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人简介：
刘守刚，上海财经大学教授，经济学博士、法学博士，研究方向为中国财
政史、西方财政思想史、财政政治学。代表著作有《财政中国三千年》《打开现代：国家转型的财政政治》《国家的财政面相》《中国古代治国理财经典阐释》《家财帝国及其现代转型》《国家成长的财政逻辑》等。
本文整理自
刘守刚老师在
南翔书苑讲座，未经老师审阅。
关于历史著作，我大致上把它分成三种类型，第
一种类型就是大家所熟悉的，我们把它叫做考古的历史。
所谓的用第一手材料，要么是考古挖掘出来的，要么是哪个古文献，要么是哪个村庄力，连续两三百年的地契资料，从来没人用过，我们把这些发掘出来，这样的研究，我把它叫做考古的历史，这是最为推崇的，也是历史的基础。
第二个历史著作，历史的研究
，如果说他研究有人不太赞成，但是肯定是历史的著作的，
我把它叫做消费的历史
。看这样的书，我们觉得很轻松、很愉快、很有教义。一般来说，他们是依据于前一类的，我们把它叫做二手文献，用二手文献来写作的。可能很多朋友看过《明朝那些事儿》，当然他不要伪造历史，不要伪造证据就可以，只要根据现有的历史学界公认的一些史实来写作，就是非常好的。
第三类，我把它叫做反思的历史
，是什么呢？
根据历史材料去进行思考。
我所做的，把它归到第三类，反思的历史。我今天给大家讲的三个财政史故事没有那么动人，没有那么曲折。大家知道故事这个词，是我们小时候经常叫大人给我们讲故事，是曲折动人，有王子、公主、城堡、仙和魔之类的。中国古代用“故事”这个词，它的意思一开始主要指的是过去的事。我们看看过去的事，如何利用来进行今天的思考。
要写一部反思的历史，要借助于历史的故事来进行今天的思考，我们就需要掌握一点概念。第一类历史书写者有时候很讨厌概念，他说你只要实事求是的“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找史料就可以了。但是问题是有了这些史料以后，史料跟史料之间是什么关系？史料对我们今天来说意味着是什么？这些我们还是需要去思考的，要思考就需要概念。
一开始我要稍微讲一点点概念，我从我老师那里学来的一点概念，然后用这些概念、框架，再来反思明朝三个皇帝的故事。最后我们再来看一看，怎么来反思今天，我把它概括为“走出帝国”，从财政来看，今天讲座的正标题——“从财政看国家转型”。
先讲一点概念，可能会稍微有些枯燥，但是只要大家掌握了，就会发现原来运用概念去思考，可以得到多么深刻的认识，也很有意思。
当我搜到“秦琼卖马”的时候，线上线下的朋友可能就大概知道我这要说什么，但是我在给本科生讲中国财政史的时候，说“秦琼卖马”，他们立刻就懵了：秦琼，谁啊？卖马干什么？大家大致上都知道，秦琼去潞州政府出差没钱了，只好把自己的马卖掉来筹集资金。
那秦琼为什么不去抢？以他的功夫，我们知道在《隋唐演义》里面他算是一条好汉，功夫也很高，去抢根本没问题的，他为什么不抢？我们再来看大禹，这当然也是个传说，是个故事，说他在治水的时候也没经费了，但他不用卖马，他给天下分了九州，每个州给他上供多少税收，上供的路线都规定的详详细细的，当然这是传说，历史中有没有这回事我们不知道，至但这件事至少理论上是可能的。
大禹统治期间其中有一个人叫防风氏，古籍里记载是在今天浙江德清这个地方。大禹涂山大会诸侯的时候让诸侯交玉帛。玉和帛在当时都是货币，帛是丝织品，丝织品很长一段时间在中国是作为货币使用的；玉是上币，上等的，也是货币。大会诸侯要大家交税。史书上记的是“防风氏后至”，“后至”是什么意思？有人说是迟到了，也有人说“后”是“不”的意思，没到。为什么？我们知道《论语》里面一句“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这个“后”不是先后的意思，不是后来凋谢，而是不凋。“岁寒，然后知松柏之不凋也”。“后”是“不”的意思，到底是迟到了还是没来？我们也不去管它，司马迁在《史记》里面就说他“后至”，但是没说到底是晚了，还是没来，最后大禹把他杀掉了。
为什么秦琼不能去抢？因为秦琼知道没钱出差是自己的事情。为什么大禹可以征税，甚至不惜杀人？因为大禹所作是公共需要，治水是公共的需要。我们今天看到财政，首先体现到的，引用美国的开国之父富兰克林一句话，“死亡和税收,是人生不可避免的两件事”。税收和死亡是强制性的，我们谁也避免不了。税收是强制性的，不交税会惩罚你。为什么呢？因为财政首要的特征就是强制，为什么可以强制，大禹为什么可以杀防风氏？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用在公共需要上。
如果不是用在公共需要上，就强制你交钱，就等于秦琼靠他的双铜锏、靠他的金纂提炉枪去抢劫。我们说财政权有公共性，或者说财政权之所以被我们所接受，是因为它背后有公共性，但这个公共性不是一蹴而就的，不是立刻就有的，是在现实国家的发展史当中慢慢展开的。
在这里也根据我博士后老师——政治学的老师（我博士后学的政治）所说的，把国家分成三个阶段、三个类型。
分类需要有依据，依据是什么呢？国家有三个必备要素：
国家一定要有人口
，没有人口叫什么国家？
国家一定要有土地
，没有土地，像犹太人在欧洲，在其他地方流浪了那么多年，没有土地，当然也不叫国家。后来在巴勒斯坦搞了块地，就是为了建立国家。当然，
要成为国家一定还要有公共权力
，南极洲有土地了，也有人口了，但是没有公共权力，所以南极洲不能称之为国家。
这三个要素对于不同阶段的国家来说，它的重要性是不一样的。我们想象一下，国家刚刚形成的时候，相对于既有的人口来说，土地资源似乎是无限丰富的。这时候对我们来说，紧张的不是土地，这时候我们就要放把火把草木烧掉，草木积累下来，我们就有地可以耕种。这个阶段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资源是什么？是人口。如何保障现有人口不断地生存和繁衍，最为重要，这个阶段我把它叫做
城邦
。
后来城邦的人口不断繁衍，城邦不断扩大，这时候城邦跟城邦之间对土地资源就形成了紧张关系，要不断打仗抢夺土地，
慢慢进入到帝国的阶段。
所以帝国有两个特别重要的特征，
一个是对外要抢土地，为了保障人群的生存，扩大繁荣，就要抢更多的土地。
后来被我们今天批凑了的希特勒说的民族生存空间，那实际上是帝国的特征，而希特勒生错了时代。
另外一个是对内，怎么用更好的制度，来有效的使用现有的土地，这是帝国，一切围绕着土地运转，设计制度。
到了
现代国家
，国与国之间不断打仗，打到最后国家的边界基本就固定了，谁也征服不了谁了，慢慢地进入到我们所说的现代国家了。这时候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不是去扩张土地，而是如何安排现有的土地、利用现有的国内资源，让它发挥效率，养活更多的人口，保障我更多人口的繁荣，这才是重要的。
这时候制度设计、公共权力的安排是最为重要的，所以公共权力在这里，我叫它成为最重要的要素，也就是所谓的支撑点。
三个不同的阶段，三个不同类型的国家，公共性是不太一样的。比如说在城邦时代，我说这个公共性跟私人是高度结合在一起的。比如说摩西带着犹太人从埃及逃出来了，在西奈半岛住了很久，摩西他的个人权威是上帝加持过的，就成为他公共权力的负载。大家之所以要服从摩西，一方面他说他代表了神异。另一方面，他可以惩治别人，他掌握了公共权力，我们这个人群才能生存。这时候我把它叫做权威，具有高度的私人性。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这时候如果我们有人去把摩西给暗杀了，这纯粹是比喻性质的。这个团体可能就解散了，后来的国家就没了。
进入帝国以后，我把它叫做君权
，君权什么意思？所有天下的土地授给君主，君主依托于土地，建立起对整个国家的统治权。
君权的帝国时代跟前面不太一样，它既有私人性，但也有一定的公共性。
你把皇帝杀了，他有太子，他有继承人，这个国家可能会乱一阵子，但不至于国家就就此解体。
到了现代国家，我把它叫做主权
，主权是什么意思？公共权力彻底的是用某一个组织来表现自己的，跟组织结合在一起的。说到底，也用我们刚才的比喻，现代国家领导人是最不怕暗杀的。我们以美国为例，你把美国总统杀了，副总统立刻继位了，副总统你也把他杀了，众议院议长继位，众议院议长如果也不幸死了，那就是国务卿，总之一套组织只要在，他的国家就没有太大的影响。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公共权力如何一步步公共化的，如何一步步的跟个人高度结合，到跟组织结合。
接下来我们把三个阶段，三种类型的国家对应到中国的时期，大致上是商和西周，为什么不提夏？因为现在考古上还没有特别可信的证据证明下认为夏一定存在。像河南二里头那边到底算不算夏的遗址，其实还有争论，所以我们暂且不提。商肯定没问题，西周也没问题。这个阶段大致上属于中国的城邦时代。中国的帝国时代从什么时候开始？春秋战国开始到清代；现在国家就是我们说的晚清民国，大致上对应这样一些阶段的划分。
回到财政。国家通过什么样的“税柄”来获取财政收入？在各个时代都是不一样的，或者说各个时代最为重要的税柄也是不太一样的。什么叫税柄？大家想象一下，一个我们经常说的柄是手柄、门把手，面对承重的大门，你只要能够轻轻的把门把手一扭，门就可以打开；还有我们说的柄是勺子勺柄，很烫的汤，我把勺柄伸进去，就可以把汤舀出来，这就是柄。
我们如何通过这样的税柄去征税，我把税柄分成三种：
一种是人，一种是地，一种是商业活动。
就人来说，以人口为税柄，我觉得这是城邦财政主要的特征。
城邦刚才讲了，最为重要的支撑要素是人口，土地不是那么重要的，因为土地很多，公共权力也有了，但还是比较简陋，这时候人是最重要的，所以我们要对人征税，让他服役，如果没有钱就卖力，或者按人头征税也是可能的，如果有钱或者有粮食的话也可以抵税，这叫做以人口为税柄。
接下来到帝国时代，实际上是以土地为税柄，国家分地给你，你就给国家交租，交田赋，按土地的面积和等级来收，这个叫做税地。
还有一个是税商，工商业活动为税柄。
工商业活动为税柄，除了我们比较熟悉的征收工商业的税，还有什么呢？一个是国家亲自办的商业活动，还有一个是官营制、许可制，普遍的是禁止，只允许特定的人在特定的环节从事商业活动。你买我的许可证，你把钱给我，我允许你去活动。
最典型的，就是盐。盐有的时候实行征税制。比如北洋政府，很多时候就实行征税制，民间经营，国家征税。以前我们国家也实行过官营制，比如商鞅变法给汉武帝捞钱去打仗，就是国家把生产盐、运输盐、批发盐、零售盐的活动全部掌握在国家手中，希望获得更多的利润。但说实话，所有都垄断在国家手中，其实没有太多的利润。官营制的最大特点就是效率比较低，所以在唐代刘晏变法只垄断两个环节，什么环节？批发盐和收购盐是由国家垄断，其他放开给民间经营。
实际上，我们看今天的土地批租制度，跟刘晏的盐业制是一样的，比如说今天土地要卖只能卖给什么？国有土地部门，国家垄断了土地的收购，房地产开发商要土地只能到国家那里去批发，就是我们所谓的招投标、土地拍卖，刘晏也是这么干的。这就是我们给大家举的例子。
有人说“税商”跟前面“税人”、“税地”有什么不一样？税商一定是寄托于经济主体愿意从事商业活动才能有收入，我愿意买盐，愿意进行商业经营活动，才能够有收益。如果没有人愿意从事商业活动，国家是没有收益的，这样一来就有很大程度上一个叫意愿在这里。咱们中国人说的非常好，叫做“杀头的生意有人做，赔本的买卖没人做”。一旦预测到赔本，都不愿意去做这个事情。
在中国从城邦向帝国过渡的一个标志是什么？就是”初税亩“。
我们以鲁国为例，实际上初税亩不仅仅是在鲁国，在其他国家类似的过程都是普遍的。它既是我们财政收入的一个重大变化，又是我们整个国家转型的一个重大的象征。
原来鲁国国君，或者其他国家的国君，或者大的封建主，基本上都是“借民力以助耕公田”。大家可能都听说过井田制。当然，井田制历史上是不是真实存在，现在是有疑问的，可能并不是真的，可能历史上并不是这样的一个事实。
但是大体上我们说有一块公田，旁边的人来耕这块公田，公田上收获的粮食由领主拿过去。在历史上可能一开始是把它用来做祭祀，财政上把这叫做行政经费，用于行政开支。可问题在于借民力助耕田，老百姓往往不愿意在公田上尽力，对不对？“民不肯尽力于公田”。
如果大家现在有机会到朝鲜去参观一下，朝鲜的农村自留地庄稼长得总是很好，集体的庄稼长得就不好。我们1978年以前也是这样。这是普遍的人性。怎么办呢？当时也想了很多办法，最后彻底的办法就是初税亩。不管你是公田还是私田，一律按照你现在占有土地的1/10或者一个其他的比例上交，不像以前私田耕作的粮食就归自己，公田归领主，那领主总就会吃亏，因为公田总是耕不好，现在不管公还是私，都交1/10，我们今天叫分层制。
财政史上叫“屡谋而遂”，可能大家在《中国古代史》都学过，它标志着帝国财政制度的诞生，也标志着帝国的诞生。
从现实中来看，中华帝国税柄运用的规律是什么呢？刚才我们说城邦时代主要是税人，帝国时代主要是税地，现代国家主要是税商。但是这只是一个理想性质、纯粹性质的，现实中它可能三种都是混合的。“屡谋而遂”是理想。
税地是正宗。税人我们看到在帝国时代一直在消灭，比如讲汉代的一个耕夫，耕夫什么意思？原来你是要亲自服役的，现在交钱就可以了，交钱就不用服役了。一直到我们所说的“摊丁入亩”，到了雍正年间的改革，也是这样，原来你是要服劳役的，现在不用服了，把你服劳役的负担摊到田亩上。
税商一直在进行，在宋代和元代两个王朝还是比较兴盛的，这样就获得了财政收入。宋元两个朝代很有意思，它的财政收入来自于工商业，包括我们刚才说的税收、许可、官银超过财政收入的50%，这是中国历史上的特有的现象。不过税商一直受到批评，也很有意思，包括我们刚才说的夜市，他们是赞成税商的，但是很多人是批评它的，特别的是大家知道，朱熹他对这种学派有很强烈的批评。
我们把这个概念部分全部讲完了，有这么一个概念，了解大致上有三种税柄，有三种国家形态，我们再来考察一下明代三个皇帝的财政史故事。为什么讲明代？明代因为是最成熟的帝国时期。当然，还有一个清代。我们说清随明治，所以我们暂时不谈清，先看明代。马克思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结论，我相信我们这里也可以用上，它叫做人体解剖是猴体解剖的一把钥匙。我们想搞清楚猴体的身体结构，我们先解剖人，因为人是发展最成熟的，对照人再去研究猴，对照最成熟的帝国制度，再来看一看整个中华帝国制度以及帝国为什么一定要向现代国家转型。
有人说明初三大案——蓝玉案、胡惟庸案和空印案。
蓝玉案、胡惟庸案今天先不提，因为跟财政史关系不大。空印案是完全财政史的案件。
在朱元璋时代，每年年末有一个叫钱粮奏销制度，也就是各省都要带着由本省布政司提交的一个申报表册向皇帝汇报。当然，皇帝没空接待你，实际上是向户部汇报。户部代表皇帝来接收账册：你来汇报，我来负责检查。
这是制度，一听挺好的，挺合理的，是不是？就像我们每年申报的课题，课题花了钱我们就拿着发票到财务那里去报销。可问题就在于我们报销，比如说我拿了个7560块发票，填好了单子交到财务，财务审了审说你这三张发票不合格，你只能报5600，我转过头去，财务处那边给我们提供电脑的，在他的电脑上重新修改我的表格，再重新打印出来给他，报销完结。
可在当时，那距离相当于湖广先生从湖北跑到了南京，把表格填好了交给户部，户部说一共报了50项，但是有10项不合格。该怎么办？再回去吗？湖广先生到南京顺流而下比较方便，可在当时逆流而上就很难。还有一个现实的困难是什么？这个申报人往往承担了上届中央税粮的任务，特别是在明初，我们都是实物性财政。也就是湖广先生上交给中央的，比如说粮粮食，要运到南京，中间会有损耗，因为运的人要吃粮食，所以运1万石可能要带12000石。12000石到了南京，可能过江的时候漂泊了一点或者又被人吃了一点，最后是10040石。但是我事先并不知道是10040石或者多少，这个数字我事先怎么填？没法填。这样一来，现实中发展出来一个制度叫空印。
我给你一张表，这个表有一些数字，但这个表上不盖印。还有一张空白表，上面盖好了印，到了户部，户部说你50项我准你报销40项，我就把这40项重新抄好。你上交的不是1万石粮食，而是10040石，就把10040石填好，表格也盖好了，上交这事情就完了。这事情实际上元代开始就已经这样做了，在之前也有人大致上也这样做。
可是朱元璋后来发现了，说：这怎么可以？一个空白的表格上面盖好了印，这不就意味着我填什么数字都可以吗？这是犯了欺君大罪，这要贪污腐败太容易了。1万石粮食只要保证交1万石就行了，那么我肯定要多带，多带点以上的话，我贪污多少都可以，是不是？所以在1376年就发动了空印案，按照这个空印文书上的署名逮捕相关官员，处死了数以百计的人，遭株连的有好几万人。
我们经常都说朱元璋这个人太残酷了，太残暴了。今天很多人喜欢看明史，都感叹：古代的皇帝伴君如伴虎；古代的皇帝太残暴了。但我是研究财政史的，我们这里不是感叹人性的复杂、人性的黑暗、皇帝的残暴。
我们再来看看，有郑世立这么一个人，他的哥哥郑世元因空印案背捕，而郑世立他本身是御史辩护，他说：你这个空印申报表实际上不能用作其他用途，你是做专用的。无非是报销，无非是运粮食。还有，以前没有正式的法令禁止用空印，现在用临时的规则承办过往的行为是不公正的。实际上，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法治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法不溯及既往。法不溯及既往可不是惊人的发明，也不是西方传进来的，咱们中国人早就认识到了。不合理，但是郑世立自己也被朱元璋惩治。
朱元璋为什么要发动空印大案？难道仅仅是他残暴吗？我们现在再来把它上升到财政史的制度。财政史制度是什么呢？首先要对广土众民的一个帝国进行治理，我们就离不开各种文书图集、档案簿记的文本，所以我们国家至少在西周时代，我们就开始用各种财政账册来掌握国家的收支跟仓储的情况。
中央政府刚才我们说了，户部代表皇帝来通过勾稽账册之间的数据查证。我们叫什么？账实一致。按照账上有多少，实物有多少来对照，如此来监控地方政府管理社会。这是我们帝国到走向成熟的表现，我们通过这种正式的制度、正式的账册来管理国家。
在这里我给大家介绍最主要的两个账册，一个叫人口土地图册，还有一个是快记账册。人口土地图册主要是反映在黄册，为什么叫黄册呢？黄册都是人口册。就是说要登记各个户，这个户里面有几个人，他们的年龄、有多少田财、有多少财产，在明代的时候是按“里”来计量，110户人家为里，10户人家为“一家”。在110户当中再推10户为“家长”，由他来帮大家把税粮收集起来上交。这个账册用黄纸做封面，装订好后上交，所以叫黄册。当时的黄册还是很健全的。当然，在现实当中，过一段时间以后，它还有多大的用？历史学家们对此也表示高度怀疑。
接下来就是鱼鳞图册，土地的登记册。实际上，前面的黄册当中你家有多少土地已经登记了，土地图册就是以地统人，这个地画成图，画出来的样子就有点像鱼鳞。这个地又是属于谁的？前面是以人统地，每个人每一户人拥有多少地，每个地归谁？大概是这样的一个图册。
同时，财政的账册就是“四柱”清册。我们今天用借贷表，资产负债表。过去主要是“四柱”清册，“四柱”清册也很简单，旧管结余、新收收入、开除支出、实在（本期）结余，4个基本的数据。这样几个数据，户部有一套账，布政司就是省这一级的有，州县衙门也有，民众可能有自己的。
所有的账册之间就有勾稽关系，一定要能够经得起检查，常规检查和御史临时的检查。很重要的，当时的御史制度就有点像我们今天的巡视。下级官员一定要为报表中的数据作出解释和说明，户部拿到报表以后要进行比对，来进行国家的治理，这些都是正式的制度。
我们看到朱元璋为什么要发动空印案？是他这个人个性残暴吗？我们说如果这样去解读历史就过分的简单了。在朱元璋看来，这个制度非常恶劣，我本来要通过所有的账册之间勾稽关系来监控地方政府，管理整个国家的，但现在可以临时填写，而且填写之前就可以已经把印盖上了，这就意味着你怎么填写都可以。我用财政账册来监控下级政府和具体经办的官员就达不到目的了，我做了还有什么用？操作中可是也有两困难，如果不使用空印，我财政制度运行的成本就非常的高，或者根本不可行，湖广先生从南京再返回去填上，再坐船下来，可能两个月过去了都还有上届钱粮的问题，损耗问题。
那么这怎么办？这实际上涉及到，朱元璋这个人个性可能残暴了一点，但是在这个残暴的空印案当中所体现的主要是帝国治理的难题。
一个是原则性。国家要统一，要实现有效的治理，中央政府就一定要有制度的原则，要有刚性的监控。不能够随便乱说乱画，要管理下级政府和民众。可是有了明原则性，又必须要具有一定的灵活性，各地差异太大，交通成本太高，今天从武汉到南京可能都不太方便，更何况那个时代，所以一定要有各种各样的变通空间来获得操作上的灵活性。
帝国治理是怎么做的呢？那么主要的是两类，
一类叫非正式制度的灵活性来补充正式制度的原则性，第二类叫君主的灵活性来补充正式制度的原则性。
首先，在我们财政制度当中始终是有两套，一套叫正式制度，一套叫非正式制度。吴思先生自从提出“潜规则”这个词以后，风行一时。只不过在我们现在使用“潜规则”的时候，往往把它做一个贬义词在使用，我潜规则了你，总归是不好的，所以在正式的文本当中我们就不用“潜规则”，我们用非正式制度这样一个中性的词。
再看帝国当中政治制度精巧严密，各种财政账册很健全。明代的时候，西方的学者通过天主教会了解一点中国以后赞赏不已，特别是明代时期西班牙水手刚刚到中国的时候，他们发现中国的法制多么健全。到了县衙大堂有原告、有被告、有证人，有县官在这里进行审理。而他们那个时代的西班牙，他们的司法很大程度上还停留在神明裁判、决斗裁判，比如说有传教士主持审判，说你是嫌疑人，你要证明你没罪，弄块铁板下面烧红了你走。你如果走过去，说明你是无罪的，上帝保佑你的。还有要么就决斗，你赢了就说明上帝是保佑你的。这时候我们的法制是领先的，后来我们慢慢就落后了。
这里不多说，我们说的是正式制度确实让当时来到中国的那些画外之人感觉到惊讶。我们还有大量的非正式制度，它具有灵活性，比如说盖印的空白申报表。同时，还有很多其他的非正式的制度，比如说明清两代为了公平，为了吸收更多的人进入到政府体制内，为了打破世家大族的垄断，所以就广泛推行科举。推行科举，怎么样才能公平？大家知道诗文是最不公平的。哪一个人的诗才第一、哪一个人的诗才第二，说不清楚的。什么最公平能来衡量你的水平？实际上就是八股文，大家注意，八股文我们今天一听是个贬义词，但是八股文在衡量公平性方面，它相比之下是一个最好的制度。
把你选拔出来了，中了进士做了七品县令，可是你不懂时务怎么办？必须要有师爷来配合，师爷的工资是由县官来发的，师爷本身就是一个非正式的制度。师爷的工资，比如说明代中期一个师爷一年大概要120两白银，100~120两白银，可是一个县官一年的工资是多少呢？40~60两白银，付一个师爷都不够，更何况一般来说县官至少要两个师爷，一个管钱粮，就是财政，一个管刑民，就是司法，就是两百多两白银过去了。
师爷执行的是公务，必须用非正式的财政制度来获得这笔收入，所以这样的一个非正式制度成为上上下下默认的，我们叫做“陋规”。记得我最早看《水浒传》的时候，林冲到了草料场，老军跟他交代，每年常例钱是多少，我看不懂什么叫常例钱，那时候小读中学的样子，现在知道了，”常例钱“就是陋规，它虽然丑陋，但已经是一定的规矩了，也就是说大致是多少大家都清楚的。保持帝国统一、保持帝国原则性，同时为地方因地制宜、运行政务、发展公共事业提供了可能。但问题是这种灵活的非正式制度存在，往往又破坏了政治制度的原则性，也就是说陋规跟贪贿之间并没有严格的界限，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说，它往往就破坏了当地的民生。
回到空印案，这里最典型的体现就是用君主的灵活性来补充政治制度的原则性。君主一方面要依赖于正式的制度，不依赖政治制度怎么治理国家呢？另一方面他也必须无视正式的制度，要靠制造例外来取得某种灵活性。从必须依赖政策制度来说，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各种各样的财政政策，可是如果这个君主完全依赖于政治制度的话，他就成为官僚系统中的一员。
一方面君主的超然和自主地位无法体现，更关键的是君主、皇帝他不是官僚，不是最大的官僚，整个国家是他的，也就是我们说的家天下，他还有大量的家族利益、个人利益存在。特别的是我们说从国家治理来说，还有要应对复杂的不断变化的现实，特别是要控制官僚诸多灵活性行为。
我们需要君主、需要领袖去应对各种突发的、紧急的、难以处理的种种的行为、突发的事件，需要他们有灵活的行为去应对。君主就需要运用非正式的手段或者制造例外，去控制官僚。那么，在帝国时期这种例外往往就用的是政治罪，用政治罪来突破正式制度整肃官僚阶层，这就是欺君大罪，欺君大罪是政治罪。今天我们经常说到这句话，很多无法解决的、制度没有规定的上升为政治问题，这样一来高度就很高了，就可以用一些非常规的手段去解决了。
可问题在于皇帝要给他一些特殊的权利，灵活应对各种突发的问题。但是如果这个皇帝做昏君了怎么办？宋史学者赵冬梅老师说的一句话，我把它引用过来，就是“皇帝要做昏君，谁也拦不住。”说实话，朱元璋在皇帝当中还算好的。但是空印案这个事情，郑世元、郑世立的例子说的是对的，你以前没有规定过，你现在用什么新的临时性的制度去追究以往的行为，这是不对的，是昏君在做的。
我们说君主制造太多例外，就会削弱政治制度，特别对昏君来说可能会突破必要。有必要突破吗？正式制度很多时候确实有必要，但是他会突破这种必要频繁的使用，那么这样的一种权利无从制约。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了帝国治理当中的两难问题。一个，有必要将君主的灵活性跟政治制度的原则性相结合，有必要吗？当然有必要。在紧急的时候，我们需要君主拍板、决策。我们经常有一句话叫做：“错误的决策总比不决策要好。”经常是这样，在纷繁复杂的现实面前，我们需要领袖领导，摩西带着犹太人离开了埃及，如果不离开埃及的话，可能犹太这个民族就不存在了，确实需要这样的领袖。
可问题是，如果灵活性凌驾于政治制度之上，君主就很可能把自己的个人利益凌驾于国家的公共利益之上，最终损害公共利益，甚至君主家族的私人利益。朱元璋还算一个相对好的皇帝，所以他觉得自己频繁的使用例外的权利不会伤害帝国，但是他担心他的子孙会伤害帝国、伤害朱家。
所以大家知道朱元璋后来就制定了宪法，叫《大诰》，制定了一些祖宗的成立，令后世子孙不得违反，就是说我把它正式化以后，一定要把它遵守。可是后世子孙也未必听他的，所以我们这里看到帝国制度暴露自身的一个深刻的矛盾性是什么呢？帝国依赖于君主，我们以前的说法叫：“一人有庆，兆民赖之。”帝国往往也毁于君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