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
私产经济学与伦理学
作者：
史提芬·霍维茨
禅心云起翻译
经济学家一般不认为自己拥有超能力，倘若要说我们真有这种能力，那大概就是巴斯夏在150多年前所察觉到的这个“见人之所不见”的力量（译者注：不是所有现在所谓“经济学家”都具有这个能力）。这个超能力的伟大之处还在于，它还能让我们发人之所未发——突破传统的思维方式，获得新的认识。有时它甚至让我们看得见连具有超能力的漫画英雄也看不见的东西。
我和大家一样，最近观赏了新片《神奇女侠》。我不是影评家，也不是动漫“怪咖”，不会对影片质量或角色刻画的逼真程度评头论足。我想要发表的看法的是，剧情的某个关键方面，对于我们理解世界的方式究竟有何启发，经济学家“见人之所不见”的超能力，又是如何让我们学到一课。
我不认为本文会有严重剧透，但倘若你还没看过影片，为保险起见，可以等看完之后，再回头来读这篇文章。
整个故事的核心是，神奇女侠试图在德国人使用剧毒化武、屠杀数百万人之前，帮助结束第一次世界大战。神奇女侠是天神后裔，她相信这场战争之所以发生，是因为人类正受到战神阿瑞斯的控制。她认为可以通过除掉阿瑞斯来结束战争。这个信念，也使她坚信人类基本上是好人，只是被坏神引向坠落。
不失有趣的是，她发现自己的信念并不正确。当她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她开始相信，战争源于人类自身独立于神的心灵之中所包藏的邪恶。我们心目中的邪恶与生俱来，驱使我们在战争中以看得见的方式杀戮。
神奇女侠发生了转变，从所谓“邪恶伟人”的战争理论（也许是更一般的历史理论），到“充满邪恶的人类”理论。这个转变是我们在社会评论中常见的一种“二分法”。社会后果要么归因于强大的个人或小团伙的控制，要么归因于一般的人类意图，两者必居其一。
这些解释不一定仅仅适用于像战争、饥荒或贫穷之类被认为不可取的社会后果。我们有时也会看到，以上两种选项之一，被用来解释那些人们认为可取的成果。想想我们谈论“罗斯福总统把我们从大萧条中解救出来”，或者宗教和神话中充斥“伟大立法者制定了让社会繁荣兴旺的规则”所采用的方式。
问题是，这两种解释并没有穷尽社会分析的可能方法。后果不一定与伟大人物的行为直接相关，也不一定与整个人类的心理状态或意图直接相关。战争可能发生的原因，不仅限于强大个人的欲望或人们心目中的邪恶。毕竟，如果我们全身弥漫着邪恶，时刻准备着战争，我们又如何解释（相对的）和平？
那些试图用石油公司的贪婪，来解释汽油价格涨跌的人，面临着解释汽油价格为何一路下跌的困难（难道石油公司突然之间充满利他主义的情怀？）同理，那些以人们内心邪恶解释社会动荡的人，也不得不解释持续的和平与繁荣期又是如何可能的。伟人理论同样如此：为什么没有什么大奸大恶者（或大慈大悲者），大萧条期（或大繁荣期）也会发生呢？
什么是分析的替代选项？答案就是“制度”。比起我们有多邪恶的内心或者有多伟大的掌权者更重要的是政治、社会和经济制度的结构，以及这类结构为人们提供的信息和激励。
私有财产、法治、自由贸易和健全货币等等制度，提供了产生社会合作、和平与繁荣等积极成果所需要的信息和激励。当这些制度羸弱不堪或彻底瓦解时，社会合作的可能性就极大降低，战争和其他形态“负和”互动的可能性就会极大增加。
市场可以很好地说明这一点。是什么导致了繁荣？难道是个人为别人创造产品和服务的利他主义善心吗？莫非是有几个大才大德之人，要么计划着经济，或者发明了伟大的新技术？这些都不是答案。
繁荣的出现缘于何故？答案是保障私有财产、贸易和契约权利的制度，以及与之而来的追求利润至少获得容忍（若非道德上值得颂扬的话）的伦理环境。繁荣不依赖于“伟人”，无论是社会主义的计划者、还是资本主义的企业家。企业家精神，无论何时何地都有迹可寻，可它是否能够产生繁荣，则取决于它所运作于其中的制度和伦理背景。为此仅须假设人通常希望改善自身生活和他所关心者的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