别，就不仅仅是时代的问题了，它们是两种截然不同的三观。

二·被放大的善与恶

在法学领域，一直有个不怎么热门、却又时不时被争论一番的话题：“恶法亦法”和“恶法非法”到底哪个对。举个例子，人类现存最早的成文法《汉莫拉比法典》规定，上等人打死奴隶，赔点钱就完事了（而且还不是赔给奴隶的家人），那么奴隶应该遵守这项规定吗？要说不该遵守吧，它毕竟是以国家名义颁行的，再怎么说也是“国法”，岂能不守；但要说应该遵守呢，这“法”又有点不大人道，毕竟奴隶的命也是命，岂能如此草率对待。

所以到了现代，主流法学思想一般都承认“民众是立法的主体”，也就是说，法律必须保证国民权利和义务对等，而且一部法律只有获得绝大多数民众认可（至少是不反对），才能对民众产生约束力。这基本上已经等于承认“恶法非法”了。可是商鞅显然不这样认为。在他搞的秦法中，国民的权利和义务是不大对等的，等级是比较森严的，刑罚也是比较严酷的。

比如商鞅曾说，“民弱国强，国强民弱。故有道之国，务在弱民”。这话什么意思呢？大部分学者认为，它说的是“国民不敢触犯法令，国家就强，国民敢于抗拒法令，国家就弱，所以好的国家一定要使国民不敢抗拒法令”，这个解释应该大致不错。但必须承认的是，从这句话的上下文来看，把“弱”理解为“不敢抗拒法令”多少有点牵强，所以也有些人认为，它就是字面上的意思。

商鞅确实不太喜欢“强”的民众。在他看来，民众一旦翅膀硬了，就会不听招呼、不好使唤，所以才说“民，辱则贵爵，弱则尊官，贫则重赏”，意思是“老百姓地位卑贱就会崇尚爵位，性格怯弱就会尊敬官吏，生活贫穷就会重视赏赐”。这几乎等于说“只有让民众变得渺小，他们才会有求于我、服从于我”，或者也可以理解为“一旦我把优质资源垄断起来，民众当然围着我转”。

从他的这些言行看，我固然不敢说他不关心秦民的幸福；但“实现秦民的幸福”确实不是他的目标。

那他的目标是啥呢？目标又该怎么实现？他的答案是“民之所欲万，而利之所出一。民非一，则无以致欲，故作一”，意思是“民众想得到的东西很多，可是能让他们飞黄腾达的途径，就只有种地和打仗；如果民众不想走这条路，就没法得到他们想要的东西，所以他们必须专心种地和打仗”。说难听点，这是要通过诱导，把秦民变成生产粮食和发动战争的机器，把秦国变成一座农场、一座兵营。

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秦法对“战”的奖赏极为优厚，惩罚也极为残酷：“其战，百将、屯长不得，斩首；得三十三首以上，盈论，百将、屯长赐爵一级”（百将、屯长在打仗时如果砍不到敌人的头，就砍他们的头；如果砍到三十三颗以上的敌人的头，就算达到了规定的数目，可以升爵一级）；“能攻城围邑斩首八千已上，则盈论；野战斩首二千，则盈论；吏自操及校以上大将尽赏”（围攻敌国的城市，能够砍八千颗头以上的，或在野战中能够砍两千颗头以上的，就算达到了规定的数目，所有各级将吏都能得到赏赐）。这是一个红果果的“鼓励屠杀政策”，秦人之所以极端崇拜“战功”、喜欢杀俘虏，可以在这里找到原因。

平心而论，战国时代是个“大鱼吃小鱼”的时代，要想在兼并战争中存活并胜出，不狠一点是不行的——你不砍别人的头，难道别人就不来砍你的头？从这个角度说，商鞅搞这样的政策似乎也无可厚非。只是，这种“人头请功”的套路让秦民彻底失去了对生命的敬畏，却不能不说是一种悲哀。

为了让秦民彻底变成暴戾的战争机器，除“利诱”之外，“威逼”当然也不能少，比如禁止秦民辩论和听音乐。这个要求在今天看来挺无厘头的，但商鞅自有道理：“辩慧，乱之赞也；礼乐，淫佚之徵也”，意思是“巧言善变，聪明有智谋，是民众违法乱纪的工具；儒家繁琐的礼节，使人涣散意志的音乐，是导致民众放荡的原因”。总之，他不喜欢那些能让秦民变得有思想、有品位的事情，在他看来，这些人最好终日忙碌于沉重繁琐的事务，脑袋被机械的工作占得满满的，忘记思考和做梦。

他这样做，不光是怕秦民反对他。据《史记•商君列传》记载，商鞅变法的时候，有一群秦民聚集起来，到京师“献词说好”，也就是拍商鞅的马屁。结果商鞅说，“谢谢你们全家”，然后把他们全家都被发配到边远地区。

他脑子当然没毛病。他只是不想让秦民掌握一丁点话语权，因为话语权一旦落到这些人手里，今天夸他固然可以，明天回过头骂他又何尝不可？再说，夸也不一定夸得到点子上，说不定夸着夸着就偏离了变法的本意，造成混乱。那还不如直接让他们闭嘴。

不过，话虽是这么说，真想让所有人都闭嘴，其实挺难的。商鞅和他的手下官吏再能干，毕竟也是少数，秦国那么多民众，七嘴八舌说啥的都有，他怎么可能管得过来？于是，他设计了“连坐”制度。

“连坐”说白了，就是让秦民互相监视、互相揭发。商鞅把每五户人家编成“伍”，每十户人家编成“什”，“什伍”之中一家犯了事，另外九家必须检举，否则跟犯事的人一同受罚。特别是担任“伍长”、“什长”的人，责任更大、罚得更狠，所以他们必须时刻盯紧自己的“辖区”，确保不出一点岔子——以前，能说能不说的话，说说可能也无妨，可干可不干的事，干干大概也可以；但“连坐”一出，能说能不说的、可干可不干的，就不要说、不要干了。

这个规则的效果可谓立竿见影：本来，光靠商鞅和他手下的官吏，无论如何盯不住那么多秦民，但有了这个规则之后，秦民自己盯住了自己。你还不能说这没有正面意义，毕竟它降低了秦民作奸犯科的概率，也节省了官吏来回巡逻、维护治安的成本。只是它的负面意义可能更大：“什伍”中的人们本来都是亲戚或近邻，平时就算不怎么相亲相爱，至少也不相恨相杀，可是在“连坐法”之下，他们却不得不彼此防备、互不信任。

从某种程度上说，“连坐法”放大了人性中的恶。要知道，在利益面前，有些人或许还能不为所动，愿意厚道待人；可是面对恐惧，大多数人只能被迫对同类露出狰狞。于是，秦民为了自保，不得不对周围的人关闭心扉，从而变得愈加冷漠和残酷。

同时，“连坐法”也放大了商鞅的恶。由于互相猜忌，秦民变成了一盘散沙，除了秦孝公和商鞅，再也没人能把他们全部凝聚起来。这样一来，商鞅推行法令自然是“如臂使指”，任何事只要他要求办到10分，下面的人出于讨好和害怕，自然会办到100分。

但这真的是好事吗？有时候是好事，比如只要有一个郡守兴修水渠、发展农业，得到商鞅的赞扬，其他郡守绝不敢不跟着这样做，这样“善”就被放大了。但也有时候不是好事，因为“一言兴邦”的反面就是“楚王好细腰，宫人皆饿死”。

其实商鞅并没要求每个人都必须检举自己的邻居，就像楚王的本意也不是要求宫人都饿死一样。只不过，当早已存在的潘多拉盒子被打开，当恶意的大潮涌来，没人能置身事外罢了。

最终，商鞅在逃亡时因他的严刑峻法而走投无路，弄潮儿本人也遭到了自己亲手掀起的大潮的反噬。不过有意思的是，商鞅死，秦法却没有死；潮水之下无人幸存，潮水却得以幸存。

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三·被推上单行道的大秦

商鞅没当过历史老师，却给后世史学界留下了一道很经典的思考题：若秦法真的是“恶法”，那秦民为什么要忍受它？就算他们惹不起，难道还躲不起吗？

对此，一个普遍的解释是“秦民质朴”。这话听上去好像是说秦民很傻，但事实上，“质朴”更接近一种精神上的空白状态：由于这帮人穷惯了，没见过“好日子”长啥样，所以“苦日子”对他们来说也就不那么难以忍受。

这话倒是实情。变法前的秦国，不光穷得叮当响，而且人穷志短，文化上也很low逼，虽然秦穆公时代雄起过一阵子，还是被东方各国瞧不起。也正因如此，秦孝公才会极力支持变法：老子蒸不起窝头，争口气总行吧！大良造，你可一定要帮寡人修理修理那帮孙子啊！

接到任务的商鞅微微一笑。他知道，这个任务虽然看上去光荣而艰巨，但事实上，列国中再没比秦国更适合实践法家思想的了：当时，风靡中原的儒家、道家、墨家，从未涉足过这片土地，什么“仁者爱人”、“道法自然”、“兼爱非攻”，秦民听都没听过，他们完全是一片文明的真空。也就是说，商鞅等于在一张白纸上作画，他不必适应秦民既有的文化习惯，也不用考虑妥协、修补和融合，只需要彻底的改变。

也只有秦国，才能实现彻底的改变。

然而“质朴”未必是商鞅变法成功的全部原因。要知道，秦民再“质朴”，也总归是人，如果大猩猩尚且珍视自由、渴望幸福，作为人类的他们又怎能甘做“农奴”？再说，从史料记载上看，秦民从一开始的“百姓苦之”“言初令不便者以千数”“相与哭孝公”，到后来“喜农而乐战”“道不拾遗，出无盗贼，家给人足，民用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有一个明显的转变过程，要说这种转变完全源自法家思想的“洗脑”，恐怕说不过去。

因此，更靠谱的解释可能是：商鞅变法在给秦民带来痛苦的同时，也给了他们实实在在的好处，用学术一点的话说，就是“废井田开阡陌打破了贵族对土地生产资料的垄断”，“军功授爵开辟了新的社会阶层流通路径”。当然，今天的我们不会觉得“万般皆下品，只有耕战高”是什么好事，但对那时候的秦国人来说，它至少比过去的“投胎决定命运”强多了。

——我不否认商鞅视秦民如蝼蚁、如草芥，但他至少给了这群蝼蚁和草芥一个凭汗水换前程的机会。当秦民觉得，“虽然眼下的劳役难以忍受、天边却闪现着希望的曙光”时，秦国的活力就得到了释放，“暴政恶法”也就不再那么触目惊心。

当然，“耕战”虽然总被放在一起说，但实际上“耕”的地位比不上“战”。比如《中国秦汉经济史》曾计算过商鞅变法后的秦国赋税，它的结论是，当时的实物剥削量（那时秦国还不使用钱）占秦国农民总收入的三分之二，劳役至少占劳动时间的七分之一，全部剥削量大概占到了总劳动量的五分之四。这样说来，秦国农民的日子其实并不好过。

好在他们还可以打仗。

秦国大概是中国历史上最“斯巴达式”的政权之一，就算达不到“全民皆兵”的程度，离那个境界也不太远。后人曾做过统计，仅在秦王赢政（也就是后来的秦始皇）发动的22场兼并战争中，秦军就砍了181万颗人头（注意，这是人头数，不是造成的死亡人数，后者估计还要大得多），抢掠的财富则只能用“不计其数”来形容。这当然也不是什么好事，但不能否认的是，它的效果很明显：对外战争既刺激了秦民的情绪，也拴住了他们的视线；他们压抑的情绪，在战争中得到了宣泄，失去的财富，在抢掠中得到了补偿。

或许，这才是商鞅和他的秦法大获成功的秘诀：他把“对内高压”和“对外扩张”结合在一起，把秦国变成了一台上紧发条的战争机器，而机器上的零件是不知道痛苦的——我不是说，他们不怕死，只是他们可以把自己的愤怒、伤痛和恐惧转移给别人。这也是秦国为什么一直维持严刑峻法、却能始终保持上升势头的原因。

商鞅本人的威望也有一半是对外战争造就的。如果没有河西之战，他恐怕不会获得“商君”的称号，秦民对他的敬畏也不会那么深。可以说，战争既是变法成效的试金石，也是变法者的纪功碑，这真是个好东西。

唯一不好的是，秦国一旦走上这条路，就不能回头，也不能停下，因为一旦停下，秦民的痛苦就无处安放了。可是，它又总有停下的那一天。于是，当“秦国”变成“秦朝”，当天下再也无国可灭、无城可抢，当大秦的君主和臣民都失去了对疆土的想象空间，秦法丑陋的那一面，就变得格外引人注目。

公元前221年，秦军攻占齐国，“秦王扫六合”的大业终于完成。这一年，距离商鞅之死已经过去117年，距离大秦灭亡还剩15年，它在不知不觉中走到了迫切需要仁慈的时刻。

然而商鞅的信条里，恰恰没有仁慈。当然，商鞅在一个世纪前就已去世，按说这个锅不该让他来背，可是大秦的严刑峻法，或者至少可以说大秦对严刑峻法的偏好，充满着他的影子。

在商鞅开启的百年扩张之中，大秦早已形成了对“耕战”和“峻法”的路径依赖，它既不愿意、也不可能再作出改变。“儒”与“法”的结合，要等待下一个王朝去完成。

至于商鞅和大秦，已经履行完他们的使命，走向了他们的结局。

四·他还能怎么办

商鞅所处的时代，是诸侯混战的时代，也是百家争鸣的时代。与他同时代的很多人，提出过很多种振兴国家的方案，商鞅为大秦选的这种，不一定是最好的，但一定是最管用的。

当然，儒家、道家和墨家的方案也未必就不管用。它们也都有自己完整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也都描绘了美好的远景，如果某个国家真能沿着儒家的道路走上五百年，说不定也能兴盛，而且兴盛得更加持久和健康。不过问题是，它首先得保证不被“走法家道路”的国家灭掉。

“法家道路”是一种挺另类的道路。在诸子百家无不激昂慷慨地陈述家国大义、描绘美好前景的时候，法家直白地承认，人性中存在很多阴暗的地方，同时还直白地宣称，要以更大的阴暗来战胜这些阴暗。这样做很痛苦，但熬过这阵痛苦，见效就会很快。

打个不太恰当的比方：商鞅和他的“法家道路”就好比辟邪剑法，第一关最难过，但只要咬牙挺过了这一关，进步就会邪门的快。你看，林平之练一年就能秒杀余沧海、岳不群练两年就能战胜左冷禅，除了BUG级的独孤九剑，世上再没比这见效更快的武功了。

但这样做的代价是整个人生失去平衡。可以说，岳不群和林平之都是被自己毁掉的，因为他们无法凭自身的力量调节这种失衡，更无法制止自己的欲望膨胀。从这个角度说，就在商鞅成就大秦的那一刻，已经注定了他的继承者只能眼睁睁看着它走向毁灭。

见效快的，副作用可能都比较大，这大概是没办法的事。

然而这不能怪商鞅。要知道，人类最大的悲哀就在于，他不是一个可以永远自我更新的物种，于是无论“儒家道路”、“墨家道路”还是“法家道路”，人们都只会在迫不得已的时候才去适应它们。只要还有一线机会，大部分人都希望把身边的一切控制在自己熟悉的轨道，而商鞅所做的，却恰恰是让大部分人摆脱熟悉的轨道。

那是千古未有的事，也是开天辟地的事。千古未有意味着注定孤独，开天辟地意味着必然超前——在那个时代，不会有太多人真正地理解他，更不会有太多人发自内心地支持他。那他还能怎么办？用五十年教化人心、再用五十年步步为营，最后一朝厚积薄发？

他等不了那么久。就算他等得了，秦孝公也等不了，群雄逐鹿的局面更等不了。

所以他只能选择严刑峻法——反正他不选，也总会有别人选。正如“西方的商鞅”马基雅维利所说，“让人畏惧比让人爱戴更有用”，因为爱戴你的人是自由的，他们随时可以不再爱戴你，但畏惧你的人是不自由的，他们的畏惧并不取决于自己，而是取决于你。

这也正是他不让人说话的原因。作为一个彻头彻尾的少数派，他那石破天惊的变法触动了太多人的利益，也让太多人不满，这时，只要有一个人公开表示反对却没有受到惩罚，很快就会有第二个、第三个、以至第N个人这样做，而且一个比一个骂得更凶。于是，他必须让所有人闭嘴，必须让每一个对他不满的人把不满埋在心里。

商鞅不会不知道，不允许别人表达不满，并不能真正地消除不满。但他这样做的意义在于：一方面，由于不满的人不能说话，所以他们找不到志同道合的人，如果每个人都势单力孤、相互猜疑，那人数再多也容易压制；另一方面，虽然让人闭嘴不会改变说话的那个人的观念，却可以改变那些本来没什么观念、只会跟风随大流的人的观念，以当时秦民的文化水平而言，后一种人恐怕占了大多数。

在理论上，商鞅当然应该尊重民意的自由表达，但这个理论不适合他那个时代。毕竟，双方开展理性辩论，让秦民自行判断和选择，只是一种理想化的模型，更现实的可能是，秦民会天然地倾向于人数更多、嗓门更大、情绪更激动、措辞更有煽动性的那一方。

而那一方不论是谁，反正绝不会是他。

商鞅这辈子好像很热闹，但实际上，他是在巨大的孤独中走完一生的。无论默默无闻之时，还是威名赫赫之际，无论高高在上，还是跌落神坛，他始终是一个人。

他孤独地开创了华夏历史的千年大变局，孤独地眺望着过去和未来，孤独接受着仰望和唾骂。

我不知道他究竟是做对了还是做错了，也说不清他到底把大秦甚至整个华夏民族带向了什么地方。但我不否认，他是一个有担当的人。

担当生前事，何计身后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