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联大，不是最好的学校

西南联大，不是最好的学校

文/陈远

1937年因抗战组建起来的国立西南联大，到今年，正好是80周年。80周年，经过时间这朵玫瑰的熏染，香气四溢，几成传奇。有媒体甚至直接把“最好的学校”这一桂冠戴在了这所已经消失的学校头上。

西南联大是不是最好的学校？

我看未必，根据资料显示，当年教育部一开始拨给长沙临时大学（西南联大前身）的经费，不过是区区71749.98元。而在1937年下半年，每市斤猪肉的价格是0.18元，按照今天的物价折合，这些钱，不过是一座说不上豪华的别墅或者是一辆比较奢华的汽车。这一点钱能够办成最好的学校，在今天听起来似乎是天方夜谭。

再有，虽然是西南联大在办学时秉着“战时即平时”这一理念，但是毕竟是战时，与平时不同，同样据资料显示，为了保证生源，当年有不少西南联大的学生，没有通过入学考试，就进入了这所大学读书。按照今天的观点，这简直就是不合规矩。

不过，在这80周年之际，各种纪念活动此起彼伏，既有官方，也有民间；既有自发，也有自觉。众人不约而同把怀念指向西南联大这所学校，也许是因为，这所在笔者看来也许并非是最好的学校，给我们留下了丰厚的教育遗产，抛开“学术自由”、“教授治校”这样宏观的主题不谈，挑选几个细节来谈论西南联大的遗产，或许对于今天更有意义。

十年前，笔者在新京报任职时曾经操刀《西南联大》特刊，在接受新京报专访的时候，北大、清华、南开三位现任的校长都谈到了西南联大当年几乎聚集了最优秀的师资，以现在的眼光看来，这种评价当然公允，可是不要忘了，当年西南联大的师资不是突然冒出来的，而是三位常委之前的办学之中，以卓越高远的眼光培养、聚集起来的。比如说，以清华当年的门槛，要求教师必须有博士学位或者留学背景行不行？我想大概没有疑问，答案是肯定不行。但是偏偏是既无学历又无学位的陈寅恪，出任了清华国学院的四大导师之一。当年的清华并非没有制度规范，其可贵之处就是在刚性的制度之外，当时的校长还富有弹性的学术眼光与人文情怀。今年谢泳先生被厦门大学聘任，在许多老朋友们看来是一件实至名归的事情，但是却成为今年教育上的一个亮点，或许就说明了这种弹性恰恰是我们今天所欠缺的。不过，行使这种弹性需要谨慎，否则就会成为教育腐败的方便之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