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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辉 | 我在茶场当知青的日子

六根  · 公众号  · 自媒体  · 2025-01-06 07:00

正文

文 | 李辉

一、我们的茶场  

我喜欢喝家乡的茶叶。每年春天,清明前后,只要家乡有人来,总会给我带上或寄来一些刚刚炒的新茶。

家乡在湖北襄阳地区的随县(后改名为随州市,脱离襄阳,现升格为地级市)。当年,随县是个面积很大的县,以丘陵和山区为主。北边与桐柏山相邻,山这边是湖北,山那边便是河南信阳,著名的信阳毛尖主要出在这座山上。南边是蜿蜒起伏的大洪山,号称楚中第一峰。这里雨水充沛,云雾缭绕,对茶树最有益。有山,有水,最合适种绿茶。家乡的茶场便很多,几乎山区的每一个乡都有。大小不一,最大的已有万亩之众,伫立在这样的大茶场,环顾四周,满山遍野一垄一垄的茶叶相连接,颇为壮观。 

记得小时候茶场没有这么多,只是到了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初,好像一股风刮来,开荒种茶成为所有山区的热点。就在我中学毕业开始插队劳动生活的那一年,十几个、几十个茶场几乎同时在随南山区大规模地兴建起来。

一九七四年八月,我高中毕业,我下乡到随县洪山区宋家公社,进入上山下山的知青队伍。那年,因为推广湖南株洲市“厂社挂钩”的经验。知青都是按父母所在单位划分,集体下放,而不是前几年那种零散地下到生产队。是知青集体下放促进茶场的上马,还是茶场慷慨地接纳了我们,我不清楚。反正,我们那年插队的同学,几乎都有了自已的茶场。记得空闲时,我们互相串门,步行几十里,从这个茶场走到另一个茶场,准能找到相熟的同学。

在蜿蜒起伏的山区。我们的茶场原来叫宋家茶场,后来改名为云峰山茶场。最初约有一百来人,知青和农民各占一半,比起其它茶场来,要算规模最大的一个。规模大,气魄也最大,目标是建立一个万亩茶场,虽然我们刚到时现有的茶树不过百亩。规划却十分诱人,我们刚到的第一个冬天,最大的工程就是在我们住的那座山坡下面,修建一个小水库。上千农民辛苦一个冬天,筑起大坝。一到春天,水库便蓄上了水。

水库其实很小,蓄水也有限,但一池渐渐变清的库水,使本来显得荒凉贫瘠的茶场,一下子平添了许多生机。我们宿舍的窗户面对着水库,站在窗前,俯瞰水库,再顺着水把目光往前移,远处便是一片片我们开垦出的茶地,还有等待我们去砍伐的荆棘丛。自打有了小水库,我们饮水,洗衣,散步便有了去处。夏天带来的快乐最多。天热时,要到对面山上出工,会游泳的同学索性举着铁镐和衣服,踩水过去,而不会游泳的我们则不得不绕过一道又一道山坡,走上好几里地。

离开当年的茶场已经快四十年了,每当提到它,我还是习惯称它“我们的茶场”。

茶场知青合影。第三排右二为李辉

二、肉啊,肉!

山区最缺的是菜。我们人多,是吃食堂。每天让人发愁的就是菜。没有蔬菜,更没有肉,特别是到了冬天和春天青黄不接的时节。冬天,红薯成了主食和主菜。有段时间每顿差不多都是红薯。饭里有红薯,菜也是,只是加了点盐,而油几乎没有。吃得多了,爱放屁,房间里便充满臭气。男同学们喜欢互相取笑,只要一有动静,就会大喊一声:你又放“红薯屁”了!顿时大家一阵欢笑,把初次遇到的艰苦也冲淡了。

最想吃的还是肉。我至今仍喜欢吃肉。如果一天没有吃肉,就感到肚子里缺些什么。只要单位食堂卖红烧肉,我是必买不可的。当年却没有这个福分,一个月,两个月,不见一点肉星儿。于是,大伙儿蹲在一起吃饭时,就把想像中的肉当作一道菜,边吃边说,也算一种乐趣。

刚到茶场时,住房很少,我们是七八个人睡在一个小屋的通铺上。一个同学擅长于打鸟抓鱼。一天他用弹弓打下了一只鸽子。于是,那天,便成了我们盛大的节日。大伙分头到山上挖一种当地农民叫做“百花散”(可能是叫百合)的野菜。百花散的根部类似于大蒜,可以食用。我们挖回很多,就把它们和小鸽子放在一起炖汤。害怕所有人都来尝鲜,我们把房门紧紧栓住。还分派两个顶住门。点燃从家里带来的煤油灶,脸盆盛满水,把鸽子和百花散往里面一放,开始炖起来,为了合理分配,我们把鸽子切成好多小块。

热闹的采茶场面

我们的眼睛盯着脸盆,眨也不眨。等待的时刻,那么神圣,也那么漫长。渐渐,房间有了香味,大家尽量压低声调欢呼着。香味也飘出了房间,把其他同学也吸引了过来。有一个只有十五岁的小同学,不住地敲门恳求:我只喝口汤。我们当然不敢放他进来。   

负责炖汤的同学非常精明狡猾,他不住地尝,嘴里不住地说:还没好。味道真不怎么样。等我们醒悟过来,他已经多尝了好几块肉,多喝了好几口汤。大家马上罢免他,把他换到角落。我们拿出碗,开始分配。现在想来,那一时刻,我们心中十分激动,神态也一定显得极为庄重。我们珍惜每一口汤,每一小块肉,捧着碗慢慢抿,生怕一下子把它喝完。

这该是我觉得最香的肉汤。

茶场养了几头猪。茶场厕所的墙上写着标语:“猪多肥多,肥多粮多”。每次去厕所,看着就乐。

茶场养的猪,是为春节的年饭准备的,平常根本不可能动用它们。我不知道当时为什么不多养些猪,可能是缺少饲料的缘故。

惟一的一次杀猪不在春节之前,是托大旱之福。

连续几个月茶场没有下过雨,我们每天不得不冒着高温从水库里担水,挑到几里外的山上,浇灌冬天种下春天刚刚冒出的茶苗。水库的水也渐渐干枯,就只好干等着下雨,不然,所有茶苗等于白种。一天,天上终于阴云滚滚。可是它好像故意挑逗我们,却不肯洒下一滴雨。茶场所有人都跑出房间,站在院子里仰望天空,祈祷雨神。茶场书记可能再也无法承受等待的痛苦,对着大伙儿大声说:“今天只要下了大雨,我们就把那头最大的猪杀了加餐。”我们一阵欢呼,对雨的盼望更急切了,显然最盼的不是雨,而是肉。

老天爷可能被我们的期盼所感动,真的下了一场大雨。我们跑进雨里,跳着唱着,让雨把自己浇个够。我们还在雨中跑到猪圈去,看看书记许愿的那头猪。书记也没有食言,第二天就把那头大肥猪杀了。那顿加餐,也成了全场的节日。

我们每个人都分到一大碗肉和汤。汤其实就是油。奇怪,那么多肥肉和猪油,居然全部吃光。还是女同学秀气,肥肉和汤是无法吃下去的。于是,便宜了我们这些男的。我和几个伙伴,就跑到女同学那里,再把她们的一部分也给消灭掉。现在,我无论如何也不能想像自己竟然能吃下那么多的肥肉,而妻子更不相信,我能把一碗猪油喝下去。这么多年过去了,当年开创时期的一些艰苦,显得十分遥远,好像早已不值一提。我们在那里毕竟来去匆匆,只有两年多时间。但是,茶场发生的一切,难以忘怀,常常让人回味不已。当年茶场的同学相聚,最快乐的话题,当然是关于茶场的一切。

在茶场宿舍。左起刘陆海、何国平、李辉

三、我们的茶

“我们茶场”成为记忆的一部分:开荒、修水库、种茶、采茶、炒茶…… 

喝绿茶一定要喝春天的新茶。经过一冬的睡眠,茶树在春天的雨水中争相吐芽。那些芽尖,碧绿细嫩,在略带浑浊的叶子上面,显得格外水灵灵,十分可爱。它们仿佛汲取了茶树浑身的精华,一夜之间,把清香挥洒出来,充溢整个山谷。这个时候把它们采摘下来细心加工,最能保留那份春天的滋味。春茶最好把它们泡在白磁杯子里,满眼青绿,格外招人。讲究喝茶的人,泡新茶第一道时只用少许水,先把它倒掉,只喝第二道第三道。这样泡出来的茶,味道最为清纯,抿一口,满口茶香,顿时,心旷神怡。

每当家乡人带来我们茶场的新茶,我便十分乐意将它分送给友人。很高兴,他们是真正喜欢它。有一年萧乾先生的夫人文洁若到日本讲学,我送给她一些我们茶场的茶叶,她作为礼物带到日本去。她写信告诉我,她的日本朋友非常喜欢这些茶。

还有一年四月,我到山西,离京前刚好收到家里带来的我们茶场的新茶,我就带了一些路上喝。在太原,小说家李锐来宾馆看我,我为他泡上一杯,还未喝,满杯青绿,让他赞叹不已。抿上一口,更是赞不绝口。我当即把随身带的茶叶留给他。后来,我们见面时,他告诉我,他还按照茶叶袋上的地址,给我们茶场去过信求购,并讲明是我的朋友。茶场的领导很快给他寄来茶,还回了信。那位领导,便是我当年所认识的当地一位教员。

也许是刚刚从神农架下山的缘故,记忆中的茶场的山,现在显得矮小,平缓。然而,那份亲切是任何山水无法替代的。当年万亩茶场的规划,如今已经成为现实,除了总场之外,周围还有好几个分场,职工达到上千人。据说茶场的面积和产量现在整个湖北省已名列前茅(好像是第二位)。好几个品种被省和有关部门评定为优质产品,并冠以“中国名茶”的称号。现在,茶场每年的产值达到好几百万,利税几十万。  

小水库面貌依旧,围绕着它,满山遍野目光所及全是青翠如云的茶树。除了水库,当年的痕迹已难以寻找。我们喝鸽子汤的那些住房已经拆掉,墙上书写着“猪多肥多,肥多粮多”标语的厕所,也没有了踪迹。全变了。茶场盖起了一幢幢楼房,职工也同城里人一样住进了单元房,有了自来水,有了电视。原来上工的小道,已成为一条公路,每天有好多趟班车从这里路过,把周围几个县贯穿起来。每到春茶上市季节,来自全国各地的汽车,便顺着这条公路络绎不绝地开来抢购新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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