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初期的淞沪会战，前后打了3个月，中国军队总共投入了约75万部队，除了精锐的中央军，地方上的川军、湘军、桂军、粤军、皖军、东北军、西北军都有参加，真正是一场全民抗战，这些装备参差不齐的杂牌部队，面对装备精良的日军，在陆海空现代化立体作战面前，在淞沪战场上的表现究竟如何？
文 | 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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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8月， 淞沪会战，前线官兵向日军射击，这场战役前后打了3个月，中国军队总共投入了约75万部队，除了精锐的中央军，地方上的川军、湘军、桂军、粤军、皖军、东北军、西北军都有参加
由于中央军部队已经尽数投入作战，所以9月以后赶赴淞沪战场的部队绝大多数都是杂牌部队，包括湘军、川军、桂军、粤军、黔军、东北军、西北军以及五省联军、皖军、浙军、赣军、鄂军旧部在内的各派系部队，杂牌军几乎占到了淞沪会战参战部队78个师的半壁江山。除了滇军因为路途太远未能及时赶到参战，当时中国主要武装派系都参加了淞沪会战，这在以前几乎是不能想象的。如此众多的派系，完全摒弃了个人和小团体的私利，为了共赴国难抗日御侮的共同目标而汇聚到同一个战场，一个曾经四分五裂一盘散沙的民族第一次爆发出了空前的凝聚力。
淞沪会战示意图
川军可以说是中国军阀割据最典型的范本，四川从北洋时代起就出现了大大小小十多股军阀势力，彼此之间混战不休，直到1934年才由刘湘基本统一四川，而且川军普遍给人以装备低劣战力低下的印象。
1937年9月，第一批出川抗战的川军20军和43军26师从四川、贵州出发，于10月上旬到达淞沪战场。
10月9日，20军编入第19集团军序列，负责防御大场以北蕰藻浜沿岸。而这一带恰恰就是宝山登陆的日军的主攻方向，当10日20军接替友军防务时，蕰藻浜北面的屏障陈家行已被日军攻占，导致蕰藻浜主阵地直接暴露在日军面前，因此20军军长杨森立即下令反击，夺回陈家行。从10日到16日，20军就围绕陈家行和日军展开激战，在陈家行五进五出，失而复得，得而复失，反复争夺，连134师师长杨汉忠都负了重伤，战况之激烈可见一斑。
15日友军防守的顿悟寺阵地失守，20军奉命连夜组织反击收复顿悟寺，20军军长杨森将这个任务交给了134师402旅408团，该团实际只有2个营，兵力并不算雄厚，但团长向文彬深知川军装备低劣，在火力上根本无法和日军对抗，只有和日军展开近战，用血肉之躯来抵消装备上的劣势。夜幕降临后，向文彬团长就率部冒雨发起了前赴后继的勇猛冲锋，最前面的尖刀排冲到日军阵地前就剩下了1个人！但后续的官兵紧跟着冲入阵地，和日军展开了白刃战，并一举夺回了阵地。日军被逐出阵地后，就用猛烈炮火轰击川军，然后再发起攻击。川军一直等日军步兵逼近阵地才用手榴弹和刺刀将日军击退。就这样反复苦战到17日凌晨，408团最终牢牢掌握着顿悟寺。408团撤出阵地时，全团只剩下120人，连长全部阵亡，排长也只剩4人。
淞沪会战期间，中国军队赶赴前线增援
10月的淞沪战场就是以大场为重点而展开的阵地攻防战，在惨烈悲壮的血战中，中国军人表现出了视死如归的献身精神，而26师更是其中的典型，其作战之顽强牺牲之惨烈，足以彪炳史册。全师5000人只有600人生还，4名团长中阵亡2人，14名营长伤亡13人。原来名不见经传的26师由此名闻全军，在1938年3月军事委员会武汉军事会议检讨第一期作战得失，26师被评为淞沪会战战绩最佳的五个师之一。
川军在淞沪会战中的出色表现将以前对川军的轻视和不屑一扫而光。
桂军可以说是“杂牌部队中的战斗机”，在军阀混战时期曾经有过令人瞩目的战绩，也是当时中国各大地方实力派中唯一能和蒋介石的中央军分庭抗礼的派系。卢沟桥事变后，桂军整编为第7军、第15军（后改称48军）和第31军等三个军，组成第11集团军开赴徐州参战。由于淞沪战事吃紧，第7军和48军被紧急调往上海，组成第21集团军，由廖磊任司令。
10月15日，第21集团军到达上海，此时日军突破蕰藻浜南岸，大场岌岌可危。中国军队正准备组织一场大规模的反击，恢复蕰藻浜南岸阵地。桂系领袖、时任副总参谋长的白崇禧对桂军信心满满，主动提出由21集团军来执行这次大规模反击。
21日经过一小时的炮火准备之后，21集团军反击部队于晚8时分为左右两翼向谈家头、陈家行发起猛攻，桂军还是照内战的老办法，以连营为单位进行刺刀冲锋。内战中，普通的军阀部队火力贫弱，根本无法用火力压制住桂军的冲锋，桂军只要冲入阵地展开白刃战，基本上就能取胜。但如今面对的是装备精良火力旺盛的日军，桂军这样的冲锋虽然勇气可嘉，但必然要付出极大的代价。
1937年，淞沪会战，国民革命军地方部队隐蔽在路障背后
桂军完全凭借着血气之勇，经过一夜激战，于22日凌晨攻占陈家行、桃园浜。23日，日军发动全线猛攻，炮火之猛烈攻势之强横，都是淞沪会战开战以来前所未见。日军在进攻时释放烟雾作为掩护，桂军误以为是毒气，军心大乱，一线阵地随即被突破。174师师长王赞斌亲自到一线督战，全力组织部队抗击日军猛攻，但终因部队在反击中伤亡很大，后继无力，到当天下午谈家头、陈家行等阵地都已失守，桂军拼尽全力也只能勉强保持走马塘以南阵地。至此，这场在阵地战阶段唯一的一场大规模反击以失利而告终。
桂军2个军6个师参加淞沪会战，不仅打出一场气势如虹的大反击，而且在战役最后阶段为掩护主力后撤顽强阻击日军，付出了伤亡将近5万人的巨大牺牲，无愧于“钢军”的赞誉。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沦陷，东北军也就成了没根的浮萍，四处漂泊。深知亡国之痛同时又身负“不抵抗”骂名的东北军自然比其他杂牌部队具有浓烈得多的抗战决心和勇气。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后，东北军各部随即北上开赴华北。10月中旬由于淞沪战场局势恶化，因此原来在华北的东北军第49军和第67军被紧急调往上海。
49军于10月28日到达上海，划归陈诚的左翼作战军序列。11月4日，49军105师开始在姚家宝地区抗击日军强渡，东北军的装备在杂牌军部队中属于一流水准，因此拥有比较强大的队属炮兵，还能隔河与日军展开炮战。步兵也以猛烈火力拦阻日军渡河，接连击退日军多次强渡。
淞沪会战期间，行进在上海街头的中国军队
67军在东北军中是张学良的嫡系，曾经是下辖5个师的超级军，但此时已经改编为只下辖2个师的乙种军。10月底67军奉命从华北赶赴淞沪，于11月3日到达青浦，而此时淞沪战场的局面已经非常危急，67军临危受命，协同川军43军26师从6日到8日“死守松江三日”，掩护主力撤退。67军赶到松江，还来不及构筑工事就投入了作战。7日日军强渡黄浦江，67军以炮兵压制日军炮兵，集中轻重机枪痛击日军汽艇和帆船，击退日军的强渡。8日日军主力赶到，攻势极为猛烈，108师在李塔汇和日军展开激战，反复争夺，阵地三次易手。军长吴克仁亲自率部冲锋，才将日军击退。107师在米市渡的战斗也同样激烈，319旅少将旅长朱之荣阵亡，全师伤亡过半。
到8日夜间，死守松江三日的任务终于完成，67军这才撤向白鹤港，由于苏州河上的大桥已经被日军炸断，吴克仁只好率部泅渡。在指挥部队渡河时，突然遭到日军小股便衣队袭击，吴克仁中弹落水，壮烈牺牲，这是淞沪会战中唯一一位殉国的中将军长。
松江一战，67军伤亡极大，除军长吴克仁外，军少将参谋长吴桐岗、108师少将参谋长邓玉琢、322旅少将旅长刘启文、321旅少将旅长朱之荣以及8名团长阵亡，107师损失殆尽，108师伤亡也超过2/3。但是战后67军却被取消番号，缩编为108师，并入中央军。
东北军装备精良，又身负不抵抗之耻，完全是一支抱定死战决心的哀兵。由于到达淞沪战场时已经是战局无法挽回之时，只能作为断后部队，虽然受到重大损失，但还是完成预定掩护任务。
俗话说“无湘不成军”，几乎所有派系部队中都有湖南籍士兵，而主要由湖南人组成的湘军更是中国近现代史上一支以彪悍著称的军队。在军阀割据年代，湘军也和川军一样，派系林立，有赵恒惕系、唐生智系、何键系、陈渠珍系以及湖南保安团系，到了抗战前夕，湘军各派系都已经半中央化，并没有川军、桂军这样相对独立。
湘军也是最早进入淞沪战场的杂牌部队，8月17日隶属于第8集团军的62师就到达上海浦东。此外主要由湘军旧部改编而成的第10集团军驻防在杭州湾南岸，9月之后陆续参战。留在湖南的第15师、第16师8月底就奉命东调，9月5日到达上海，划归第15集团军，9月16日最早投入了战场。这两个师都是湘军中的佼佼者，装备比较好，官兵素质也好，初上战场更是锐气正盛，在罗店、刘行一线给予来犯日军以迎头痛击。
在淞沪会战期间，参战的湘军约有8万人，超过全部参战兵力的1/10，是各杂牌部队中参战兵力最多的，表现极为壮烈，充分体现了三湘健儿的英勇气概。
1937年11月5日，由杭州湾北岸登陆上海的日军增援部队
粤军参加淞沪会战的是第4军和第66军，都是粤军中的老牌精锐，尤其是第4军在北伐时期就是著名的“铁军”。但粤军赶到上海时已经是10月，中国军队逐渐陷入被动，因此这两个擅长进攻的主力军都只能用于防御，很有几分有劲使不上的感觉。和其他杂牌部队一样，粤军在战场也是同样浴血苦战，伤亡惨重，第4军90师270旅少将旅长宫惠民牺牲。
黔军是杂牌部队中实力最小的一支，虽然名义上有2个师又1个旅参加了淞沪会战，但其中的第121师一直担任兵站指挥部的守卫以及铁路押运任务，没有直接参战。只有102师10月底到达上海，划归第17军团胡宗南指挥。此时胡宗南部经过连日苦战伤亡惨重，正急需补充，因此命令102师607团开到北新泾归第1军第1师指挥，612团开到厅头镇归第8军指挥，师部及609团、补充团则作为预备队。这个命令一下，102师官兵普遍认为是肢解102师，但师长柏辉章一面安抚部属情绪，一面命令外调的两个团要服从指挥，坚决打好抗日第一战，用战绩来说话，如有动摇军心者军法从事。柏辉章的大局观在当时确实难能可贵。在淞沪会战中，虽然黔军部队参战数量不多，但表现丝毫不比其他部队逊色，用自己的忠勇，特别是服从指挥的大局观赢得一致赞誉。
在淞沪战场上，杂牌部队尽管装备、训练参差不齐，但总体而言，表现还是可圈可点，并不输给中央军。不过在战术上，由于杂牌部队之前参加的基本都是低烈度战争，能有几门山炮开上三五炮就已经是很了不得的火力支援了，如今面对日军如此猛烈的炮火，而且还是飞机、军舰舰炮和坦克协同的立体化作战，有不少官兵甚至连飞机、坦克也从未见过，有的则还是沿用过去内战时的落后战术，自然非常不适应，也因此付出了巨大代价。但是即便火力相差如此悬殊，却依然用血肉之躯和日军的优势装备殊死相搏。各路杂牌部队中牺牲的高级将领就有中将1名、少将7名，超过淞沪会战牺牲的14名少将以上将领的一半，而牺牲的普通官兵更是至少超过了5万人！
1937年8月， 淞沪会战，前线官兵向日军射击
特别是之前军阀混战，各派系打仗都是为了一己私利，这次却完全不同。日军的战火距离湘军、川军、黔军、桂军的家乡还很远，但这些部队却都能听从国民政府的号令，不远千里共赴国难，很多官兵走了上千里路，上了战场可能一天两天就血沃疆场，好像就是为了来这里把自己的生命献给国家。国家的意识第一次如此深入人心，中华民族的凝聚力也真正是在淞沪会战的烽火硝烟中开始形成。
正如11月13日国民政府发表从上海撤退的声明中所说的：“各地战士，闻义赴难，朝命夕至，其在前线以血肉之躯，筑成壕堑，有死无退，阵地化为灰烬，军心仍坚如铁石，陷阵之勇，死事之烈，实足以昭示民族独立之精神，奠定中华复兴之基础。”毋庸置疑，这就是杂牌部队在淞沪战争上最真实的写照，无论党派信仰，也无论省籍地域，为了抗敌御侮的共同目标，并肩奋战，才迎来了抗战的最终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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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美国原子弹，没有苏联进攻，中国能打赢日本吗？
2017年8月15日是日本投降72周年纪念日。
由于中国死死拖住了日本，使日德两军始终没有会师，最终被反法西斯阵营各个击破。
由于中国的坚韧抵抗，四亿五千万人没有成为法西斯的兵员基地，从而使美苏免遭灭顶之灾。
中华民族在抗日战争中实现了自救，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了这一民族精神涅槃的伟大过程，中国人民英勇无畏，团结作战的精神，不仅无敌于当时，仍盛行于现在。
文 | 库叔
本文由瞭望智库（zhczyj）综合。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
德意日法西斯发动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席卷84个国家和地区，造成军民伤亡达1亿人以上，给人类社会和世界文明造成空前浩劫。
“八年烽火起卢沟，一纸降书降芷江”，日本无条件投降，意味着二战最终结束。
与世界反法西斯各主要对日参战国相比，中国不仅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参战最早、胜利最晚的国家，还是付出人员和财产损失最多的胜利国。在这种最大牺牲的后面，是中国对于这场世界性战争的最大的贡献：中国拯救了世界。
中国在亚洲战场的贡献不应该被他人磨灭，更不应该被我们忘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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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美苏救了中国，还是中国救了美苏？
早在1938年5月，毛泽东就曾指出，日本“为了南攻南洋群岛，北攻西伯利亚起见，采取中间突破的方针，先打中国”。
中国战场因其所处的特殊地理位置，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起到了其他战场无法替代的作用。
1、中国抗战打乱了日本“北进”和“南进”的世界战略计划。
中国的持久抗战阻止了日本的“北进”计划，使苏联免遭日本法西斯的攻击。
很多人不知道，1939年德国侵入波兰前，日本的世界战略重心是“北进”，企图与德国夹击苏联，全面侵华战争只不过是为了解除入侵苏联的后顾之忧。
可是现实和理想开了一个玩笑，日本没有想到中国如此顽强抗战，不得不将准备用于“北进”的陆军兵力也投入中国战场。
1938年7月和1939年5月～8月，日军先后两次在中国东北边境，对苏联挑起张鼓峰事件和诺门坎事件，都遭到苏军痛击而惨败。
在检讨攻苏失败的原因时，日本关东军副参谋长石原莞尔不打自招地说：“日本忍辱屈服于苏联者，以日本对华用兵故。”
实际上，德国入侵苏联前后，日本曾有过3次北进苏联的机会：
一是苏德战争爆发前夕，希特勒提出，希望“日本从满洲打进西伯利亚”；
二是苏德战争爆发后，德国外长里宾特洛甫电示驻日大使奥托，让他说服日本，“尽速参加对苏作战”；
三是德军兵临莫斯科城下时，希特勒再次呼吁日本“北进”，联合打败苏联。
日本背弃援德诺言，眼睁睁地错失一个个“良机”，日本外相松冈洋右急得团团转，但日军参谋总长杉山元只无奈的说：“现在，日本将重兵用于中国，（北进苏联）实际上办不到。”
其实第三次德军逼近莫斯科时，斯大林曾忧心忡忡，一度打算战败流亡到印度。此时的苏联，4个集团军只剩残兵9万余人，德国已经耗尽苏联西线全部兵力，如果再不调动远东防范日军的兵力来保卫莫斯科，可说必败无疑。
正是由于中国的持久抗战拖住了日军主力，才使苏军得以先后从远东抽调多达54.2万的兵力、5000多门火炮和3300多辆坦克，加强了西线对德作战的力量。
英国学者艾伯特·西顿说：“日本如果参加对苏战争，德国在1941年底就能彻底赢得对苏战争！”而二战如果没有苏联扭转败局，就不会有英美盟军最后的胜利！
同样受益的还有英美所在的太平洋战场。
日本内阁虽然早在1936年就把“南进”南洋列为国策，但由于日军主力深陷中国泥潭，致使“南进”一直提不上日程。
1939年9月德国闪击波兰，英法美无暇东顾，为日本“南进”创造了条件。
1940年5月～6月，德国突袭西欧，法荷败降，英国危急，又一次为日本“南进”夺取英法荷在南洋的殖民地提供了最佳机会。
其实1939年12月，日本政府已经作出了“不介入欧战，停止北进，准备南进”的决定，但仍把解决中国问题作为“南进”的先决条件。
中国问题不解决，日本无法跟上德国的战争步伐，日本人对这一点有着清醒的认识。
日本访德特使寺内寿一大将在回答德国要求出兵配合时解释说：“中日战争不结束，南进是办不到的。”
侵华日军总司令俊六也直言不讳地说：“中国问题不解决，大东亚战争就不能解决。”
1941年12月，等不及的日本终于发动了太平洋战争，背着中国战场的沉重包袱踏上“南进”之路，必然失败。
太平洋战争之初，日本曾逞凶于一时，但是好景不长，经过中途岛和瓜达尔卡纳尔岛战役，日本丧失了制空权和制海权，败相毕露。
整个太平洋战争，日本始终不敢减少在华兵力，可见中国持久抗战对美英在太平洋战场作战所起的重要作用。
1945年1月，美国总统罗斯福深有感触地说：“我们也忘不了中国人民在7年多的时间里怎样顶住了日本人的野蛮进攻和在亚洲大陆广大地区牵制住大量敌军。”
2、中国抗战牵制了德日意法西斯的相互“勾结”和“配合”行动。
正是中国人民的英勇抗战，捆住了日本的手脚，使其难以在欧战爆发前与德结成军事同盟。
早在1936年11月，德意日就已经结成了初步的政治同盟。随着侵略战争的扩大和升级，德日双方都感到有必要进一步加强经济、政治和军事的全面合作。
于是，从1938年起 ，两国开始进行缔结军事同盟的谈判。
德国主张马上缔结一个既针对苏联又广泛针对第三国的军事同盟；日本则主张军事同盟只能针对苏联，不能包括英美。
日本之所以持此主张，是害怕缔约会使美英法加强对中国的援助，并可能造成苏联的卷入，从而拖延中国问题的解决。
由于意见分歧，军事同盟谈判被搁置下来。
直到1940年9月，日本为了借助德国支持，迅速解决中国问题，以便放手南进，主动向德国提出恢复谈判；德国在大不列颠之战受阻后，准备东进攻苏，也积极寻求支持。
最终9月27日，德意日三国正式签订军事同盟条约。
中国的牵制使得军事同盟的建立足足推迟了两年。
随后，尽管日本和德意结成了侵略集团，它们在相互协调和配合上仍然各怀鬼胎。
一个重要的原因仍然是中国。
1941年底，日本偷袭珍珠港成功，一度在西太平洋战场上得势，并制定了用5个师团攻打澳大利亚、锡兰（今斯里兰卡），与德军在印度洋会师的计划。
1942年3月，日本海军西进印度洋，击败英国舰队和空军，控制了印度洋。
德国外长里宾特洛甫一再敦促日本占领锡兰，并在马达加斯加取得基地，以便同德军在北非和苏联南部的进攻相配合。
1942年4月15日，英国首相丘吉尔看到局势的严重性，曾向罗斯福惊呼，如果日本进军西印度洋，切断盟军石油供应线，“必然会导致我方在中东的全部阵地崩溃”。
然而，丘吉尔所担心的可怕局面并没有出现，是中国的远征军在缅甸拖住日军，使其无法抽出足够兵力与海军配合，其海军只得无功而返。
日德会师印度洋的计划，在日本陆军坚决反对下夭折。
3、中国持久抗战对同盟国在亚洲实施“先欧后亚”战略方针起了支撑作用。
1939年9月，欧洲战争爆发后，纳粹德国成为头号敌人，欧洲成为主要战场。
此时，苏美等同盟国面临的重要任务是束缚住日本的手脚，使其无法与德国密切配合，从而集中力量首先在欧洲打败德国。
1940年9月，美国正式制定了“先欧后亚”的战略方针。
罗斯福看到了中国抗日战争的重要战略地位，决心利用中国人民的抗战遏制日本在远东的扩张。
美国决策集团也一再强调，“中国理所当然地处于太平洋防务的中心点”。
事实也正是如此。
1941年底，日本210万人的陆军总兵力中，有140万人在中国战场上，能够投入太平洋战场的只有40万人。
即使在太平洋战场上盟军作战最激烈、最危险的时期，日本陆军总兵力的2／3以上，仍被死死地“钉”在中国战场上动弹不得，从而使太平洋战场上的盟军度过了最危险的时期。
为此，罗斯福曾对他的儿子伊里奥说：“假如没有中国，假如中国被打垮了，你想一想有多少师团的日本兵可以因此调到其他地方作战？他们可以马上打下澳洲，打下印度―――他们可以毫不费力地把这些地方打下来，并且可以一直冲向中东。”
“日本可以和德国配合起来，举行一次大规模的反攻，在近东会师，把苏联完全隔离起来，吞并埃及，切断通向地中海的一切交通线。”
1942年4月，丘吉尔也说：“中国一崩溃，至少会使日军15个师团，也许有20个师团腾出手来。其后，大举进犯印度，就确实有可能了。”
从当年美英首脑的这些评论中可以看出，中国抗战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全局起了多么重要的屏障保护和支援作用。
苏联的情况则更明显。
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苏联一直面临着同时与德日两国在东西两线作战的危险。
只是由于中国长期抗战，拖住了日本军队主力，苏军总参谋部在1940年4月决定将苏军基本兵力集中部署在西部边境，而在远东则仅仅保持了一支只够稳定这个地区局势的部队。
法国败降后，纳粹德国发动侵苏战争的危险日益严重。为了集中力量对付德国，苏联当时一个十分紧迫的战略任务就是尽力避免或推迟日苏战争。
为此，苏联一方面施展外交手段，于1941年4月同日本签订中立条约；另一方面大力支援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利用中国的抗日战争束缚住日本的手脚。
斯大林在对援华军事代表团团长崔可夫部署对华使命时明确指出：当前的首要任务“就是要紧紧束缚日本侵略者的手脚。只有当日本侵略者的手脚被捆住的时候，我们才能在德国侵略者一旦进攻我们的时候避免两线作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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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在支援世界
中国战场不但在战略上支援和配合盟军作战，而且在战役上直接与盟军协同作战。
1942年春，日军全面侵犯缅甸，中国政府应美英盟军之邀，派出3个军共10万人组成远征军，进入缅甸支援英军防御作战。
中国远征军不仅在担负缅甸正面的曼德勒及东部地区的防御作战中，英勇奋战，屡挫敌锋，有力地迟滞了日军的进攻，而且在缅甸西部英军防守之仁安羌地区，救出了被日军围困的包括英国驻缅甸军队总司令亚历山大上将在内的英军官兵7000多人。
当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转入大反攻以后，中国又于1943年11月至1945年3月先后派出8个军共22个师的兵力，在中国滇西和缅甸北部地区与英美盟军并肩作战，并收复了密支那，胜利打通了中印公路，为盟军最后收复缅甸打下了基础。在这次历时3年多的援缅作战中，中国先后投入30万兵力，共歼灭日军6万多人。
中国战场为亚太地区盟军空军对日作战提供了后勤基地的支援。
1942年4月，美军16架重型轰炸机从太平洋美国航空母舰上起飞，首次对日本东京等重要城市进行战略轰炸，返航后在中国浙江省衢州空军机场降落，中国因此遭到日军的大规模报复。
日军发起浙赣作战，破坏衢州、丽水、玉山等机场，并杀害我官兵和民众25万人。
为了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特别是1943年与1944年中国战场反攻期间，中国又先后为美国第14航空队等盟军空军，提供了成都、梁山、昆明、柳州、桂林等机场，以便轰炸日本的海上运输线和远在台湾、越南及日本本土的战略要点，直接支援了美军在太平洋的对日作战。
中国军民积极营救被日军击落的美空军飞行员，到1945年春，共营救美军飞行员达70余名，其中包括还后来成为美总统的吉米·卡特。
中国战场也为苏美等盟国提供了军事战略情报的支援。
抗战期间，苏联一直派军事情报组常驻延安，收集情报。
当中共中央获悉纳粹德国将于1941年6月21日进攻苏联时，立即将这一情报转告在延安的苏联军事情报组。苏德战争爆发不久，苏方曾以伏罗希洛夫的名义致电朱德总司令表示感谢。
中共还允许美军在八路军晋绥、太行等根据地和新四军第5师驻区设置电台，并向美军提供日军情报和气象资料。
在华南，美军第14航空队与华南游击队东江纵队合作，建立了情报、通讯、气象等方面的联系。
中国战场还为苏美英等盟国提供了战略物资的支援。
据不完全统计，中国向苏联提供了价值4．5亿美元的矿产品和农牧产品；
向美国提供了价值7．48亿美元的桐油和锡、钨等矿产品；
向英国提供了价值1．148亿英镑的农、矿产品，有力地支援了同盟国的反法西斯战争。
3
当之无愧的亚洲主战场
与世界反法西斯各主要对日参战国相比，中国抗日战争持续时间最长、抗击日军数量最大、歼灭日军人数最多、付出的代价最惨重，因而也是对打败日本法西斯贡献最突出的国家。
从对日作战的时间看，中国抗日战争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开始，到1945年9月2日日本投降签字为止，持续14年；
中国是世界上抗日开始最早、抗日持续时间最长、惟一参加抗日全过程的国家。
其他主要对日参战国，如美国，从1941年12月7日太平洋战争爆发，到1945年9月2日日本投降签字，前后不到4年；
又如苏联，对日作战三次，即：1938年7月～8月的张鼓峰战役，1939年5月～8月的诺门坎战役，1945年8月9日到9月2日的远东战役，总共不到7个月。
从歼灭日军数量看，在8年全国性抗战中，中国军队经历了3000个日夜的浴血奋战，进行重要战役战斗200余次，大小战斗近20万次，歼灭日军150余万人，加上受降日军128万人，共计消灭日军278万人；歼灭伪军118万人，加上受降伪军146万人，共计264万人。
为说明中国战场歼灭日军人数最多，我们还可用日本大大缩水的可比数字加以诠释。
据日方统计，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军共伤亡195万人，其中在中国战场伤亡133万人，占日军伤亡总数的70％。
另据日方统计，在对外侵略战争中，日军共被击毙71．6万人，其中死于中国战场的有44．6万人，占死亡总数的62．3％；
相比来看，死于太平洋和东南亚战场的19万人，占死亡总数的26．5％；
死于苏联远东战场的8万人，占死亡总数的11．2％。
从对日作战付出代价看，也是中国最大。
在抗日战争中，中国人民付出了巨大的民族牺牲。据不完全统计，全国军民伤亡3500万人以上，占二战中各国伤亡总数的1／3还多。
仅以军队参加对日作战的伤亡为例，中国军队伤亡380万人，美军伤亡32万人，苏军伤亡5万多人。
不仅如此，更应看到，日本尽管在战役战斗上取得了许多胜利，但在战略上却遭到了失败。
中国人民的持久抗战，粉碎了日军速战速决、治安强化、政治诱降、以华制华、建立战争基地等一系列战略企图。
战略的失败是最大的失败，它关系到战争发展的全局，促使日本不得不考虑尽早结束侵华战争。
战后美国战略轰炸调查处的报告认为：“即使不投原子弹，即使俄国不参战，即使不制定进攻计划，日本也是会投降的。”
不难看出，美国在太平洋战争中消灭日军海、空部队主力和对日实施战略轰炸，苏联百万大军出兵东北，无疑加速了日军的灭亡和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
但中国是亚洲的主战场，中国的持久抗战是战胜日本法西斯的决定性因素。
由于中国死死拖住了日本，使日德两军始终没有会师，最终被反法西斯阵营各个击破。由于中国的坚韧抵抗，四亿五千万人没有成为法西斯的兵员基地，从而使美苏免遭灭顶之灾。中华民族在抗日战争中实现了自救，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了这一民族精神涅槃的伟大过程，中国人民英勇无畏，团结作战的精神，不仅无敌于当时，仍盛行于现在。
资料来源：书籍《中国，被遗忘的盟友》，报刊《中国青年报》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