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年代初期，陈思和、李辉探望巴金先生
文｜李辉
我1978年2月进复旦，年底就认识了贾植芳先生，当时和同学陈思和聊天，都对巴金感兴趣，就一起研究。1982年到了北京之后，我在晚报当记者，就找到熟悉巴金的当时健在的人，萧乾、冰心、卞之琳……这就是我的两个圈，巴金一个圈，胡风一个圈。
我当时跑文艺，中学时我就跳舞，音乐舞蹈这一块也很熟，像八十年代的很多报道，李谷一、克里木、王昆、石慧、刘秉义、 张权……我都写过 。其实我一直想写一写1982年前后的文艺记者的一些状况，好多人的信我都留着，我不扔东西的，什么都不扔。像王景愚、朱明瑛、李谷一、梁波罗……好多人的信我都留着，我明年有时间要好好写一写那时候的文艺界，这样的文章不同于文学界，写出来也很有意思。
赶上一个好时候，那个时候又比较开放，文化视野开阔，接触到很多老先生，像萧乾、冯亦代、董鼎山、董乐山、黄苗子、黄永玉、黄裳、范用、杨宪益、姜德明等，很多人对我的影响特别深，所以要写“先生们”。能够在“文革”之后文化起步时进入媒体，在与这些先生们打交道过程中我吸收到很多营养。
1983年，胡风与梅志 李辉 摄
1984年张兆和为病中的沈从文洗手，李辉 摄
1986年萧乾与冰心，李辉 摄
1995年4月20日萧乾与董乐山在一起
2004年丁聪与台湾漫画家幾米，李辉 摄
2006年王世襄在一家老北京菜馆，李辉 摄
丁聪、黄苗子、杨宪益在一起，李辉 摄
冯亦代与黄宗英
跟先生们打交道，不是为名为利，喜欢书，喜欢他们的故事就行了。他们能感觉到你不是有利所图的那种人，是想真心做事，这点他们是很信任你的，知道你在踏踏实实做事。我经常去聊聊天，也不一定是要做什么，信任是很重要的。
跟先生们之间就是信任，所以他们很多事情愿意让我做，老先生的书信日记都是交给我整理。比方说黄宗英冯亦代往来书信给两边的孩子都不合适，“那就留给李辉吧”。
很多这方面的一些问题，比方说丁聪的很多事情我也在做，跟他的家人也很熟，他去世后和他的孩子关系都很好，我要用一些东西都不存在问题。副刊文丛第二批里就有鲁迅的《阿Q正传》，这是1921、1922年在晨报副刊连载的，40年代丁聪画过20幅阿Q正传的木刻，我就把这个版画放进去，又把毕飞宇在河西学院“贾植芳讲堂”里关于《阿Q正传》的演讲放在后面，这样鲁迅、丁聪、毕飞宇三个人在一起，做成了一本很棒的书。
每个老人都有自己的性格，有时批评你，不对也无所谓，不是很大的事。像黄裳先生是藏书家，不怎么爱讲话，文章写得漂亮，他的往来书信我都留着，他100年诞辰前，我把他写给我的120封信扫描，请黄永玉写了书名《黄裳致李辉信札》，用线装本出版。
像贾先生与我的一百多封信，我已经捐了三分之一给河西学院，剩下相关的书的以后还会集中一起放一个地方，这也是最好的归宿……做不完的事，就是要对教过你的先生们的回报。
我在河西学院做贾植芳讲堂就是回报。那是很多院系很大的学院，在河西走廊上唯一的本科学院，校园也漂亮，张掖也有水，大部分学生输送到新疆甘肃。这是有两万人的学院，这些源源不断的年轻人都知道贾植芳，这样对先生也是感恩，对当地的教育也是一个填补。
我请的有的嘉宾，甚至还自己买票、讲课一分钱不要，飞机不能直达，来回一次最少三天，快八十的老先生就是自己带个秘书去，来往路费、讲课费全都不要，这些让我很感动。30多年和这些老先生都是很好的朋友关系，你提出来愿意去就很感动，还不要钱，就更感动。
与这么多先生们一起谈天说地，一起共事，我最大的收获首先就是能够让我不浮躁、能够踏实下来好好做事。这些老人就是想做事，名利对老一代的来说无所谓的。
萧乾鼓励我不要放弃毕业之后就很少用到的英语，在我最低落的时候会不断写信来劝我做点事情，对这些先生我是感恩。老天眷顾，我赶上了好的时代，怎么回报，做事就是回报。
最怀念的先生当然贾植芳先生，对他是终生的怀念，大学的三年多，包括大学毕业我到北京，他又写了很多信给我，也给他的几个好朋友、包括牛汉写信：“他独自一人到了北京，没人招待，你们多关心照顾。”巧的是写给牛汉的这封信，十年前潘家园有个摊主找到了带过来给我看，当场我就买下来，这也是缘分。
贾先生对我影响最深的，1982年我到北京后他给我写了一百多封信，大小事都问，包括我爱人做手术他会写信来写好几页纸告诉我注意事项，真心像父亲一样对待学生，让我非常感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