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动的美国社会：停滞、退让与重建

中信书院 · 公众号 · · 2021-06-03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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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78年的一次题为“自恋文化”的辩论中，历史学家克里斯托弗·拉希曾说：“个人主义的逻辑已经把我们的日常生活变成了一场残酷的社会斗争，我们在进行霍布斯所说的‘与所有人的战争’，而这种战争摧毁了我们的快乐与存在的意义。”

事到如今，当我们再回顾这些悲观者的言论时，我们会发现，他们还远远不够悲观。那个时代的人永远无法想象，在几十年后，以自我为中心和高度自恋会变成主流文化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恐怕他们也从来不曾猜到，如今，个人的自私想法会变成这个社会的共同想法。政府、媒体、学术界，尤其是商界，曾经帮助我们平衡对即时自我满足的不当追求，如今它们自身却越来越多地沉醉在这种自私的追逐中。一个又一个板块在这种文化中沦陷，不管在大的尺度上，还是在小的尺度上，我们的社会都日益变成一个追求即时满足的社会，却对这种追逐的后果不加考虑。这就是我们目前生活于其中的“冲动的社会”。

无法平衡的即时满足？

在某些层面，对冲动的社会的反叛早在几十年前就已经开始了。

在某些社区中，不管是一周中的哪一天，你都可以看到有些人正在努力地（甚至经常是拼命地）试图在自己和将效率与高速回报凌驾于其他价值之上的社会经济体系之间寻求一点空间。这可以表现为在街上散步的一家人，他们决定能有一天远离智能手机和社交网站的控制，重新获得一些家庭的亲密氛围；或者超负荷工作的软件工程师向上司请假，为的是能与上幼儿园的孩子共度温馨的亲子时光……这些反叛者也许从未对冲动的社会正式宣战，但这些反叛行为随处都在发生，因为人们已经意识到，美国社会的经济环境在很大程度上就像一台无人驾驶的巨型跑步机一样，如果不能让自我与这台机器的惯性、预期和价值观保持适当距离的话，我们会失去某些重要且不可替代的东西。

我们对美国社会的这些反叛行为源自内心的绝望与愤怒，同时也来自信仰的丧失。

在金融危机和政治危机发生以后，很多美国人不再信任冲动的美国的基本结构及其隐含的一些假设。不但我们对美国政治体系的信心达到了历史最低点，而且我们中的很多人已得出了这样的结论：美国的经济体系正在以极高的效率摧毁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经济体系早已被追求高速回报、赢家通吃的短视思维彻底腐蚀，因此收入的不平等、商业界的冷酷与野蛮以及周期性的市场崩溃已经成为美国社会的新现实。事实上，我们还看到其他各种市场失灵现象。更重要的是，我们不仅看到了效率市场的垮塌，甚至见证了整个“市场社会”的崩溃。

然而，面对冲动的社会这台强大的钢铁机器，我们的各种反叛努力一直停滞不前。我们可能已经意识到重建更人性化的价值观的必要性，然而，那些孕育了冲动的社会的结构性推动因素目前仍然大行其道，完全未被我们的不满所撼动。全球化的经济现实以及高速运转的科技创新机器继续粉碎着各种形式的低效率元素，世界各地的投资者仍把快速高额的回报当作最高追求，季度利润和股价哲学仍然控制着管理者的薪酬系统和公司战略的制定过程，美国的政客和政治机器继续靠追求极端主义和快速胜利获取丰厚的回报。与此同时，我们的消费者文化继续向我们灌输这样的信念：只为自己而活和活在当下的理念不仅是合理的，而且是必要的，任何想要脱离这种人生哲学的努力都只会增加失败和落后风险。

然而，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样的消费者文化也许是正确的。从心理学的角度看，我们中的很多人早已对冲动的社会提供的种种便利与满足产生了强烈的依赖，因此任何远离冲动的社会的可能性都会使我们产生被流放般的痛苦。从经济学的角度看，我们也担心脱离冲动的社会意味着极为严厉的经济惩罚，而这样的恐惧显然并不是我们的妄想。现在的社会已不再是我们的祖辈所处的社会：当时的美国经济长期高速发展，实现了空前的物质繁荣；当时的社会文化是宽容和激励性的，因为前几代人创造的繁荣允许个人和社会进行适度的冒险。然而，今天美国社会的风气远比那时更加谨慎且充满限制，甚至是充满恐惧。

在目前的就业市场上，甚至对冲动的社会的短暂背离（比如拒绝7×24小时待命，或者成为那种“多嘴”的员工）也可能导致我们永远被就业市场所抛弃，这样的风险绝对是真实存在的。因此，即使我们希望在冲动的社会和自我之间创造一些空间，这样的反叛也常常是温和而隐秘的——我们更倾向于悄悄进行某种日常的“自我保存”活动，而不会奢望某种根本性的社会变革。这种小心翼翼的态度存在于我们的整个文化中，劳动者不敢离开那份每日杀死他们灵魂的工作，公司的CEO以及华盛顿的政客不愿承担他们应负的责任。从某种程度上说，这样的行为是出于实用主义的考虑，但这也反映出我们对冲动的社会的全面屈服和投降：在这些可悲的行为中，仿佛每个人都相信，今天发生的所有事情——从短视行为到经济上的不平等现象，从个人的过度消费到极度的自我中心主义，以及使个人凌驾于集体之上的文化氛围——都是不可避免的，因为这些元素都是社会经济体系进化的必然逻辑结果，顾名思义，这种高效率的社会经济体系应该产出最优的结果。简言之，冲动的社会是社会进步的成果。

但是，我们可以清晰地论证出，这样的逻辑显然是错误的。

显然还存在其他可能的经济后果以及随之产生的社会和文化后果。我们可以看看西欧的经济模式，以及亚洲部分地区的经济模式，比如德国和新加坡的情况。在那些社会中，人们对经济体系的预期与美国显著不同，那里的人们对过剩现象及不道德现象的容忍程度显著低于美国，而今天的美国人却把这些负面的东西当作不可避免的。在这方面，我们甚至不需要借鉴别国的经验，只要回头看看美国自己的历史，就可以清楚地看到，人民完全有能力选择一种更好的经济模式，让我们的经济产出对个人和整个社会来说真正必要的东西。

重建自我和社区的功能

几年前，我的一位朋友就把她内心的这种不安的情绪转化成了实际行动。玛西当时是一家全国性建筑公司中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然而她却开始严肃地怀疑自己是否真的在为社会创造价值。玛西喜欢设计各种建筑，然而如今的建筑行业却被削减成本、增加数量的想法所把持，创造性在这一行业中所占的份额越来越小。

玛西当时恰好会参加一些本地学区的志愿者活动，她带领学生们参观和欣赏市中心的建筑，并进行讲解。玛西非常喜爱孩子们表现出来的热情和好奇心，在每次志愿者活动的几个小时中，她都相信她的努力可以改变孩子们看待世界的视角。玛西渐渐觉得，这些小小的转变比她在工作中做的任何事情都更有创造力，也更加重要。

有天晚上，在下班回家的路上，玛西在车中收听了一档广播节目对一位政客的采访。在采访中，这位政客谈到他是如何辞去一份报酬丰厚的工作而投身政治的。那位政客引用了大希列尔的一句古话：“若仅为己，我为何物？若非此时，更待何时？”听到这句话时，玛西受到了触动。“当时我想，这句话不正说出了我的感受吗？我想去做一些更重要、更有价值的事情。”于是，玛西辞去了工作。她离开了之前供职的建筑公司，重返校园去学习教育硕士的课程。

对我来说，玛西的故事生动地诠释了“制造空间”的主题。只有当我们退出冲动的社会的价值和规律时，我们才能看到冲动的社会存在多么严重的失衡现象。不仅如此，我们还能看到自己如何建设性地回应这样的失衡现象。我们曾讨论过如何在金融市场和实体经济之间制造空间，以及如何在市场和政治之间制造空间。但是，要想真正摆脱冲动的社会的束缚，我们必须让自我和市场之间的缝隙变得更宽，必须扭转持续了一个多世纪的自我和市场的融合过程。

只有这样，自我才能获得一些呼吸的空间，才能稍微远离市场短视的价值观的污染，重新获得那些更重要、更长远、更人性化的价值观。同样重要的是，只有当我们后退一步时，我们才能认识到，我们在消费者市场中狂热追求的那些东西事实上只有在其他地方才能获得。

对我们中的很多人而言，如今我们最渴望的东西是“连接”，我们希望与他人建立深层次的、真正的、有意义的关系。半个世纪之前，社会学家罗伯特·尼斯比特曾说，人们一直“被对社区的渴望驱动着”。事实上，今天的我们仍然被这种渴望所驱动。显然，从定义上说，我们不可能在一个追求以自我为中心的即时满足的消费者文化中满足上述需求。

事实上，我们所追求的这种深层次的连接恰恰是一种与冲动的社会的精神完全相反的东西：我们所渴望的，是与某种永久性的、比自我更宏大的东西的联系。当我们在市场中寻找这样的连接时，我们不仅无法满足自己的基本需求，而且破坏和削弱了可能满足这种需求的东西。

于是，我们选择了后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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