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初，清华大学民生经济研究院院长李强在“社会创新国际论坛暨友成十周年”大会上发表演讲。分享了为什么中国的经济转型能大胆推进，而社会转型却特别难。他认为如果政府太过强大，社会就会处于被动，导致社会转型难上加难。激发社会组织的活力有利于社会转型。
社会创新在目前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中意义重大。中国的发展一般用两个概念——经济与社会。所以我们的五年规划到现在是“十三五”，而且叫经济与社会发展规划。
在1982年以前，是叫国民经济发展计划，还没有“社会”二字。1982年以后意识到光讲经济不行，于是从“六五”就开始讲经济与社会发展计划，概括为经济与社会。
在经济发展方面，改革开放以后，中国从1978年年底、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确实实现了经济总量的“膨胀”，走出的道路全世界共睹。经济上号称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而且这个经济体的体量庞大。
应该说小平在经济上的贡献比较大，他的胆子大，基本上是拿来主义。中国的经济模式应该怎么样？小平说别的国家怎么做经济我们就怎么做。所以引入的时候，胆子比较大，包括我们的股指期货、股市，当时如果要讨论起来，肯定会产生很大的争论，但是幸亏小平说不要争论，先把它引进来。
实际上，中国在经济上的成功很简单，因为经济是要跟人家做贸易、做买卖，如果你跟人家的原则不一样，怎么能进行交易？所以经济比较简单——不争论，别的国家怎么把经济做成功的，我们就按照这套模式去做。
这里面当然不能完全僵化，也有我们自己的创造，但是中国的经济模式和国际的经济模式是接轨的，学来的东西比较多。
到了社会层面就比较麻烦了。中国到现在也找不到一个体制能直接拿来（参考）的。中国号称五千年文明，基本是人类社会生活方式的一种总体方式，这个方式没法学。
最近我也在研究美国的模式，托克维尔当年到美国，预言这个国家将来可能会成为世界上的创新大国，他预言成功了。原因就是，他看到美国当年的社区体制是很精彩的。但是后来美国出问题了，如果读过《独自打保龄》，就会了解，今天的美国不是早年托克维尔写的那个美国了，它的社区精神没有了。美国社会在今天也碰到了危机，这是值得我们思考的。
反思中国，中国的社会体制真的找不到样板，该怎么办？只有中国人自己来创造。
经济体制的创造基本是学来的，但社会体制的创造学不来。
在清华大学北边有一个清河，大概10平方公里、20万人口，是城乡接合部。在北京可以找到很多社区形态的依据，我现在在社区里寻找社会创新，也是在探索社会究竟怎么发展。我认为社会创新确实需要从基层开始。
这是第一点的理解，就是经济体制好学，社会体制既难学，也学不来，只有自己创造。
其实我们能理解中国现在发生了什么事情。卡尔·波兰尼在《大转型》里写了欧洲经历的大转型，在欧洲，英国从几百年前开始转型，但欧洲的全部转型也不过是4亿人，现在中国是14亿人，转型的意义实在了太大了。
回想一下两次世界大战如何发生的？两次世界大战都从欧洲开始，像德国这样的国家，最后魏玛共和国以为创造了一个更好的体制，却没想到走向了战争，可见转型是极难的。
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今天面临是一个很难的局面——14亿人到底怎么办？我们所进行的城镇化是14亿人的城镇化，现在号称城镇化率50%多，但是里面有非常多的水分。中国的城镇化走得十分艰难。北京2400万人口，真正有户籍的是1200万，剩下的1200万怎么办？没有北京户口的孩子连上学都成问题。相比卡尔·波兰尼写的大转型，中国的转型难度很大。
我们要理解到，任何一个国家，文化传承是最大的部分，而创新的部分其实不多。一般来说，体制大部分是传承过来的。我们国家一百多年来很乱，传承也不知道要传承什么。
2020年，中国要建成全面小康社会，但中国14亿人，中国的保障体系怎么建？从这个角度看，我认为大转型的创新意义太重大了。
中国是一个政府强大的国家。秦以来创造的中央集权，好处便是能够统一，到现在我们没有欧共体的问题，政府非常强大。
共产党创造了一个更强大的社会，这一点可以读一下黄仁宇的书，讲得很清楚。共产党在中国几千年文明中第一次创造了一个体制——从中央政权到每个基层，都有一个党组织，这在古代从没出现过。
这个体制决定了国家的行动能力极强大，南水北调，西气东输，最近的雄安新区，这样的力度没有哪一个民族能够做到，穿透力太大了。
但是政府太大以后产生了一个缺点，社会太被动了。
2013年发布了《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里面有300多项，细致到具体要做什么事。现在总书记每隔一个月开一次会，叫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会议，已经开到第三十多次了，全面实施他的战略纲领。纲领中有一条叫激发社会活力。其实他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社会完全被动，完全由党和政府来做是不可能的。
所以社会创新是告诉我们，要有社会活力，而社会组织就正在创造这种活力。我深刻地意识到，我们现在是没有把社会活力释放出来，中国有将近14亿人，如果每个中国人都有活力，这个民族可了不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