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本刊记者 姜晓明
他把自己当作这些作品的局外人，戏份一杀青就决绝告别，偶尔打开电视看见自己的脸，他都不作停留。他认为自己还没拍出能够配得上“艺术家”称号的作品，而中国满地都是艺术家只是因为“这三个字给得便宜”。
“我会不会已经被时代甩掉了？”
4月12日下午3点半，演员何冰的最新角色是摄影师镜头中的“演员何冰”。
在北京798一家传媒公司的楼梯台阶上，何冰身着牛仔外套和校服风格的黑白运动裤，在摄影师的指挥下摆着类似于托腮凝视的深沉姿势。他肤色暗沉、眼袋深重、表情苍白，木讷与尴尬取代了他在话剧舞台上那种熟悉的机敏。拍摄快结束时，摄影师让他自由发挥，他想了一会儿，腾地抬起右脚，跷起非常北京爷儿们的二郎腿。全场哄笑，他一脸无辜。
两个月前，49岁的何冰进入到时下最典型的娱乐工业体系之中——他签了人生中第一家经纪公司，为了宣传新电视剧《白鹿原》，他开始接受高密度的采访。
电视剧《白鹿原》剧照
“为了拍照片居然还化了妆，这是我以前没有过的经历。”采访刚开始，何冰就大方承认了自己拍照时的不适，但随即他又流露出中年人的那种礼貌与克制：“得配合，不能什么都由着自己性子来。”
这一两年，何冰觉得自己开始遭遇中年危机。能接到的角色都接近老年人了；以前出去见人都得喊别人“哥”“姐”，现在到人群中一看，谁都比自己小；身体机能也开始退化，以前连续拍戏十几个小时都能斗志昂扬，现在连续作战七八个小时，他就得依靠意志力去说服自己了；他不会使用电脑，只用DVD看碟，和一帮端着电脑的年轻人在一起开会时，他感觉自己变得可有可无、不合时宜。他内心分娩出一种隐隐的担忧：我会不会已经被时代甩掉了？
1991年从中央戏剧学院表演系毕业后，何冰进入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以下简称“北京人艺”）工作。当时技术革命尚未汹涌而至，很多老先生还处在抵触电视剧的状态中，“大家觉得这不是艺术”。在何冰的回忆里，这部有着良好文化传统的老机器还在按照过去的方式运转。
“以前在北京人艺就是面对剧场和观众，出去就是面对电影院电视台，可现在网络突然来了，我就觉得特陌生。”中年演员的不安全感从四面八方袭来，何冰担心自己故步自封。“当这个职业召唤你的时候，绝不会通知你，而当你被挤下车、看着这个车的背影时，你也不会知道你是怎么下来的。”
采访前一晚，何冰和几个朋友一起吃饭，又谈论起这个话题：当这个世界已不再是你年富力强时熟悉的那个世界，你该如何应对？
何冰给出的答案言简意赅：“要工作，不停地工作。”
“只有去做才有意义，否则一个人坐家里没意思，它不能给你营养。可能真有那样的高手，坐在家里参禅修道就能获得灵魂上的自由，但我没见过。所以要迎着生活，勇敢地上去……勇敢是我们这个年纪最豪迈的姿态。”何冰说。他需要呼吸新鲜空气，也对签订公司怀揣着良好的愿望：“希望这些年轻人能帮到我。”
为了团队协作，何冰被迫开始使用微信，在采访和拍摄时收起自己的倦怠和懒散。
“所谓牺牲，无非就是惯不惯着自己。”
观众有追问就好
对何冰而言，不惯着自己是扮演很多角色的前提。比如演鹿子霖之前，他必须先与自己进行道德博弈。“在我的生活中，我绝对不会是他这样的人。但我知道我必须接受他才能内心舒服地表演。”
在作家陈忠实的原著中，鹿子霖是一个阴险狡诈、在利益面前没有底线的好色之徒。他有农民的贪婪、怯懦，也有大时代中小人物不能掌握命运的悲凉。
二十多岁时，何冰就读过这部小说，后来人艺排话剧版《白鹿原》，何冰曾毛遂自荐演鹿子霖。但当时林兆华导演觉得他年纪太小，和饰演男主角白嘉轩的濮存昕不太搭，就没有应允。后来兜兜转转，何冰终于在电视剧中扮演了这个角色。
“鹿子霖是个难题，如果一味地写他的坏和自私，这个人物会不会显得单薄？”《白鹿原》编剧申捷曾经有过这样的担忧。而在白嘉轩的扮演者张嘉译看来，白鹿二人是白鹿原的两面，具体到个体时他们才是分隔开的两人。“他们相爱相杀。”张嘉译这样解释人物关系。
作为这部电视剧的艺术总监，张嘉译也参与到了选角工作中。他说选定何冰饰演鹿子霖，重要原因是“何冰具备完成条件，也能捕捉到农民身上狡诈的东西”。
“何冰很聪明，什么都明白。他也灵动，小眼睛一翻，什么都有了。”张嘉译在电话里调侃。两人相识二十余年，但直到这部戏才有合作。“一搭手就知道他的功力。我们俩到现场走一趟，找到演戏支点，一试就搭住了，变一个动作、一句台词，都是一点就通。”
为了撑起这个与自己秉性相反的角色，何冰尝试用喜剧的眼光去审视鹿子霖。“他觉得自己特复杂，其实特简单。他每天在想，我这么一算计，这一亩二分地就是我的了、这二斗公家粮我又能侵吞了，每天都在算这种小账。我们看觉得这人鸡贼，可他自己一定觉得这是机智。生活中有这种人，你这样去演不就行了？把鸡毛蒜皮的小聪明渗透出来，你还沾沾自喜觉得自己是好人，但其实你早就被别人看得清清楚楚了。这样的话，喜剧性不就出来了吗？”
对于鹿子霖的结局，何冰也有自己的想法。聊剧本时，他问过编剧申捷：“是不是应该再多写点什么？”在何冰看来，原著中的鹿子霖被陈忠实宽恕了：作者无法阻止他尔虞我诈的行径，只好让他变成行尸走肉，丧失快乐，解除痛苦，然后免于惩罚。
何冰认为剧本中应该加一些和白嘉轩对比的戏：一个演忘却，一个演折磨，不直接给观众解释，而是让他们自己去思考这样一个问题：“难道自私了一辈子的人就没事，做了一辈子好事的人就应该痛苦？”
“观众有追问就好。”何冰强调，“现代戏剧至少有两个以上真理才形成，否则单一真理叫什么？叫布道。我们给不出人生的答案，这也不是艺术工作者的天职。”
每一次开始演戏前，何冰都会先厘清自己将演一个什么样的人，然后再考虑这个人在社会格局中会有怎样的盔甲。他说，观众需要胡萝卜素，大部分的演员就只会演胡萝卜素，而不会抽身而出把自己变成胡萝卜，于是荧屏上充斥着大量满脸正气的好人和满脸奸佞的小人——“可生活中哪能那么轻易辨别出好人和坏人啊？要那样的话，生活太简单了，人也太简单了。”
“我内心谦虚到有点自卑”
何冰出生于1968年，19岁考入中央戏剧学院表演系。和同班较早出名的陈小艺、江珊相比，有点鞋拔子脸的他几乎没有沾上青春年少的光：他既没有风流倜傥的脸，也很早就失去了轻盈的世俗快乐。
小时候家庭条件不好，逢年过节时，父母带他去北海公园玩，路上能买一根冰棍就已经是极大的慷慨。可何冰说他从未从中获得愉悦感，甚至不理解逛公园能带来什么乐趣。他觉得自己从小就有点悲天悯人。
后来决定考中戏，是因为自己成绩太差，“华山就这一条路了。”三试时，考场设在中戏办公楼四楼，学生们拉着大幕考，何冰好奇，拉开侧幕一看，底下坐的都是于是之、蓝天野这样的表演艺术家。“就为了招一帮学生，一群戏剧大师坐在下面。”何冰感慨。
1991年中戏毕业之后，何冰来到北京人艺工作，每月工资99元。他跑各种龙套，杵在台上戳大枪、在侧幕出声不露脸，或者全场就说一句台词。
为了赚钱，他去一些剧组面试，对方客客气气倒热水，说：“回头给你打电话。”何冰出门才想起来：对方其实连电话都没留。那时候流行音乐电视，吃外形的亏，他还是只能演一些不起眼的龙套。他害怕命运不会选择他，他害怕表演无法成为自己安身立命的本钱。
那段时间光景惨淡，何冰记忆中总是漫长的冬天，“非常迷茫，非常孤独。”人艺的舞台监督告诉了他一个在冬天吃饭的办法，于是他一整个冬天都那样吃饭：支一个蜂窝煤的炉子，锅里放满水，塞一大把不值钱的白菜进去，小心翼翼地捞两片速冻的羊肉，再买张大饼就着卤酱吃。他彻夜彻夜地读小说，白天睡到下午四五点再去剧院后台洗个热水澡，“觉得自己像个人了，开始跑龙套。”
这样的境遇直到1996年参演《甲方乙方》才有所好转。在这部公认的贺岁片鼻祖电影中，何冰饰演“好梦一日游”四人组中的梁子，和他搭戏的演员是导演冯小刚、已经拿到戛纳影帝的葛优、已凭借《编辑部的故事》《过把瘾》等电视剧为人所知的刘蓓。电影获得了1997年度“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影片，何冰终于从一名龙套演员熬成了主角。他开始获得越来越多的机会，主演的电视剧《空镜子》《浪漫的事》都有了不错的收视率和口碑。但也就在那段时间，从贫穷中解脱出来的何冰开始生出一种新的自我怀疑：我竟是这样一个视财如命的人？
电影《甲方乙方》剧照，何冰与冯小刚
他将嗔怒娇痴全写在脸上，为了赚钱，他拍了烂电视剧。对于烂的标准，他非常斩钉截铁：“凡是我演得不好的电视剧，我都没有进入过角色。观众不喜欢的、没出名的，都是不好。”
“没有出名的就一定不好吗？没有遗珠吗？”
“没有。我们电视剧领域的创作还没有那么阔，但凡有一点好，观众都会鼓掌称赞，因为坏的太多了。”
去年何冰接到一个电话，对方第一句话就是：“何老师，这里有一个戏，您看一下。”何冰问：“是什么戏？”对方答：“XX韩剧您看过吗？就这戏。”
“你拍戏是为了什么啊？你是有思想、有话想说才拍戏对不对？结果就是复制。”何冰说，“玄幻没问题，小鲜肉也没问题，只是缺少国字号的正剧，好像也不对吧？我相信所有人在谈这个问题的时候并不是在谈小鲜肉的高片酬，而是在谈论他是否有与高片酬匹配的工作态度和工作能力。”
怀疑自己是“钱狠子”不久之后，何冰给父母买了一套房，心才逐渐定了下来。他不再急吼吼地接戏，安慰自己之前“什么戏都接”只是因为缺乏安全感。他庆幸自己很快从掌声和名利中清醒，也庆幸自己本质上并非唯利是图之人。他承认当前的电视剧在营养传播上趋弱，但也感激它依然生机勃勃：“养活了一帮人，算是最大的功德。”
2005年3月，何冰主演的电视剧《大宋提刑官》在央视一套首播，第二周的平均收视率达到7.85，甚至超过了《新闻联播》，在2005年上半年央视播出的所有电视剧中位居第一。2015年，他和青年导演徐昂合作，主演了口碑上乘的《十二公民》。电影获得了罗马电影节最高奖项“马可·奥雷利奥”奖，何冰饰演的8号陪审员延续了宋慈身上的刚正不阿，成为主导电影走向的关键人物。
电影《十二公民》
“我是个很有正义感的人。作为人，我们都有惩恶扬善的欲望。这两个角色，并非我演得多好，而是这种感情我们是共通的。”何冰说他至今都对自己在《大宋提刑官》中的表演感到汗颜，认为那种表演枝蔓丛生，子弹库里有点装备就恨不得倾囊而出。
他把自己当作这些作品的局外人，戏份一杀青就决绝告别，偶尔打开电视看见自己的脸，他都不作停留。他认为自己还没拍出能够配得上“艺术家”称号的作品，而中国满地都是艺术家只是因为“这三个字给得便宜”。“这个称谓意味着位置和待遇，而且中国很多艺术家，是熬到了岁数才称为艺术家。就跟作家一样，真配得上作家的有几个？你作品得有力量啊，不是说这辈子写了好几千万字都是烂文章，就能称为作家。”
电视剧《大宋提刑官》剧照
何冰将这条线设得很高，因而觉得自己还离得很远：他内心有荣辱，还会因表扬而高兴，为批评而生气——“演员要活在掌声中，可又不能贪恋它。”这是他一直在琢磨的课题。他说纯种的混蛋才是艺术家，而自己，还是一个内心谦虚到有点自卑的人。
表演，是演给自己看
这两年，何冰作品不多。最近在电视上出现，还是在明星读信节目《见字如面》中。他读郁达夫写给沈从文的信、读杨恽写给孙会宗的信，读编剧蔡春猪写给自闭症儿子的信……沉郁顿挫、字句铿锵，话剧舞台上的多年锤炼使他对语言有一种超强的掌控力。
1999年和2004年，何冰曾两次获得中国戏剧表演艺术最高奖“梅花奖”。2011年，他与陈道明合作《喜剧的忧伤》，全部18场演出卖出16200张票，创下北京人艺的票房纪录。
话剧《喜剧的忧伤》，何冰与陈道明
很多人认为何冰已经成为人艺的台柱子，但何冰自己却不太当真：“大家随便都是台柱子，这就已经不值钱了。一个房子哪需要那么多柱子？自己得知道斤两。”
他也不认为获得梅花奖的两部话剧是他的巅峰状态。在他眼中，迄今为止在舞台上出神入化的经历就只有一次。
有一年他在话剧舞台上演《窝头会馆》，有一幕要砸酒瓶子，没用对劲儿，手指上嵌了一大块玻璃碎碴，戏服的大宽袖子里瞬间被鲜血染红了。当时距离演出结束还剩五分钟，搭戏的演员以为出了大事，正想起身放弃演出，何冰赶紧用眼神制止她。在余下的时间里，何冰脑子再没有空间去想表演的技术，惟一能做的便是安静、规矩地演完。他不再有炫耀，也不再有骄矜，在对外力怀有巨大恐惧时，他进入了一种修禅的境界。
何冰信奉从局限中能获得广袤的自由，也希望把人生苍凉的底色氤氲于每一个角色之中——苍凉，他说这是他的人生观：“人生最终就是这样，不过我们同时还在寻找阳光而已。所有的事情都在提醒你，当你经验最丰富、人生进入最好阶段的时候，突然你就老了。”
在人艺舞台上，何冰曾和戏剧大师林连昆演过几百场话剧。这是他的高山：“（林连昆）站在台上宠辱不惊，又是角色又是自己，水乳交融，他就像一个指挥家一样指挥着自己的灵魂和肉体，太灵巧了。”但也正因如此，何冰内心产生了深深的惋惜：“在他们最好的时候往往没戏演了，可能是不需要了，可能是你自己身体不行了，可能你不符合现在的审美价值观、年轻观众不要看了……这些都是可能的问题，你说能不悲凉吗？但这就是你一生努力的过程。”
随着林连昆、于是之等老先生相继过世，人艺也从枝繁叶茂的鼎盛落入时代的次席。这几年，资本一窝蜂涌入影视剧行业，大多数演员从舞台走向镜头，从此不再回头。对于表演行业被大量热钱包围，何冰坦言在目前中国的创作领域，真正的富人还没有诞生。
“你没有力量和资本对抗，也不能要求别人对物质无欲无求。我们也没有权利要求资本懂戏，所以你不能责怪它，甚至你应该觉得赶上了一个好时候，资本终于来了，因为不来更不好。只是我们从业者首先要想清楚一个问题，我们由衷想表达的到底是什么？”
在人艺浸淫多年，何冰说那种鼓励塑造人物的表演观念、严肃认真的工作态度早已长在了自己身上。他在日常生活中抽熊猫香烟、爱干净、穿时髦的窄脚裤，可在内心，他觉得自己还是一个旧时代的人：“我谈的这些事儿，哪件不是穿长衫的？”
这些年，何冰的阅读兴趣集中于物理、宗教和哲学。在很多问题上，他都流露出宿命的论调：“从猿变到人，恒定的东西没变，人就没变。我们的贪婪变了吗？自私变了吗？这些也不是坏词，不然哪来社会进步？”
他不介意自己能否跟上新闻，因为他认为人类就是不断地复刻重制，连阳光都是8分钟之前的，“哪有什么新消息？”
他不妄图僭越哲学家对宇宙命题的思考，只想以演员的使命把住人性善恶的根。活了半生，他极少做出冒险的举动，几乎克己复礼地遵守着本分——他最喜欢的战争场景始终不是见血封喉的那一瞬间，而是敌我双方开战前错剑致礼的那个仪式。
“所有的表演说好听点是演给别人看，说实在话，是演给自己看。我只想圆圆满满地演完演员这个角色。”何冰说，这是人到中年、身上插满标签之后，他，惟一能证明自己存在的东西。
本刊记者/徐雯 实习记者/赵逸凡
编辑/翁倩 [email protecte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