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刚刚逝去的二十世纪，有一个美国人，他常说：“我是一个中国人更甚于是一个美国人”。确实，他是中国人民真正的好朋友，他为中国做出的功勋，足可以彪炳史册光照千秋。这个人就是司徒雷登。
司徒雷登在中国办了27年教育，为抗日坐牢近4年，可以说，他的一生都奉献给了中国的教育事业。他一手创办了燕京大学，美丽的校园——燕园，一直保留至今，只不过现在已成为北京大学的校园；他为燕京大学拟定了“因自由得真理而服务”的校训，一大批学术大师纷纷奔赴燕京，到上个世纪二十年代，燕园之内已经是名师云集，国文系有顾随、容庚、郭绍虞、俞平伯、周作人、郑振铎等人，历史系则有陈垣、邓文如、顾颉刚等人，哲学系则有张东荪等名宿……名师出高徒，雷洁琼、冰心、费孝通、侯仁之等等，都是那一时期的学生；他一手促成燕京大学与哈佛的合作，在他的不懈努力下，起初既无钱、又无地，也没有师资力量，学生只有百来人的燕京大学，终得跻身世界一流大学之列。
司徒雷登在教育事业上所取得的成就，即使放到现在，也让那些动辄叫嚷“中国教育取得了举世瞩目成绩”者汗颜不已，因为他们现在正使着吃奶的劲儿往世界一流大学的道路上冲刺，而燕京大学早在万恶的旧社会就已经是世界一流大学了。这点且不去说它，我最佩服司徒雷登的，是他身上所特有的那种人格魅力。
在司徒雷登身上没有那种大学校长的官僚派头，高高在上，唯我独尊。对于学生，他更像是一个慈祥的长辈。在在燕京大学初期，学生人数较少，他能够准确地说出每个学生的名字。后来学生逐渐增多，但他依然努力做到这一点。当时燕京大学有个规定，未名湖里禁止钓鱼，但是有个学生忽视了这一规定，正当他手持钓竿在未名湖畔悠然自得的时候，一个慈祥的声音在他身后响起来：“这湖里面的鱼不错吧？”他回头一看，正是他们的校长司徒雷登。
燕京大学建校伊始，正值“五四”运动风起云涌。对于当时此起彼伏的学生运动，司徒雷登表现出了比其他中国大学校长更大的宽容，他立场鲜明地站在爱国学生一方，他说：“中国的学生运动是全世界民主运动的一环。学生是中国的希望。”他通过努力，使五四运动中被捕学生获得营救。三·一八惨案中，燕大的魏士毅同学惨遭杀害。惨案发生的第二天，司徒雷登便举行了有全校师生参加的追悼会，并在图书馆树起“魏士毅女士纪念碑”。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燕大一百多名学生参加南下请愿团，赴南京请愿。司徒雷登亲自带领数百名燕大师生走上街头游行，领头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1934年，北平学生反对蒋介石对日的不抵抗政策，纷纷南下请愿示威。燕京大学的学生在爱国方面一向不甘人后，也参与其中。学校无法解决，只好连电催促正在美国募捐的司徒雷登返华解决问题。司徒雷登返校当日，正是南下请愿的学生们北上返校之日，学生们正不知道如何面对他们的校长，担心校长责备他们荒废学业。但是，在当天召开的大会上，校长的话让他们感动得热泪盈眶。在那次大会上，司徒雷登先是沉默了两三分钟，然后说：“我在上海下船，一登岸首先问来接我的人：燕京的学生可来南京请愿了吗？他们回答我说，燕京学生大部分都来了！我听了之后才放下心！如果燕京学生没有来请愿，那说明我办教育几十年完全失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