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在香港的一家酒店里，爱德华·斯诺登因为公开了美国情报间谍机密而震惊了全世界。在他逃往莫斯科之前，爱德华·斯诺登从全世界的媒体和特工眼前消失了。三年之后，德国媒体Handelsblatt（德国商报）找到了那些曾经协助隐藏斯诺登的人们：除了2个人权律师之外，还有那些已经没有什么可以失去、已经失去了一切的难民们，他们都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但没有任何一个人选择出卖这个价值连城的情报。时至今日，他们都希望再次见到斯诺登这个相处短暂却情谊非常的老朋友，但严峻的现实导致他们再次见面的可能性几乎为零。
这是他们的故事。
霍炬在他的朋友圈推荐了这篇文章，而我用了点儿时间，和朋友一起把全文无删节的翻译了出来，在这个美好的星期日，我强烈推荐诸位阅读这篇可能篇幅有些略长（一万三千字）的同样美好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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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香港， 6位曾经保护斯诺登逃脱美国国家安全局追踪的难民。他们只愿公开姓氏。从左到右依次是：Ajith，曾经是一名士兵，来自斯里兰卡；Vanessa，菲佣，和她的女儿Keana；Nadeeka，斯里兰卡难民，和她的丈夫Supun，女儿Sethumdi（图片来源：Jayne Russell）
爱德华·斯诺登不喜欢吃蔬菜。Nadeeka边笑边在她的小厨房里洗着盘子。那个在她房间里度过三天的客人，曾经是全世界最想找到的人，但是在饮食习惯上却和她的女儿Sethumdi如此类似。肉吃光了，配菜还在盘子里。2013年的夏天，斯诺登和Sethumdi在房间走道里玩耍，如此的时光里，这个美国人看起来平常。
Nadeeka，一个有着一头乌发的娇小女人，洗完盘子后来到走道。她的客人已经再度回房间了。她敲门进去那一瞬间，斯诺登一如既往地在看他的笔记本电脑。Nadeeka告诉他自己打算去买点东西。她很抱歉，这个年轻的美国人必须在这个闷热的房间里待这么久。他看着她，没有动，然后说：“Nadeeka，在这个房间里，我还能活着，但到了外面，就会死。”
在此之前，世界上从未有哪个间谍像斯诺登一样。“我叫爱德华·斯诺登，29岁。我为博思艾伦咨询公司工作，是美国国家安全局的一名分析师”，在这段于2013年6月9日播出的采访的开头，他这样说道。然后，他告诉观众们，一名服务于美国国家安全局的分析师所能做到的一切。
这段采访冲击了全球。尽管此前人们已经有所怀疑，但斯诺登的揭秘仍旧让他们脊背发麻。这个年轻人冷静地描述着美国国家安全局如何记录和存储全世界任何地方的每封邮件每条短信。每个在使用的电话号码、每个网络地址以及每次网络购物都能被追踪被访问。所有的这一切均没有得到法律许可或政府批准。全世界出离愤怒了。
斯诺登的揭秘之所以能引起如此巨大反响和共鸣的原因之一，就是他所做的充足的准备。接受采访的几周前，他抵达香港，行李中携带了一些U盘。这些存储设备里有数不尽的美国情报服务的文档。之后，他组织了一次会谈，参与者有一名英国卫报记者，以及美国纪录片制作人Laura Poitras。
棱镜计划，美国国家安全局最大的窃听计划，数据涉及苹果、Facebook、Google、Yahoo以及其他许多科技公司，其相关的曝光文章在6月开始陆续出现。事实真相的揭露引发群情激奋。数天内，全世界都想知道谁是这个惊天爆料的来源，直到斯诺登出现在他的采访视频里。身份公开后，斯诺登便成了对抗美国信息监控活动的代言人。
除了对于揭露事实真相的准备过程极其缜密，这个年轻人也略微考虑了一下这之后将会发生什么。英国卫报记者Glenn Greenwald对斯诺登的采访是2013年6月6日于香港香港美丽华酒店进行的。采访公开后的三天内，这位揭秘者仍旧停留在这家酒店。
全世界都知道了斯诺登的样子，他再也不能在外面随意活动。住在另一家酒店的卫报记者Glenn Greenwald也发现，去见斯诺登已经不再安全，会有其他的记者跟踪他。揭秘者陷入了困境。
“斯诺登的揭秘之所以能引起如此巨大反响和共鸣的原因之一，就是他所做的充足的准备。接受采访的几周前，他抵达香港，行李中携带了一些U盘。这些存储设备里有数不尽的美国情报服务的文档。”
律师
2013年6月10日，大屿山，这座香港263岛中最大的一岛，太阳才刚刚升起，Robert Tibbo的电话就响了。这位49岁的律师睁开眼睛看了看钟，觉得相当烦躁，于是翻了个身继续睡。几分钟后，电话再度响起。等到第三次响起的时候，Robert Tibbo最终还是接了。
20分钟后，他开着自己的马自达前往九龙，香港美丽华酒店所在的地方。Tibbo感觉有点不适。作为一个律师，他已经在香港工作了8年。之前，这位加拿大人是澳大利亚孟山都公司的一名化学工程师。后来他在香港开了一家法律咨询公司，读法律学校，专门从事人权维护方面的工作。那时，约有12000名难民居住在香港，其中的许多生活于非常恶劣的条件下，因此Tibbo可以接到许多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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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爱德华·斯诺登与帮助他逃往莫斯科的加拿大律师Robert Tibbo。拍摄于2016年7月下旬，一家秘密的莫斯科酒店内。（图片来源：N.Y. Jennifer）
这位律师开得飞快。香港，一个有着7百万人口的中国南部沿海的特殊的行政区域。得益于超高的机动车税和极好的公共交通，和其他大都市相比，香港很少有交通拥堵发生。Tibbo开到了最快。真是个糟糕的周一！他伸手去拿他的手机。
“你现在在哪儿？噢，不，那太危险了。我马上就到。”他气喘吁吁，对着电话那头的人说。
Tibbo走进W酒店的大堂，这里是卫报记者Glenn Greenwald入住的酒店。他环顾了一下四周。
已经有成批的记者在酒店大堂安营扎寨。在他们疯狂寻找斯诺登的过程中，他们发现了Greenwald。此时他们仍旧不知道他们所寻找的爆料者的身份，但是他们有一个非常简单有效的办法：跟踪Greenwald，直到他带着他们找到斯诺登。
Tibbo头天晚上也在电视里看了斯诺登的采访，像世界上其他人们一样，他震惊了。他对这个美国人在谈论美国国家安全局时所表现出来的轻松冷静表示佩服。但几个小时后，Tibbo的钦佩就变成了恐惧。斯诺登和那些记者们在出卖了美国情报机构最大的秘密后，就这样打个哈欠蒙头大睡去了？
斯诺登视频曝光后不久，Greenwald接到了一个老朋友的电话，他提醒这位记者整个世界马上就要开始搜寻斯诺登了。这个美国人需要一个律师。很快，他的朋友告诉他，Greenwald的读者认识两个最好香港的人权律师：Robert Tibbo和Jonathan Mann。
在W酒店，Tibbo很快进入了工作状态。Jonathan Mann前往香港美丽华酒店去见斯诺登，同时Tibbo前往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公署办公室（简称UNHCR）。
Greenwald则原地待命。Tibbo离开酒店后就直接去了UNHCR。他表明情况：一个在香港的美国人急需政治保护。UNHCR对这个不明确的需求表示非常疑惑不解。此时，Tibbo的电话又响了。
斯诺登打来的。
他很紧张。早前，斯诺登说他的证言远比个人自由重要。但是现在，揭秘所带来的后果开始显现，然后他开始意识到，如果离开酒店他就会被捕。那他应该去哪里。
“别担心，”Tibbo说，他想到了一个办法。
斯诺登现身
Nadeeka并没有在见到爱德华·斯诺登的那一瞬间就认出他来。这个年轻人站在她的公寓门前，戴着一顶棒球帽，拿着一个蓝色塑料袋。Robert Tibbo站在他身边。这位曾帮助Nadeeka在香港获得自由的律师在不久前打电话给她，说有个人需要保护，需要Nadeeka的帮助。
那晚，斯诺登睡在Nadeeka和女儿常睡的地方，一个裸露着墙皮的、100平方尺的房间的旧床垫上。而Nadeeka和她的女儿Sethumdi则睡在走道上。
第二天早上，斯诺登请Nadeeka帮他买一份报纸。当Nadeeka打开《南华早报》的时候，她目瞪口呆。眼前这张照片上的男人，此刻正坐在她家的床上。她正藏匿着全世界最想找到的人。
当记者在香港见到Nadeeka时，她当时并不怎么好。那是2016年夏季，炎热的一天，那天气温达到31摄氏度（88华氏度），湿度90%。Nadeeka刚从医院出来。她想要亲手抱抱她3个月的小儿子Dinath，但是Dinath却因为耳部疾病导致肾感染，医生决定让他留院。
她的公寓在九龙一个高层住宅的四楼。穿过杂乱的楼梯井，杂物堆，和电线裸露的保险丝盒。从经过的楼梯的窗户往外望，可以看见附近楼顶的非法搭建。
Nadeeka一家四口挤在一间两室公寓里。淋浴间在楼梯井里，炉子在厕所旁。墙皮裸露，唯一的一点色彩就是Nadeeka的丈夫Sunpun画在墙上的一副彩色风景画。
Nadeeka打开门，她的女儿Sethumdi兴奋地跟在她身后蹦蹦跳跳。这个五岁的小姑娘看起来毫不受周围贫困环境的影响。这个眼睛明亮的小女孩把她的塑料玩具给我们看。她沉浸在一个奇妙的世界里，在那里她是一位公主。Nadeeka摸着女儿的头，拉出一把破了的椅子和一个塑料凳子坐下，然后告诉我们她是如何来到香港的。
“她的公寓在九龙一个高层住宅的四楼。穿过杂乱的楼梯井，杂物堆，和电线裸露的保险丝盒。从经过的楼梯的窗户往外望，可以看见附近楼顶的非法搭建。”
缝纫女工
1983年，Nadeeka出生于科伦坡，斯里兰卡的首都。父亲是巴士司机，母亲是家庭主妇。Nadeeka18岁时，她开始在一家工厂里当缝纫女工，为耐克和玛莎做儿童服装。她每天工作10小时，一周6天，加班是常事。工厂里工人去厕所都需要经过领班同意。如果Nadeeka没有完成规定的服装数量，她就得无偿加班直到她的工作量完成。当有紧急订单的时候，600个女工就必须彻夜工作。
但辛苦的工作并不是Nadeeka离开故乡的原因。真正的原因是Nuwan，他是Nadeeka每天上班路上都会遇到的男人。Nuwan来自于一个有政治影响力的家庭。2003年3月，他第一次和Nadeeka，一个害羞的年轻女人说，他想同她约会，但她拒绝了。
6个月后，Nuwan跟踪Nadeeka一路从工厂到她父母家，求她当他女朋友。Nadeeka动摇了——至少有一点——10月，她告诉Nuwan，他必须先征得她父母的同意。Nadeeka的父母这个年轻人见了一面，告诉他下次得带着自己的父母来。不过他们还是同意了他和自己的女儿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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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pun和Nadeeka，两个在香港的斯里兰卡难民，2013年，爱德华·斯诺登消失在香港酒店后的第一个避难所。（图片来源：Jayne Russell）
四个月后，他们上床了。Nadeeka，一个在她的教育观里婚前性行为是被禁止的女孩，开始是拒绝的。但是Nuwan坚持，并且Nadeeka也觉得自己肯定会嫁给这个男人的，所以最终她同意了。
2004年末，Nuwan出国了。接着就有谣传说他在外生活得十分放纵。当他2006年中回到斯里兰卡时，Nadeeka的父母告诉他，他和他们女儿的关系结束了。而这，就是噩梦的开始。
Nuwan骗Nadeeka来到一个朋友的公寓，强暴了她。从那时起，他每周都要求性交数次。如果Nadeeka拒绝，Numan就会打她强暴她。恐惧于会被周围人耻笑，Nadeeka没有向警察或者医院寻求帮助。当她想要起诉Numan时，她被威胁了。Numan给她看了一个秘密拍摄的他们的性爱视频，并威胁Nakeeda如果她抵抗，他就会公开这个视频。同时，Nakeeda发现Numan结婚了，并且妻子已经怀孕。Nadeeka感到莫大的侮辱和恐惧，她认为自己永远都嫁不了人了，所以喝农药自杀。
在医生救了她的命后，Nadeeka藏到了一个亲戚家。但是Numan还是找到了她，并威胁要杀了她、她的父母以及所有帮助她的人。因为Numan的家庭和执政党有着密切的政治联系，所以他有政治保护。警察不会为难他。2007年12月，Nadeeka逃到香港，在这里，她遇到了她想要与之结婚的人。
科伦坡的罗密欧与朱丽叶
Supun曾经是一个高傲的男人。十几岁时，是斯里兰卡一名备受期待的板球运动员，而板球是斯里兰卡最受欢迎的运动。他在学校很有名，是个万人迷，梦想着自己有一天能扬名。如今，他却住在破旧的公寓里，坐在Nadeeka的身边，双眼布满血丝，显得有点难为情。
Supun 困在香港11年。一直靠父亲养活着，为了他，父亲卖掉了房子。Supun也想做工补贴家用，但他却不能。作为一名避难者，还没有获得法定身份，所以不允许在香港工作，也不允许离开香港。生活对他来说如同坐牢一般，可以说是度日如年。
战争迫使他背井离乡。第一次听到爆炸声时，Supun才九岁。1993年，劳动节，当时他正在修自己的自行车。突然，他听到巨大的爆炸声，整个地都在震动。一个绑了炸弹的自杀式袭击者在一场公共集会中引爆了身上的炸弹，总统Ranasinghe Premadasa和许多旁观者不幸身亡。
斯里兰卡的内战持续了多年。政府以及反对军武装组织的战斗策略和征兵政策都相当残忍无人性。没有人可以保持中立，但一旦支持了其中一方，这个人立马就会成为另一方屠杀的目标。Supun在上学的路上经常看到烧焦的尸体，叛乱者的脖子上被绑上浸满汽油的领带，然后点火。为了遏制民众，学校前经常悬挂着那些反对政府的学生的被砍掉了脑袋的尸体。
Supun六岁的时候开始打板球，他的天赋以及对这项运动的热爱帮助他入选了全明星队。在Supun12岁的时候，斯里兰卡赢得了世界杯。在斯里兰卡没人比板球运动员更受尊重了。Supun想要成为一名职业板球选手，然后再转型去当演员或者歌手。
17岁时，他恋爱了，却面临着一个非常大的难题。他的女朋友Inoko来自于一个积极拥护反对派的家庭，而他的父母和亲人却支持执政党UNP。这简直是罗密欧和朱丽叶的故事。
当Inoko的父母发现他们的女儿正在和一个对立派的年轻人约会时，就威胁要杀死Supun。Inoko的家庭想把Inoko嫁个一个她没见过但却符合家族利益的男人。走投无路的Supun和Inoko在2003年10月秘密结婚了。
斯里兰卡的政局状况在2004年UNP落选以后一落千丈，更为糟糕。很快，Supun接到了妻子的电话，让他赶紧躲起来。因为她无意中听到了她兄弟间的对话，他们找到了Supun在科伦坡的新住址并且准备去抓他。
Supun从一个藏身地搬到了另一个，但他妻子的兄弟们还是找到了他。他们用金属棍棒打他，要求他离开他们的妹妹。但是这对爱人依旧偷偷继续见面。
当Inoko的家人发现他们居然秘密结婚以后，情况变得更加糟糕了。Inoko的兄弟们把Supun打到半死，并软禁了Inoko。他们强迫Inoko签署离婚协议，威胁她如果不签字，就杀了Supun。Inoko没有办法，只得服从，但是Supun却拒绝离婚。光天化日之下，Inoko的兄弟们用棍棒毒打Supun，而这次，是在他的妻子的眼前。
Supun走投无路，只能求助于警察，但却没有用。Inoko家族支持的政党如日中天。警察根本不敢把Inoko的家人怎么样。反而在Supun交完文件费用之后，把他打了一顿。2005年3月，Supun逃到了香港。他选择香港仅仅因为这里不需要签证，只需要一张车票。Supun拖着仅有的一个行李箱离开了斯里兰卡，开始了他新的生活。
“香港美丽华酒店是香港最时尚的酒店。2013年6月1日，斯诺登穿着一条牛仔裤和褪色的T恤，握着一个魔方作为接头物品，接受了Laura Poitras和Glee Greewold的采访。”
天堂里的悲惨世界
刚到香港的时候，香港看起来如此美好，仿佛应许之地。位于中国南部海岸线，风景如画。世界的各大银行在此竖起了摩天大楼，街上满是豪车。世界金融中心里的丽丝卡尔顿酒店是世界上最高的酒店。香港有着17亿欧元，约合19亿美元的财政预算盈余。仅仅20平米（215平方尺）的小公寓就需要一百万欧元。高级公寓则可以卖到690万欧元。
这是斯诺登在2013年5月抵达香港后感受到的这个城市的一面。坐落于弥敦道的香港美丽华酒店是这个城市最具风格的酒店。豪车成队排在酒店入口前，进入大厅后，可以看到弧形的白色墙壁以及时兴家具。在这里，斯诺登穿着一条牛仔裤和褪色T恤，手拿魔方以暗示身份，接受了Laura Poitras和Glee Greewold的采访。
从美国情报局逃跑的10天后，斯诺登开始熟悉起香港的另一面熟悉来。
斯诺登第一次接受庇护的地方，就是Nadeeka和Supun居住的公寓。公寓由一家本部位于瑞典的国际社会服务机构（ISS）经营，是一个正式的非政府组织（NGO），ISS和香港政府签订了一个相当合算的合同，主营难民居住屋。2015年时，市民大规模的抗议迫使城市管理者关闭并清理了超过60个的贫民窟：据报道，ISS的工作人员们将难民们送到了牟取暴利的贫民窟房东那里，他们将难民们安置在猪圈和鸽子笼一样的地方居住，以此从数百万的社会福利拨款中获利。政党、ISS高层以及恶劣房东们至今仍一脉相连。
当然ISS否定了这篇报道，以保护着它在香港的地位和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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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美丽华酒店，香港奢华酒店之一，也是斯诺登2013年6月接受卫报记者Glenn Greenwald和纪录片制作人Laura Poitras采访的地方（图片来源：Jayne Russell）
香港对难民的福利政策饱受批评。难民拿到的兑换食物的票据只能在百佳超市使用。百佳超市，是亚洲首富李嘉诚经营的连锁超市。但不论像Nadeeka和Supun这样的难民抱怨过多少次百佳超市的物价比其他地方高，以及兑换券每月底就失效这件事，都没有任何改变，无济于事。
初次庇护
2013年6月，全世界第一次看到斯诺登。卫报的采访使他成为了美国的敌人。美国政府发布命令逮捕斯诺登，美国司法部长Eric Holder将军给香港政府施加压力，让他们搜捕斯诺登并引渡回国。同时，美国自己也展开了搜捕，被情报局内部人员称为有史以来最大的情报局搜人工作。参议员Lindsay Graham说：“希望我们坚持追查他到世界尽头，并把他带回接受审判。”
对于斯诺登来说，世界尽头就是Nadeeka和Supun的公寓，他们毫不犹豫地接收了他。第一次见到这个美国人的时候，Robert Tibbo站在他身边。这对夫妇本来就想回报Tibbo曾经给予他们的帮助。Tibbo这位人权律师帮助这两位难民留在香港，未被驱逐。他们两人都被逮捕过好几次，而每次都是Tibbo保释他们出来的。在这个特别行政区，只有千分之三的申请人能获得难民身份，Tibbo是少数帮难民说话的人。这就不奇怪Nadeeka和Supun为什么愿意这个全世界都想找到的男人住进自己的公寓。
斯诺登害羞且有些紧张。他只说了一句“他们在追我”后便沉默了。在接下来的几天内，这个揭秘者身份的客人和房子的主任几乎不说话。大部分时间，他都坐在他的笔记本电脑前戴着耳机。Nadeeka和Supun也不知道他在写什么。
这是他们离奇经历的开始。全世界最想找到的人住在他们的公寓里，而他们却不能告诉任何人。Tibbo让他们卸掉手机电池，并且不能在电脑中用谷歌搜索类似“斯诺登”或者“NSA美国国家安全局”这样的关键词。这位律师谨慎地将这个美国人藏在没人能找到的地方，而且决定长期如此。
虽然斯诺登极少开口，但房主很快就明白了他们在这场搜捕中的角色。整个城市都在谈论这个美国人。每个人都在纳闷到底这个对抗无所不能的美国情报局的男人在哪里。“我们在保护一个英雄”Supun告诉他的妻子。几天以后，当斯诺登告诉他们是时候该离开了，这对夫妻哭了。但是律师坚持说离开是为了更安全。
菲佣
当爱德华·斯诺登站在她面前时，Vanessa无法保持平静。
“这个男人需要一个藏身之地，”Robert Tibbo告诉她，那是2013年的一个夏天夜晚。这已经足够了。她将这个陌生人带进了自己的公寓，给了他一个枕头和一条毛毯，问他想吃点什么。“松饼吧，”斯诺登说道，于是Vanessa伸手去拿自己的钱包。律师离开前，把她拉到一边说道，“不要跟任何人提起，当你打开明天的报纸，你就知道他是谁了。”
当42岁的Vanessa第二天出门去给她的住客买松饼和干净的内裤的时候，她惊呆了。那个昨天夜里住进她公寓的男人的脸出现在各大媒体上——报纸，电视和网站。“我吓得发抖，”她回忆道，“这个全世界都在寻找的男人在我的公寓里睡觉，如果有人发现了的话，我和我的女儿可能会惹上麻烦的。”
但是Vanessa并没有赶走斯诺登。“我不能这样做，”她说道，“把爱德华藏在这儿是Robert Tibbo交给我的重要任务，我不想让他为难，而且他能找我来做这件事是我的荣幸。”
Vanessa几乎无法帮这位帮助过她的律师做任何事情。在这个不需要她的城市里，Tibbo是她的依靠。她躲避当局多年，只有从Tibbo那里，她得知她最终获得了香港居留权。
初到香港时，她24岁。她的入境签证上写着工作是女佣，她觉得这是一张通往幸福未来的车票。她生于北菲律宾的一个小村庄里，村庄所在省里新人民间叛军和共产党武装力量对立。和政府军的战争司空见惯。还是个孩子的Vanessa就可以仅凭爆炸声来判断战斗在多远的地方展开。
香港看起来好多了，一个没有外来劳动力的帮助就会停滞不前的城市。超过30万的外来移民，基本来自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在香港当居家佣人。Vanessa开始的几年过得挺开心的。但是一场婚礼改变了她的命运。
2000年夏天回菲律宾期间，Vanessa参加了一个朋友的婚礼。其中一名客人对她动手动脚，让她很反感。起先这并不是什么大问题，当时她已经开始寻找下一份在香港的工作了，但是她发现她没有足够的钱付给工作中介公司，只能暂时留在菲律宾。她呆的时间越长，男人的骚扰就越甚，并且她发现这个男人与NPA反叛军成员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2001年12月，这个男人强暴了Vanessa，并且囚禁了她。
她曾三次尝试逃跑，每次都被抓回并且毒打。等到她生了一个儿子后，反叛军允许她去看她的父母。在父母的帮助下，她终于签订了一份香港工作担保合同。她把儿子藏在了父母家，打算日后再回来找他。
但是她的梦想破灭了。在逃离菲律宾的几周以后，Vanessa接到了那个让她的世界变得一团糟的男人的电话。他带走了她的儿子并且威胁她，一旦她回到菲律宾就会立马杀了她。直到现在，她都不知道她的儿子过得怎么样，是否还活着。
无法回到菲律宾，她在香港的生活一夜之间变得更加艰难了。香港住家女佣的生活异常艰辛。
“这个男人需要一个藏身之地，”Robert Tibbo告诉她，那是2013年的一个夏天夜晚。这已经足够了。她将这个陌生人带进了自己的公寓，给了他一个枕头和一条毛毯，问他想吃点什么。“松饼吧，”斯诺登说道。”
现代奴隶
在香港，法律要求女佣住在雇主的家里。这些年轻的女人常常住在儿童房，当孩子夜晚啼哭，或者凌晨五点醒来，不再愿意睡觉时，女佣们就要起来了。
很多这样的女人将自己看作是现代社会的奴隶。Vanessa的雇主还经常要求她去给自己的父母打扫清洁。但是，就像所有的家庭佣人一样，她的收入仍然低于法定最低收入标准。并且，一旦她被解雇了，Vanessa只有两周时间去找工作，否则面对她的，就是驱逐出境。
香港的家庭佣人只有星期天休息，每个漫步在这个城市的人，都会看到一个奇怪的景象——在大街上，或者在拥挤的公园里，有上千的年轻女人，坐在平展的硬纸箱上吃饭。这些人太穷了，以至于没钱去餐馆。这些年轻的菲律宾或印度尼西亚女人看起来像是抗议示威者，但实际上，她们不是。她们只是穷困，挣扎在最低生活线上。
那些不听话的人，会被赶出去。Vanessa在2010年，弄丢了上一份工作。不能回菲律宾，她只好在朋友家艰难度日。但在一次警方的搜捕中被抓获，由于不能提供有效的材料，她入狱了。之后的两个多月里，她和12个女人住在同一个牢房，睡在没有床垫的金属床上。
Robert Tibbo找到Vanessa，并且告诉她，她是有人权的。她开始成为难民协会的创办成员。在12000位香港的避难者中，这个难民协会登记了2500人。这个机构吸引了许多人，这些人几乎被香港的官僚主义逼到犯罪的边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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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报调查团队主管Sönke Iwersen在香港和Supun，Robert Tibbo一起。Supun是来自斯里兰卡的难民，曾经在2013年6月帮助藏匿斯诺登。Robert Tibbo是斯诺登在香港的人权律师。（资料来源：Jayne Russell）
难民们在香港无法挣到足够的钱来生活。他们被禁止工作，并且那些冒险非法工作的人，面临22个月的牢狱风险。对抢劫罪的处罚是2-3个月，而毒品交易罪犯的监禁通常少于一年。很多难民在香港因为非法务工，被监禁的时间比明显更有利可图毒品交易还长。
爱德华要走了
住在Vanessa公寓里面的斯诺登在2013年的夏天还有其他的麻烦。他被Dianne Feinstein指控叛国罪，Dianne Feinstein是美国参议院情报特别委员会的主席。美国决定不惜一切代价抓住斯诺登。
除了在公寓中收留斯诺登，Vanessa还是他的信使，帮他和律师之间传递文件。她每次都戴不同的棒球帽，以防被安全摄像头认出来。斯诺登的护照就放在她的冰箱里。在斯诺登30岁生日的时候，Vanessa为他买了一个巧克力蛋糕，“爱德喜欢甜食，我和我的女儿为他唱了生日歌，然后他吹灭了生日蜡烛，这太美好了。”
欢乐的时光总是短暂的。“一天早上，爱德突然说他要走了” Vanessa说。斯诺登看起来非常焦虑，她说“他告诉我他很怕死，但是我告诉他，别担心，Robert Tibbo会照顾你的。”
Tibbo先生的办公室很简陋，让人很难想象，在这个办公室的人，会有能力与美国情报局较量。这间办公室没有大理石地板，没有大厅，甚至没有前台。他在一个14楼的单间里工作，这里位于尖沙咀的一个高层建筑，紧邻隔壁的，是一个泰式按摩室。
他的办公室里放满了桌子和纸箱子。文件在架子、桌子和地板上高高堆起。每一份文件的背后都有一个人的故事。经常有人停在他身边，感谢他所做的工作。当记者采访Tibbo的时候，在斯诺登逗留香港期间，担任保镖的Ajith，也在办公室里。
Ajith的工作开始于Tibbo叫他去UNHCR的一个下午。“他想让我去看看有没有白人站在门外，” Ajith说。然后Tibbo和一个陌生人离开了大楼。“我认识你”Ajith马上说，“你就是电视上的那个人。”
斯诺登的保镖
18岁的时候，Ajith在斯里兰卡入伍。由于他的父母没有办法支付学费，他提前三年辍学了。Ajith没法找到一份正经工作。他的父母相信，如果他入伍，起码能养活自己。但是现实却不尽如人意。
Ajith前后共当了22年兵。在他历尽艰辛到达位于斯里兰卡西南部的安倍朴瑟军营时，噩梦开始了。年轻的新兵遭到性骚扰，甚至常常被长官强奸。那些抱怨的人会遭到残忍的惩罚。Ajith在两周后逃离，之后的三年，他一直躲避宪兵队，靠打零工维持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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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jith，斯里兰卡前士兵，在2013年6月斯诺登转入地下的两周内，充当他的保镖（图片来源：Jayne Russell）
1993年，Ajith回到部队，因为他觉得自己别无选择。他用一个假名应征入伍。在新的军营里，新兵仍然会被长官性侵犯，但是这次Ajith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去避免这种事情发生。三个月后，他被送往前线，与政府军一起，和泰米尔猛虎解放组织交战。战争中受伤的他却得不到医疗护理，于是他再次逃跑了。
对于当局而言，Ajith是个做了两次逃兵的人。他用了六年时间逃亡。在那段时间，他做过渔夫，下过矿井，藏身过密林，有次还躲在佛寺里。2002年，他被宪兵队抓住，被捕入狱。他从此遭受各种折磨。Ajith曾经被棍子、头盔和椅子殴打。有时，折磨他的人会把汽油倒在他未愈合的伤口上，有时他们几乎把他淹死，然后把他丢进了一个垃圾坑。
在Ajith放弃生的希望时，他被突然释放了。家人把他带了回来，试图照料这个被严重虐待的孩子，让他慢慢恢复健康。几个月以后，宪兵队带着更多的问题又来了。这次他们发现Ajith的从军经历不是一次，而是两次，并且两次都在没有许可的情况下离开。家人开始恐慌，他们知道，Ajith如果再经受一次折磨，一定会死。
家人决定让Ajith离开祖国。他们找到一个自称可以通过伪造文件帮Ajith偷渡到加拿大的人。Ajith的父亲抵押了房子，将家里所有的积蓄和一些护照相片交给了这个陌生人。
2003年10月，这个掮客和Ajith飞到了香港，这人告诉Ajith，香港是个中转站。他把Ajith从机场带到了重庆大厦——一个有着2000个房间的旅馆。这个陌生人打了个的就出去了，他告诉Ajith等着他，从此再也没有出现过。Ajith在香港被困住了。
庆幸的是，在香港有好几万斯里兰卡人。有些人给了Ajith庇护，他在地下室里住了三年。2006年他发现酷刑受害者可以申请避难所，但是身份问题仍然没有解决。
但是2013年，他有了个客人：爱德华·斯诺登。
当谈到和这个美国人一起的日子，Ajith有些踟蹰。这个满身纹身的大个子坐在Robert Tibbo的办公室里时，显得难以集中注意力。他在斯里兰卡经历的一切是无法愈合的伤口。看起来Ajith并没有足够的力量去保护斯诺登，但是当记者问到他为什么这样做时，Ajith说：“他和我一样，爱德是难民，我也是难民，我当然要帮他。”
他们俩很少说话。有时Ajith会为他的美国客人买吃的。斯诺登喜欢麦当劳。此外，每次从一个藏身所转移到另一个时，Ajith会伴随左右。“在转移的时候，如果Ajith在那儿，我就觉得更放心”Robert Tibbo说，他还补充道：“Ajith是唯一有前线经验的人。”
仿佛自由落体
Nadeeka 和 Supun，斯里兰卡的小夫妻；Vanessa，来自菲律宾的女佣；Ajith，前士兵。2013年，Robert Tibbo就是召集了这么一群奇怪的人保护斯诺登，而且除此以外，别无他人。
记者问过斯诺登的摄影师——Laura Poitras，关于她如何去拍摄那次在2013年6月6日进行的著名的采访。为什么记者们没有在之前将斯诺登带到一个安全的地方。
Ms. Poitras说：“我们没有时间做计划，事情的演变比我们想象要快，我们简直像是在自由落体。”
Robert Tibbo解救了斯诺登。Ms. Poitras说：“Rob是真正知道自己在干什么的人，他很快制定了计划，帮助斯诺登离开酒店，也规划了后续的行动。如果没有他，我们绝对不会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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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nessa（右），来自菲律宾的香港难民，和她的妈妈、女儿Keana，和Robert Tibbo在一起。Robert是在香港的加拿大籍的人权律师，在2013年6月，他请Vanessa在狭小的公寓里藏匿爱德华斯诺登数日。（资料来源：Jayne Russell）
斯诺登在一次网络采访中，对Tibbo大加赞扬，“Robert每天都肩负着他人生命的重担，”这个美国人通过一个来自莫斯科的加密渠道告诉记者。 “每天，他都在和一个体系搏斗，这个体系就是被设计来确保你无法胜利。而且就我看来，他的计划聪明绝顶。”
为什么Tibbo是唯一能清楚叙述在2013年夏天斯诺登的经历的人？他耸耸肩。Tibbo说：“作为一个人权律师，你经常发现自己处在极端情况下。”当然，他其他的案子不如这个闻名于世，但是，也都关乎生死，为客户赢得公民身份，避免因驱逐导致的死亡，是他的核心工作。“我只是在做自己的工作”Tibio说。
和斯诺登一起的两周在生命力留下了印记。在那些夏日，他很少睡，除了胡乱打几个盹，他不分昼夜地帮斯诺登寻找离开香港的办法。最后，这个美国人选择了莫斯科。2013年6月23日，Tibbo开车送斯诺登去了机场。
但是这并不是这位律师冒险生活的结束。Tibbo说他在与斯诺登分开的数年里，都一直被跟踪。他几乎只通过加密的渠道进行交流，因为担心所有的信息都会被情报局截获。在他的办公室里，手机是被禁止的，来访者必须将自己的手机放到他的冰箱里。
Tibbo说，自己仍然是斯诺登的律师。他们几周前曾在莫斯科见面，但是他不愿透露两人的对话内容。他说，斯诺登看起来精疲力竭。但是与自己的客户私下见面是件重要的事。
对Oliver Stone和电影没兴趣
藏匿过斯诺登的难民们想要再见一次他，但是见面的几率几乎为零。Vanessa这位来自菲律宾的单亲妈妈，支付不起她女儿Keana的书本费，Ajith仍然承受着折磨并且需要心理治疗，Nadeeka和 Suduka艰难的生活仍在继续。
九月，当记者在九龙再次见到Nadeeka 和Suduka时，他们的情况更糟了。在滂沱的大雨下，Supun和他三个月大的儿子Dinath挤在一块塑料防雨布下，愤怒而绝望地靠在一堵墙边。
房东把他们的电掐断了。当时是晚上10点，室外有28摄氏度（82华氏摄氏度），他们的公寓里，伸手不见五指。没有电，也就没有通风电扇。Supun的儿子患有肾病，他的药需要被存放在冰箱里。Supun不得不买了一袋冰。
在那可怕的夜里，孩子们满身是汗地和父母挤在一张小床上，啼哭不止。他们的父母几乎不能入睡，以至于第二天早上，家里的每个人都疲惫不堪。他们去了物业管理处，但是工作人员说他也不知道为什么会断电，最后说这可能是个计费错误。花了半天的时间，他们的公寓才重新来电。
这也是爱德华·斯诺登故事的一部分。虽然在三年前，难民们给了斯诺登庇护，但在这个不想要他们的富庶城市里，他们的生活仍然糟糕至极。他们还需要花10年或者更久的时间排队等候难民身份的申请，他们的孩子没有护照，这些孩子一出生就没有公民地位。
和斯诺登相关的另外一些人，却正好相反。记者Glenn Greenwald将他的经历变成了畅销书，Laura Poitras因她的纪录片“第四公民”举世闻名，还获得了奥斯卡。他们二人一起，发起了一个新的新闻计划，并且获得来自EBay创始人Pierre Omidyar两亿五千万美元的投资。好莱坞导演Oliver Stone耗资五千万美元的电影《斯诺登》，这个月即将首映。
Stone没有和救了斯诺登性命的难民们交谈，这个香港律师Tibbo说。引用Tibbo的原话：“这个话题看起来并不能引起我的兴趣。”那他是否会看这部电影呢？“不会，我知道发生了什么。”
—— 本文来自Handelsblatt（德国商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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