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多年来，中国通过改变自己而扭转了中美关系的发展方向，但美国对中国的影响却远远大于中国对美国的影响。
中国近现代史深深地烙上了美国的印记。这一点当属研究者的共识，不消多论。其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美国人对于1949年以前中国军政大事的直接参与。美国通过在中国各个领域发挥作用的美国人，“引导”中国，输出美国的价值观，成为影响中国政治的特殊方式。
画册中有不少这样的例子。
参加清朝剿灭太平天国军事行动的华尔，在中国招募外国人组成洋枪队（后称常胜军），任队长。华尔娶中国人为妻，还加入了中国籍，最后在同太平军作战中阵亡。
1867年，刚刚卸任美国驻华公使（当时的“公使”相当于现在的“大使”）的蒲安臣，即被清政府任命为“办理中外交涉事务大臣”，代表中国出使欧美诸国，开中国近代外交活动之先河。
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离开中国成立保皇会，聘请美国残疾青年人荷马李为军事顾问，组建了一支军队在美国受训；1912年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大总统”后，任命荷马李为首席军事顾问。
1942年，美国将军史迪威担任盟军中国战区参谋长兼中缅印战区美军司令，同蒋介石争夺对中国军队的指挥权。
1945年底，杜鲁门政府委派乔治·马歇尔将军到中国调解国民党同共产党的冲突，以图避免内战。这是美国在历史上首次介入外国政治调停。马歇尔曾在延安受到毛泽东的热情款待，但调停努力却以失败告终。
创办了燕京大学并亲任校长的司徒雷登，后出任美国驻华大使。1949年毛泽东的一篇评论《别了，司徒雷登》，使他闻名于当代中国。
从1949年司徒雷登离别中国，到1971年理查德·尼克松总统派特使亨利·基辛格秘密访华，其间几乎没有任何美国要客驻足过中国大陆。但是，
美国的政治渗透却以潜移默化的其他方式顽强地表现出来。
中国政治主流一直相信，一旦放松了政治教育，美国的意识形态就会卷土重来，让中国走上改旗易帜的邪路；
境内敌对势力都到美国土地上去安营扎寨，同一些美国人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中国共产党即在知识界展开了反对“亲美、崇美、恐美”的思想改造运动。之后美国成为西方敌对势力——帝国主义的总代表，反美宣传成为群众运动。即使在中美关系正常化之后，这根弦也没有放松。
另一方面，尽管中国官方高度警惕美国对中国的政治图谋，同其他国家相比，美国在中国的政治影响至今还是最大的。
反映美国价值观的书籍、影片和音像制品，在改革开放时期的中国被大量翻译出版发行。
为改善中美关系做出过贡献的美国政治家和各界人士，如为画册撰写序言的前总统吉米·卡特先生，在中国广受尊敬，知名度很高。在当代中国最著名的美国人之一，是不久前出版了《论中国》的前国务卿基辛格。他在中国长达40多年的声望和人脉关系，让同时代任何其他国际人物都难望其项背。
反向来看，200多年来中国对美国的直接政治影响就相形见绌了。
值得一提的，似乎只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对美国的政治造成了冲击。1950年，美国参议员麦卡锡发动了对所谓“亲共”的美国人士的政治迫害，将几位同中共有过交往的美国人，当成美国对华政策失败的替罪羊。
其实，还有一件不应遗忘的事，证明中国也曾试图介入美国的国内政治，服务于自己的对外战略：毛泽东于1963年和1968年两次以中共中央主席的身份，发表了“支持美国黑人反对美帝国主义种族歧视斗争”的声明，并在声明中强调，“民族斗争，说到底，是一个阶级斗争问题。”不过，没有事实说明，这两纸声明对美国政治和种族关系产生了多大冲击。
中国对美国政治影响的增加，是在1979年建交之后通过双边经济和社会交往的急速扩大而间接实现的。
近年来，中国持有的美国国债保持在1.2万亿美元以上；双边贸易额在5000亿美元以上，2015年中美互为最大的贸易伙伴国；到美国旅游的中国公民每年有200多万；2015年在美国就学的中国留学生达30万以上，在美国的国际学生中所占比例最高。
从理论上说，双方经济与社会交往如此密切，中国对美国政治必然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
事实上，中国在美国全球战略和对外政策中的地位的确在不断上升，但在美国国内的两党政治、选举政治、行政部门与国会的关系、宏观经济决策等方面的影响力，多年来似无明显提高。
冷战结束后，总有美国总统候选人在竞选场合口头攻击中国，以迎合部分选民，可是迄今为止，涉及中国的议题从未在总统选战中占据重要位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