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冈田英弘、神田信夫、松村润
翻译：王帅
《东方历史评论》微信公号：ohistory
《紫禁城的荣光：明清全史》（甲骨文，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5月出版）是三位日本院士奖获得者（冈田英弘、神田信夫和松村润）为大众编写的通史性著作。这部著作上起14世纪初明朝初建，下至19世纪初嘉道衰落，以洗练的文笔描绘了长达五百年的亚洲海陆互动，亚洲游牧与农耕两种文化传统的融合，充分体现了三位学者的研究特色。
值得指出的是，文中所指“支那”、“支那人”等词并非近代以来日本对中国和中国人的蔑称，而是历史地理范畴内的概念，概指当代中国除东北三省、内蒙古、新疆、青海、西藏等省区外的全部领土及定居于此的居民。是书对“支那”范围的论述详见第19页，此处由于文摘缘故一并省去，在此声明，以免误会。
以下文字受权摘自该书第二章《从乞丐到皇帝》。
洪武帝的经历
在前文已经叙述过，明朝是以南支那强大的经济实力作为后盾，进而统一整个支那地区的，而明朝的开国君主朱元璋却出身于贫农阶层。
曾有人说：“无论是汉高祖还是丰臣秀吉，探究他们出身的话，都是很平凡的人。”但是，如果想要找出能与丰臣秀吉相对应的支那英雄人物，无论从时代的接近程度，还是境遇的相似性来说，洪武帝（朱元璋）都是最适合的。因为汉高祖刘邦曾任泗水亭长，相当于驿站的管理者，论境遇还是比秀吉好一些。
但是无论如何，朱元璋出身社会最底层却能赤手空拳夺取天下，这说明当时支那社会正处于一个风雨飘摇的混乱时期。
说到朱元璋的经历，其家族一直都以务农为生，自南宋时五世祖朱仲八以来，定居于南京东面的句容县。到了朱元璋的祖父朱初一时，他带着长子五一、次子五四北渡长江，移居于安徽省盱眙县（今属江苏省）。而实际上，我们应当把这次迁徙看作逃亡更为恰当。
因为在元朝至元二十四年（1287），世祖忽必烈下令设置淘金提举司，管辖以今南京为中心的七十座采金场，并在附近指定了7365名采金工。
朱初一一家也不幸被编为采金户。然而南京附近无金可采，只能从其他地方购买黄金上缴朝廷。对于贫穷的农家来说，这种负担太沉重了。因此，第二年朱初一一家就被迫舍弃房舍、土地逃往盱眙。
朱初一死后，他的儿子们分开生活。朱五四为生计四处奔波，最后带着三个孩子去钟离县投奔兄长朱五一。朱五四到达钟离后不久，他的第四个也是最后一个儿子——朱元璋出生了。朱家原本就是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农家，更谈不上什么家世门第，所以朱元璋祖父的名字初一、伯父的名字五一、父亲的名字五四，就如同是计数的符号一样。另外，朱元璋的大哥名为重四、二哥名为重六、三哥名为重七，所以父母也顺理成章地为朱元璋起名为重八。而朱五四之所以为大儿子起名重四，是将自己的孩子与兄长朱五一的孩子合在一起按出生先后顺序排列的结果。
元顺帝至正四年（1344），朱元璋已然17岁。此时淮河流域因为干旱和蝗灾，发生了严重的饥荒。而伴随饥荒而来的瘟疫则夺走了朱元璋双亲和长兄的生命，将其和两个哥哥变成了孤儿。原本就在赤贫的深渊中挣扎的三个孩子想尽办法才料理了亲人们的后事。
活下来的三个孩子中二哥继承了家业，三哥被过继给别人家做养子，朱元璋则因为年幼时的约定，得以进入皇觉寺出家为僧。但是，如果村里发生饥荒，依靠村民布施的寺庙也不能维持下去。因此，寺里的和尚们都出去化缘求生，而才做了五十几天小和尚的朱元璋也踏上了云游化缘的旅途。由于他只是个挂名的和尚，云游途中遭受的苦难与乞丐没什么两样。就这样，朱元璋四处游历了三年，在20岁的时候再次回到皇觉寺。之后，几年安稳的生活稍纵即逝，元末农民起义的战火就波及了这里。
红巾军
下面来说说元末农民起义的原委。元朝放松了对国家的控制，汉人的抵抗活动自然变得猛烈起来。至正八年（1348），盐枭方国珍的起事点燃了这次起义的导火索。此后，方国珍带领海盗频繁地袭击江苏、浙江、福建等地的海岸，令元朝地方官员十分头疼。
不久之后，发端于河北并逐渐扩展到江淮谷仓地带的白莲教起义几乎将元朝置于死地。
首先，河北省永年县的韩山童是这次起义的首倡者，他一家从其祖父时开始就担任白莲会宗教秘密结社的教主。白莲会亦可称白莲教，其教义主要宣称现世正值大战之时，人类濒于灭亡。弥勒佛转世将作为救世主降临人间，凡信徒皆可得救。不久之后，幸福的新世界亦将来临。
总的来说，自古以来汉族农民中就存在秘密结社的传统。其大都是由信仰相同的人所组成的互助组织，也是人们为克服生活的苦难，维持生存而被迫采取的一种无奈的自卫手段。秘密结社仅是人们勉强维持生活的法子，不能在社会上公开，其信徒在面临走投无路的紧要关头时往往会起义。正因为如此，历代王朝的末期，都毫无例外地发生了由宗教秘密结社领导的起义。如果以近代的例子来证明，孙文在参与推翻清朝的革命运动时就曾得到这种秘密结社组织的支持。
这些秘密结社虽然是革命的原动力，但它们没有建立新体制、新制度的能力。而国家的重建总是要依赖有才能的政治家，朱元璋就恰好是其中之一。
就这样，在元末动荡不安的社会背景及反元大旗的指引下，白莲教成功地抓住汉人的心理，其影响力也从河南急速扩大到江淮地区，并逐渐发展为革命组织。至正十一年（1351），各方群起响应，积极进行起义的准备工作，同时约定以红色头巾作为起义的标志，这就是红巾军名称的由来。但是元朝政府事前得到起义的消息，韩山童不幸被捕，河北的起义也以失败告终。而韩山童的妻子和儿子韩林儿则侥幸逃脱了追捕。
虽然失去了教主韩山童，但是安徽的刘福通率部向西进军，占领了河南南部，军队规模也扩大到10万人。此外在黄河下游，因饥荒时打开自家仅剩一点芝麻的仓库赈济百姓而得名“芝麻李”的李二也率众起事，攻陷徐州并控制了朱元璋居住的江淮地区。而朱元璋投奔的郭子兴军，即属于芝麻李领导的部队。
郭子兴是安徽定远县的地主，同时也是一名白莲教教徒。他响应李二的号召发动起义，占领了濠州（凤阳）。朱元璋居住的皇觉寺受到战火的波及，寺中僧众也都四散逃难。面临抉择的朱元璋在神前占卜立身之计，得到投奔红巾军的神谕。所以，时年25岁的朱元璋便下定决心投身红巾军并成为郭子兴的部下。
黑道集团
朱元璋在奔赴濠州的途中用手头的红布做成头巾，到达濠州后就要求与郭子兴在城门见面。卫兵认为这个如同乞丐一般的和尚是敌人派来的间谍，进而对其进行了严厉的盘问。但不久后郭子兴在见到朱元璋时，惊异其非比寻常的容貌，就任命他为十夫长。
朱元璋甫一投身军旅，就立刻显现出非凡的才能，进而成为郭子兴的心腹爱将。郭子兴甚至还将养女马氏许配给他，使其融入自己的核心领导集团。
不光是郭子兴的军队，当时支那各地的军阀、海盗以及盐贼（私盐贩子）出身的强盗集团莫不如此。即便是由白莲教教徒领导的军队，也是按照黑社会中头目与部下的关系组织起来的。而从郭子兴将养女许配给朱元璋，朱元璋自己后来也收养了很多义子的情况来看，红巾军的首领们通常通过虚构血缘关系来加强头目与部下之间的联系。
朱元璋的妻子马氏只是郭子兴名义上的养女，实际上不过是婢女罢了。但是马氏能很好地胜任帮派大嫂的角色，为朱元璋那些由贫农和无赖组成的部下们洗衣、缝补，并无微不至地照顾他们。
郭子兴并不是完全独立的起义军首领，而是李二的部下之一，他在红巾军中的地位当然也不高。当元军攻陷徐州时李二战死，他的部将彭大等则逃到郭子兴据守的濠州。然而，郭子兴逐渐被在红巾军中地位较高的彭大所压制。为建立自己的独立势力，郭子兴于至正十四年（1354）派遣朱元璋、徐达及24名部下向南发展。朱元璋首先夺取定远，接着又占领了滁州。然后郭子兴就离开彭大，从濠州移驻滁州，并将其作为自己的根据地。尽管力量还很弱小，但此时的郭子兴集团已经是名副其实的独立势力了。
至正十五年（1355），滁州城的粮食储备即将消耗殆尽，而维持军队需要大量的物资，如果不能保证供应，军队立刻就会变为强盗团伙。支那地区的军阀也不例外，他们经常为得到比之前更好的土地而四处抢夺地盘。于是，郭子兴派遣妻弟张天祐攻占和州并将这里作为分支基地，而朱元璋也作为张天佑的副将参与了这场战斗。从此，朱元璋便开始在元末农民战争中崭露头角。
大宋皇帝
同年，北方红巾军领袖刘福通找到白莲教教主韩山童的遗孤韩林儿，并在亳州拥立其为大宋皇帝，建元龙凤，同时也建立了红巾军的中央政府。所谓大宋皇帝，一方面自然体现出红巾军希望推翻元朝复兴宋朝的意味，另一方面或许也表现出宗教秘密结社反政府、反体制的特性。红巾军的众首领都从韩林儿那里得到了官职，郭子兴被任命为都元帅，张天祐被任命为右副元帅。朱元璋也因得到左副元帅的职位而成为红巾军的将军，并借此稳步增强自己的实力。
不久，郭子兴病逝，由其长子郭天叙继任都元帅一职。年轻的首领郭天叙为获得粮食，率军从和州渡江攻占了太平路（当涂）。但当郭天叙打算以太平路为据点继续向东发展时，不幸与张天祐一同在攻打集庆路（南京）的战斗中被元军杀死。
如此一来，朱元璋成了郭天叙幸存部下的领导者，并顺理成章地成为郭氏军队的统帅。从此以后，他时来运转，于至正十六年（1356）攻占了集庆路。以此为基地的朱元璋成为名副其实的大首领，韩林儿政权也为此授予他吴国公的爵位。
然而，在这个可以称得上战国时代的历史舞台上，那些高举反元大旗的势力也未必是同利害、共进退的。
从当时江南地区的势力分布来看，除了南京的朱元璋，还有占据苏州的盐枭张士诚，以及控制长江中上游江西、湖广各处要地的红巾军首领徐寿辉。另外，长江下游的镇江、扬州还在元军的控制之下。
总之，在朱元璋面临的三个敌人当中，张士诚、徐寿辉的力量太强，朱元璋根本无法与之抗衡。所以朱元璋将进攻的矛头指向元军，希望通过消灭元军来壮大自己的势力，然后再逐步蚕食、吞并周围的势力。
至正十九年（1359），从亳州迁至北宋故都开封的龙凤政权被卷土重来的元军击败，韩林儿、刘福通逃往安徽安丰，其势力范围也逐渐缩小。看准时机的张士诚于至正二十三年（1363）派兵包围了安丰。收到求援请求的朱元璋亲率主力赴援，击退张士诚的军队并救出了韩林儿。韩林儿在抵达南京后于翌年正月初一举行了盛大的庆祝仪式。就在这个仪式上，朱元璋被韩林儿封为吴王，而其所建立的政权也得到了龙凤朝廷的正式承认。
明朝的建立
到目前为止，韩林儿与朱元璋从地位上来看仍是皇帝与臣子的关系，但从掌握实权的方面看则正好相反。朱元璋并没有将韩林儿长期置于南京，而是把他安置到滁州。从这以后，朱元璋在奉韩林儿为大宋皇帝的同时，开始急速地远离白莲教。总而言之，白莲教对于朱元璋来说不过是在乱世中积攒实力的手段罢了。他在至正二十六年（1366）对张士诚最终讨伐战的布告中将白莲教斥为妖术，这大体上也暗示了白莲教教主韩林儿的最终命运。果不其然，韩林儿于同年十二月在从滁州前往南京的途中因长江上的覆舟事件而溺水身亡。
到了第二年，张士诚也被消灭了。除去苟延残喘的元政权，朱元璋统一了从四川到江苏的整个长江流域。但是，他在结束了对张士诚的讨伐战后一刻也没有停歇，立刻派兵北伐，准备给予元政权致命一击。
在此期间，亲信们也在紧锣密鼓地推进拥立朱元璋为帝的计划。到这年年底，南京的新宫殿落成，时年41岁的朱元璋于至正二十八年（1368）正月初一祭告天地，登基为帝，定国号为大明，建元洪武。从此以后，支那地区便实行一世一元的制度，人们也开始使用洪武、建文等年号来称呼皇帝。
而受朱元璋之命率部北伐的徐达接连占领山东、河南等地，兵锋直指大都（北京）。元顺帝妥懽帖睦尔放弃大都逃往上都（多伦淖尔）。但北伐军攻占大都后继续向上都进军，元顺帝无奈之下只得逃往应昌。
至此，战事朝有利于洪武帝的方向发展，但为确保战争的胜利，建立若干永久性保障中心仍是十分必要的。因此，洪武帝将位于大运河北段的开封定为“北京”并将其作为前进基地，通过大运河源源不断地将江南的军队、物资集结于此，进而最终将其建设为统治北支那的支撑点。洪武帝正是以南支那强大的经济实力为依托，才将北支那置于自己统治之下的。
后元朝时代
然而，元朝并没有因此而灭亡。在接下来的20年中，元朝以蒙古高原为根据地，向东通过满洲联合朝鲜半岛上的高丽王国，向西通过青海、西藏与云南的蒙古势力互通声息，形成了从三个方向威胁新生明朝的态势。这就是所谓的北元。也就是说，元朝在1368年失去的不过是支那地区的领土。虽然元顺帝于两年后在应昌病逝，但他的两个儿子爱猷识理答腊、脱古思帖木儿相继为帝，继续率领元军与明朝奋勇作战。
对此，洪武帝最初采取速战速决的策略。1372年，15万明军在徐达的指挥下兵分三路从山西进入蒙古地区，大军横穿戈壁沙漠后一路高歌猛进，兵锋直指哈剌和林，然而这次军事冒险以惨败告终。明军遭到元军的迎头痛击，在付出阵亡万余人的代价后不得不仓皇撤退。
洪武帝吸取这次失败的教训，立即改变作战方针，制定了首先割裂两翼，进而将北元孤立于蒙古高原的作战计划。1379年，征西将军沐英率领明军攻入青海并将驻扎于此的元军歼灭，同时也切断了蒙古高原与云南的联系。1381年，征南将军傅友德进军云南，仅仅经过百余日的战斗就平定了云南，梁王把匝剌瓦尔密被迫自杀。
这样，明朝就切断了北元的右臂，接下来就轮到作为左膀的满洲地区了。1387年，征虏大将军冯胜率领大军从热河北进，迫使盘踞于今长春地区的元将纳哈出投降。纳哈出是拥众二十余万的地方实权派，他的投降不仅切断了北元与高丽的联系，更使蒙古高原受到三个方向的威胁并陷于被封锁和包围的不利形势之中。
在包围网完成的同时，洪武帝也开始了他盼望已久的决战。翌年，代替冯胜出任征虏大将军的蓝玉率领15万明军从热河出发，翻越大兴安岭后进入蒙古高原。
此时，元帝脱古思帖木儿为支援因纳哈出的投降而陷入危机的东部战线，正逗留于外蒙古东部的捕鱼儿海。得到情报的蓝玉立即火速赶往敌人的老巢，这一奇袭行动取得了极大的成功。被打了个措手不及的脱古思帖木儿仅带着亲信数十骑侥幸逃脱，但手下军民8万余人全部被明军俘获。
脱古思帖木儿在逃往哈剌和林的途中，于图拉河遭到同族也速迭儿的袭击，但这位也速迭儿并非忽必烈的直系后裔。遭遇罕见暴风雪又寡不敌众的脱古思帖木儿不幸被俘，最终被也速迭儿用弓弦缢杀。至此，从世祖忽必烈开始的元朝正统世系于1388年彻底断绝。
中央集权的强化
洪武帝完成了推翻元朝、将蒙古人赶回蒙古高原、使支那地区重新回到汉人手中等壮举，其作为武将的素质毋庸置疑。不仅如此，其在内政方面也极具才干。
洪武帝在政治、军事、法律、民生、教育等诸多领域的改革不胜枚举，其改革措施也开创了中国制度史的新纪元。而且，洪武帝出身贫寒，这些改革几乎都是由他本人在戎马倥偬的岁月中亲自督促实施的。清朝顺治帝在与群臣论及古今明君时，也对洪武帝做出了“历代贤君，莫如洪武……至洪武所定条例章程，规画周详。朕所以谓历代之君，不及洪武也”的中肯评语。
就中国而言，在秦始皇于公元前3世纪统一支那地区的时候，中央集权制度就已经建立起来了。作为皇权的基础，民政、军政、监察三个系统的官僚机构直属于皇帝，且分别对皇帝负责。但是，其间也曾出现因士族阶层独占选官权而削弱皇权的时期。随着10世纪宋代士族门阀势力的衰落，选官制度也出现了变化，只要通过国家考试，任何人都可以做官。这种国家考试就是科举制度。从这以后，科举出身的官僚对皇帝唯命是从，皇帝独裁统治也得以确立。洪武帝也沿袭了这种做法，其在位期间皇帝的独裁权力达到顶峰。但即便是洪武帝，在即位之初也没能做到乾纲独断。现在看来，即位只不过是其成为真正皇帝之路的第一步。
洪武帝自从25岁投身红巾军以来，一直在前线战斗，但他不过是郭氏的一个部将而已，他自己的嫡系部下仅有收养的二十余个义子。而后来成为明朝开国功臣的红巾军将领徐达、常遇春、邓愈、冯胜、汤和等人，归根到底与洪武帝一样都是郭子兴的部下，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洪武帝与他们仅仅是同僚关系。直到渡江后，洪武帝成为郭氏部将的领袖并继承了郭氏的家业，徐达等人才真正成为他的部属。
但是，当洪武帝将南京作为根据地后情况便有了变化。当时，洪武帝因得到吴国公的爵位而成为韩林儿的直属部下，同时他也获得了不可动摇的地位。因此对渡江以后参加红巾军的人来说，洪武帝不仅是郭氏集团的首席部将，而且也是朱氏集团的首领。总而言之，洪武帝的部下中既有同僚战友出身的旧部，也有从小培养的新锐，如果不舍弃握有实权的旧部，就不可能建立起真正的独裁统治。这就是我们接下来要论述的洪武帝罪诛胡惟庸等文官的真正原因。
胡惟庸之狱
洪武帝刚在南京站稳脚跟就对知识分子委以重任，李善长、汪广洋、胡惟庸、刘基等一批文官就是在那个时候开始活跃起来的。洪武帝首先设置了江南行中书省，中书省相当于今天的总理府（国务院），韩林儿政权便设置了这一政府机关，中书左、右丞相相当于总理、副总理，他们在辅佐皇帝治理国家时握有极大的权力。而行中书省则作为中书省的分支机构负责地方的行政事务，以李善长为首的江南行中书省就担负着治理新占领区的责任。在朱元璋成为吴王后，江南行中书省升格为中书省，并成为吴王独立领地内的最高民政机关，明朝建立后该机构也依旧得到保留。
大都督府负责军政事务并管辖全国的军人。除了中书省、大都督府两个最高政府机关外，还有由刘基担任御史中丞的御史台负责对行政系统的监察工作。
然而，因为李善长、汪广洋、胡惟庸三人在洪武帝还是郭子兴部下的时候就是一起投身红巾军的伙伴，故而洪武帝将他们视作异姓兄弟，并像对待客人那样尊敬他们，即使成为皇帝后也对他们言听计从。而刘基原本是元朝的官员，在南京向洪武帝投降，因此他与红巾军没有任何关系，仅仅是洪武帝的臣子。正因为这样，刘基与红巾军派的大臣关系恶劣，不久后便辞职回乡，旋即病逝。而洪武帝似乎深信是胡惟庸毒死了他。
正因如此，明初的十几年间大都督府和中书省被原红巾军将领及与其同气连枝的文官李善长等人分别控制，洪武帝仅是名义上的皇帝，并没有发挥才能的空间。而这时候的洪武帝则开始为皇帝独裁布局并静候时机成熟。
洪武帝即位时已经有马皇后所生的标、樉、三子和碽妃所生的棣、橚二子。
洪武帝立长子朱标为皇太子，将李善长、徐达、常遇春等中书省、大都督府、御史台的高层官员全部任命为东宫辅佐官。总之，他们一方面是政府高官，另一方面也是皇太子的执事。因为皇太子还只是14岁的孩子，这么做可以说是为了皇太子的教育，但没有必要仅为这样的目的而进行夸张的安排，只需设置数名合适的家庭教师即可满足需要。而洪武帝真正的目的是希望功臣们与注定会继承皇位的皇太子建立私人的亲密关系，从而让他在未来可以放心地将国家交给太子。
趁着功臣们疏忽大意，洪武帝稳步地建设直属于皇帝个人的军队，皇太子也受命负责宫禁警备事务。再说皇太子的弟弟们，朱樉受封秦王、朱受封晋王、朱棣受封燕王，他们分别得到西安、太原、北平（北京）作为领地，而皇太子其他的弟弟们也都受封各地为王。因年幼不能之国的藩王，都住在洪武帝的老家凤阳，已经之国的诸王都获得了若干被称为“护卫”的直属部队。
洪武十一年（1378），藩王的数量达到20个。以此为契机，洪武帝终于开始了行动。秦王和晋王第一次前往自己的封地，并于翌年九月分别率领各自的护卫军返回南京。十月，征伐青海的沐英统率大军凯旋并抵达南京。沐英是洪武帝的养子之一，他从皇太子还是刚出生的婴儿时就与其同寝同食，并一直守护着他。所以，沐英的地位与洪武帝的嫡派诸王没有什么区别。至此，听命于洪武帝的军队在南京集结完毕。
十二月，中书右丞相汪广洋突然被流放海南岛，进而又在流放途中被随后赶来的敕使处斩。紧接着，右丞相胡惟庸在翌年（1380）正月初二遭到逮捕，初六即被处死。同时，皇太子指挥的军队还清洗了南京城内的红巾军系人物并虐杀了15000人。我们一般把这个事件称为“胡惟庸案”。
政变取得成功后，洪武帝便不断地提出改革计划。中书省被撤销，其下设的吏部、户部、礼部、兵部、刑部、工部六部获得独立地位且分别直属于皇帝。大都督府被分割为前、后、左、中、右五军都督府，与六部一样分别直属于皇帝。御史台也一度遭到撤销，不过不久后即以都察院的名义重新设置，但都察院的长官则由御史中丞改为左、右都御史，以期达到两足鼎立、相互制衡的目的。
改革进行到这种程度，洪武帝实际上已经将中书省、大都督府、御史台三大机关的最高长官兼于一身。至此，明朝的皇帝独裁体制已初具雏形。
然而，如果机构的运营者不变，无论怎样对机构本身进行改革都不会有效果。洪武帝将胡惟庸所属的红巾军系官员驱逐出政府机关后，起用了许多偃旗息鼓、静待时机的刘基派官员。但是，尽管这样做也还远远不够，人才的培养工作变得紧迫起来。因此，洪武帝通过不断扩大作为国立大学的国子监的办学规模，同时重新恢复被暂时中止的科举制度来培养新的官员。
在地方制度方面，自元代以来地方官的任免实行原籍回避制，这就改变了地方官通常由当地人担任的情况，而且统治者还制定了南方人到北方赴任，北方人到南方赴任的原则。这样地方官就很难与当地人狼狈为奸，皇帝的统治力就可以渗透到全国各地。
不仅如此，洪武帝还改革了在各地设置行中书省来行使地方民政、军政、监察三权的制度。他改设都指挥使司、布政使司、按察使司来分管上述行政事务。三司互不统属，分别直属于中央政府，避免了权力集中于少数地方长官手中的弊端，皇帝就能将全国庞大的权力机构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中。
里甲制度
洪武帝的改革也进一步深入普通百姓的生活。丰臣秀吉统一日本后因其所推行的土地丈量工作，即“太阁检地”而声名显赫。洪武帝即位后也立即在长江三角洲地区清丈土地，并随后将之推广到全国。
这项调查的严格程度可谓前所未有。根据调查结果，全国进行了土地改革。而记载调查数据的土地总账，也因所描绘的土地所属、四至情况形似鱼鳞而被称为“鱼鳞图册”。
洪武帝在处理了胡惟庸案之后，还在全国进行了人口普查。他将110户编为1里，选择其中最富裕的10户作为里长户；剩下的100户编为10甲，每甲设置甲首1名。里长、甲首每年交替轮番服役，10年为一循环。另外，每10年修订一次原簿，这种原簿也可称为“赋役黄册”，兼有户口本和纳税账簿的作用。里之上还有州、县等行政单位，由中央派遣官员（知州、知县）负责治理，而县之上还有州、府等行政单位。
里甲制度使中央政府的统治力量延伸到社会最底层的农民阶级。而里甲组织的设立，也保障了租税的征收和运输，同时也加强了国家的财政基础。
除里长、甲首之外，每里还要从年高有德的百姓中选出里老人，负责教化农民、劝人向善，同时也负责处理本里内的民事纠纷。
此外，洪武帝亲自制定了六句四言圣谕作为里甲制度的指导方针，即我们通常所说的“六谕”，其内容由以下六条组成：“孝顺父母，尊敬长上，和睦乡里，教训子孙，各安生理，毋作非为。”每逢初一、十五民众都要集会诵读这六条圣谕。
“六谕”也被清朝继承下来，不久后又经琉球传到日本。明治时期发布的教育圣谕也受到洪武帝“六谕”的影响，直到二战结束，每逢节日、祭日全体国民都要拜读，因此当时几乎所有的日本人都能背诵该圣谕。
但是，只有日本的教育圣谕中强调忠君爱国、国民有尽忠报国的义务。与此相对，洪武帝的“六谕”是对普通百姓的道德约束而没有要求民众尽忠报国，这是二者最明显的区别。究其原因，支那自秦代以来臣与民就是区别开来的。臣既然是官僚，他们就有报答皇帝的恩情并竭尽忠诚的义务。而作为民，普通百姓与皇帝没有直接关系，因而也没有对皇帝尽忠的硬性要求。
“六谕”中所列举的道德要求很早以前就开始在支那地区的村落社会中实行开来，之所以还要将这些完全是常识性的概念以“六谕”这种新的形式公布于众，是希望民众齐声歌颂这些没有人会反对的道德品质。在人们的诵读声中，皇帝就成为制定一切道德标准的最高权威。总而言之，“六谕”作为洪武帝的语录成为其控制人民的有力武器。
卫所制度
里甲制度实际上是仿照以前的卫所制度建立起来的。卫所制度中最小的单位——百户所，即由120名在特别划定的军户中选出的世袭职业军人所组成。这120人中设有小旗（10人队长）10人、总旗（50人队长）2人，这便是里甲制度中甲首和里长的原型。由10个百户所集合而成的千户所即与地方民政系统的州、县相当，而由5个千户所集合而成的卫则与府相当。全国总计设有三百余个卫，分别隶属于地方上的各都指挥使司，而17个都指挥使司又按照地域划分为5组，分别隶属于中央的五军都督府。有明一代，卫所制度一直通行不废。
像洪武帝这样掌控民政、军政、监察三大权力，事无巨细皆亲自裁决，诚然是强化皇权的有力手段，但如果继任者才能、精力有所欠缺，则很难胜任如此繁重的工作。而且历代皇帝也不可能都是英明的君主，更有冲龄践位的幼主。有鉴于此，洪武帝下令：如果今后有人建议恢复丞相制度，则以违背祖训的罪名处以极刑。因此，终明之世，丞相制度都没有得到恢复。然而这样做使得必须由皇帝裁决的事务过于繁杂，因此洪武帝设置了名为大学士的私人秘书以减轻负担。到了永乐帝时代，大学士可以公开参与政务，而由数名大学士组成的内阁则发挥了昔日中书省的功能。但是，大学士们没有政务裁决权，他们只能将处理意见写在纸条上并贴于奏疏之上再呈交给皇帝，处理意见必须得到皇帝的批准后才能实施，即所谓的票拟制度，同时这也是中书省丞相与内阁大学士的区别。另外，内阁这一称呼也是以大学士们在紫禁城内的办公场所——文渊阁而得名的。
本来是临时作为监察官从中央派遣到地方的巡抚以及统辖地方军队的总督逐渐掌握地方行政权并常设不废，进而最终成为事实上的地方最高行政长官。清朝时将管辖一省或多省的官员分别称为巡抚和总督的习惯就是从明代继承下来的。
蓝玉之狱
洪武帝分封诸子为王并建立了全新的军队，从而与桀骜不驯的红巾军分道扬镳。然而新的制度确立后，它便不再以制度建立者的意志为转移并开始走上不受控制的发展道路。
从诸王及其护卫军的角度来看，虽然完全镇压了以胡惟庸为首的红巾军系势力，但也不能对其他忠于洪武帝的功臣和他们手下的红巾军旧部掉以轻心。在这一点上，新官僚集团与诸王的看法是一致的。因此，这两股势力联合起来，功臣们面临更大的危机。
洪武二十三年（1390），有人再次揭发李善长10年前曾庇护过胡惟庸。63岁的老皇帝立刻召见了77岁的李善长，二人追忆往事，不胜感慨，到最后洪武帝在朝堂上流着泪请求群臣看在他的份上饶恕李善长，然而大臣们都不同意。于是李善长大哭告辞，回到府邸后投缳自尽，另外还有四位功臣因受到李善长的牵连而被判处死刑。总而言之，即使是洪武帝自己也不能与日益强大的诸王及新官僚集团相抗衡了。
诸王对功臣的迫害变本加厉，不过因为皇太子对功臣的保护才没有造成什么极端的后果。然而洪武二十五年（1392），朱标不幸因病逝世，享年39岁。
在那之前，洪武帝的政务几乎都交由这位能干的皇太子代为处理，他的逝世对洪武帝来说，等同于失去左膀右臂。已经老病缠身的皇帝遭此打击也变得更加衰弱，经常以泪洗面。此外，驻守云南的沐英惊闻噩耗，也因过度悲伤而暴卒。
朱标之子朱允炆被立为皇太孙，此时的洪武帝已经完全摆脱繁重的政务，只作为名义上的皇帝而存在。皇太子的同母弟秦王和晋王依然健在并成为皇太孙的坚强后盾，这也使得洪武帝十分安心。但是，在强烈的危机感的驱使下，诸王派与新官僚集团决定将功臣一网打尽。翌年，他们以谋反阴谋败露为罪名，逮捕并处决了蓝玉及其党羽15000人，这就是所谓的蓝玉案。受此牵连，明朝出身红巾军的功臣、官僚、吏目、士兵几乎全部被杀光，白莲教在社会上完全销声匿迹。但是，再次转入地下的白莲教组织仍然顽强地存活着，并将于明末掀起新的波澜。
在皇太孙的地位得到巩固的同时，诸王与新官僚集团的同盟也因功臣这个共同敌人的消灭而破裂。现在，与诸王对立的新官僚转而支持皇太孙的独裁体制，这种矛盾在秦王、晋王健在的时候尚可弥合，但秦王、晋王分别于洪武二十八年（1395）、洪武三十一年（1398）相继去世，成为诸王领袖的燕王因为不是马皇后所生，因此与皇太孙的关系非常疏远，支持皇太孙的新官僚势必与燕王发生激烈的冲突。而与此同时，洪武帝也于晋王去世的两个月后逝世，享年71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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