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苏中彦：近日国内热议新闻：
男子千里返乡勒死5岁自闭症儿子 被抓时嚎啕大哭
。
当孩子有着伴随终生的某种障碍（disability），当家庭感到无法承受长期繁重的养育负担，父母是否有权利杀死孩子？如果有，那些活该被父母杀死的孩子，被剥夺生存的权利，意味着什么？
2002年3月，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著名的哲学教授Peter Singer，邀请了美国著名的障碍人士维权律师、身患肌营养不良症、在婴儿时期符合Peter Singer所支持的父母杀婴资格的，Harriet McBryde Johnson，前往普林斯顿大学，对选择性杀婴进行公开演讲讨论。这场讨论，以及之前之后两者的书信沟通，还有Harriet与朋友的谈论、自己的反思，为“父母杀死有障碍的孩子”提供了有营养的思考材料。
【原文Unspeakable conversations or how I spent one day
as a token cripple at Princeton University（作者：Harriet
McBryde Johnson），选自：《纽约时报杂志(
http://www.
nytimes.com/section/mag
azine
)》2003年2月16日。
翻译：知乎苏中彦，获苏中彦同意后方可转载。】
作者前言
他再三强调，他并不想杀害我。他的理论是，如果我的父母有权利决定杀死襁褓中的我，其他家长也同样有权利杀死像我这样的婴儿，那么就能避免承受像我这样的人活在世上带来的煎熬，让父母得以出于自己的选择再要一个孩子。这些理论并不是针对我这个人的，因此我不应该感到被威胁。
每次我绞尽脑汁去理解他这套逻辑，脑袋就像进了锅油炸一样…爽。天啊！难道我是仙境中的爱丽丝？
去年三月底的一个星期一，寒意料峭，我来到了普林斯顿大学。接待我的是Peter
Singer教授，通常被称为——不仅仅是被他的书的出版商称为——当代最有影响力的哲学家。他就是那个主张我应该夭折的人。不对，这样说对他不公平。他主张的是杀婴合理化，那些如果能存活下来就会跟我现在一样的婴儿。他还说在某些条件下，杀死无论在任何年龄的人类，只要他们在认知上的缺陷严重到他不认为这些是“人”，就应该合理。到底怎样才算是人？他说，人能够意识到当下自己的存在，能够对自己的未来有所选择，包括选择继续活下去。
当我活到今天，他说，我已经是一个“人”了。但是，当我还是婴儿的时候，我不是人，而是跟其他任何动物一样初出娘胎，不具备任何自我意识。到了最后，比方说我的大脑进油锅的时间足够长，我堕入了一片仙境，所有的自我、他人现在、过去、未来统统搅和成混沌、虚无，我就失去了我的“人”的资格，也失去了继续生存的权利。到那时候，他说，我的家人和医生就可以帮我从不幸中、或从昏迷解脱，没有人能称之为谋杀。
我接受了两场发言的邀请。早上，我对150位本科大学生讲选择性杀婴（selective
infanticide）。傍晚，我参加一个座谈会晚宴，讨论辅助自杀（assistive suicide）。
我是那个坐在轮椅上的花瓶，而且持反对观点。
正文
我有若干理由接受Singer的这次邀请，有的来自我在残疾人权利运动的需要，其他理由完全是个人的。在残疾人权利运动中，这是一个大好良机，尝试怎样的讨论方式对于特别难对付的听众会有效果，以及怎样整合我们的与他们的观点。我从不打算给Singer洗脑，但是也许我可以说动一两个学生。个人方面的理由：我深知这次访问意义重大，一定会先是引起广泛谈论然后就载入史册。
在吃饭时、开车时、电子邮件中和几次正式演讲中，我已经将这次访问过程报告了家人、朋友和同事。但是似乎载入史册还为时过早。大家说来说去，观点浮于表面，我觉得距离理性的辩论还差了十万八千里，不断烦扰我的是这样的问题：
问：他是不是一看到你就被你的外表吓傻了？
答：他对这方面没有任何表示。
问：他怎样对待像你这样的人？
答：他在各方面都表现得体，以接待一位受人尊敬的专家、一个熟人的方式接待我，作为主人，他大方又热情。
问：对于在公众面前讨论你的人生是否应该存在，你情绪上有没有觉得难过？
答：非常难过，不过也让人吃惊地轻松。
问：他（Singer）能够在普林斯顿教书是不是因为他主张杀死婴儿很受欢迎？
答：至少没有让他不受欢迎。不过他最为著名的主张是关于动物的权利。他写了本书《动物解放》（Animal
Liberation, 1975）。
问：他怎么能这么重视动物的生命，却不重视人类的生命？
这最后一个问题是我唯一不予作答的。过去，我会说我不知道、这没有道理。但是现在我读过了Singer的一些著作，我承认他有他的道理——在Singer的概念框架里有道理。但是我不想用他的概念框架思考，至少不想常用。
所以我又回到别的问题，看看这次访问载入史册该怎么个写法。
上面提的第一个问题，关于我的外表，我想解释一下。
我并不丑陋，只是大多数人不知道该用什么眼光看我。目光中有我，总是让人不知所措。电动轮椅本身就足以让人瞠目结舌，但这只是开始。更让人难忘的是长达四十余年来肌营养不良症对我的身体的影响。到了这个年龄，我就是加强版瘦骨如柴，肌肉大部分都萎缩了，看起来就是一张皮盖着一堆支棱的骨头。小时候我的肌肉不足以支撑起脊柱，我曾经戴过一段时间矫形器。但是我有幸遇到了一个不靠谱的麻醉师，对脊柱融合手术、接合板、接合钉统统说不，彻底杜绝了让我的脊柱直起来的任何机会。15岁的时候，我扔掉了矫形器，任由脊柱扭曲成夸张的“S”形状。现在我的右侧身体深陷有如大峡谷。为了保持直立的上身，我向前倾斜，将整个胸腔凭着手肘支撑于膝盖之上。一旦背梁找到了其最为自然的形状，我的皮肤就舒服多了。
我是能够存活至这种衰朽状态的第一代。由于抗生素的使用，我们在童年期没有死于肺炎，呼吸系统衰弱常见的并发症。所以，很多人不知道该怎么正常地看待我们这一代。
在我的生命里有那么两三次——其中有一次是在西海岸的一次野餐中，参与者很多是女同性恋和轮椅使用者——我被视作一种罕见的美。更怪异的是在我居住的南卡罗莱纳州查尔斯顿市，有的人称我为“上帝庇佑的女士”，他们认为飓风来临时我路经他们房前就会带来好运，在选举之前会来亲吻我的额头。但是更常见的是毫无疑问的负面反应。大街上的陌生人会跑来跟我说：
“我真佩服你有勇气走出来，大多数人可能会放弃自己。”
“上帝保佑你！我会为你祈祷。”
“你不会屈服于痛苦，对不对？”
“如果我像你这样活着，我会自杀。”
我过去还会试着分辩说，其实我很享受我的人生、在这条潮热的大街上开着电动轮椅到处溜达感觉挺好的、比起别人我没有更多的理由自杀。但是说多了就不耐烦了。上帝安排我走到大街上，并不是为了给这些人提供健康的障碍观教育的。事实上，如果你想知道的话，根本就没有什么上帝安排任何人为了任何理由到任何地方。
但是他们不想知道这些。他们认为，只要看我一眼，就已经洞悉了一切。这可真是顽固的成见。
他们没意识到自己的疑惑，没意识到他们的话语其实表达了被我唤醒的不安。
好吧。回想起来，2001年春天当我第一次见到Singer的时候，印象最深的是他对于我的外表完全无感，看起来没有丝毫的不安，态度之自然有如对待其他任何一个有主见的人。
接下来说说2001年这次初会。Singer当时应邀访问查尔斯顿学院，离我家不到两个街口。他主讲的题目是“重新思考生命与死亡”
。我受 “还没死（Not Dead Yet）” 组织的委托——这是一所全国性的机构，组织残疾人权利运动，反对辅助自杀和杀残疾人。所以我就去讲座上发传单，并且在回答问题环节说点话。
我提前了几乎1小时到场熟悉环境，校园气氛和平，连南卡罗莱纳州那喧嚣的春天也在灰色的苔藓和浓密的橡树下安静了下来。
我转过一栋楼，无意中遇见两个熟人坐在花园长凳上和Singer一起吃着素菜卷饼。莎朗是一位经验丰富的人权运动者。夏蓓是南卡州最有名的无神论者。我一直觉得她们俩都是好人——现在却跟灭绝师公坐在一起吃素菜卷饼。我企图避开，可是莎朗和夏蓓已经看到我了。莎朗扔掉食物走了过来。一番寒暄之后，她问：“你想结识Singer教授吗？”
她怎么一点眼色都没有。大概她很欣赏他写的动物权利的书吧。“我在问答环节跟他对话就好了。”我说。
但是站在Singer旁边的夏蓓动作更快。他们俩边说话边朝我走过来，肯定是说一些关于我的好话。他会说，我是残疾人权利律师，曾经在他的世俗人道主义小组做过反对辅助自杀的发言。他会说他不同意我说的所有话，但是他会说我很有才华。Singer看起来很感兴趣，很关注我。我就坐在那儿，停下我的轮椅。夏蓓介绍了我们俩。Singer朝我伸出了手。
我犹豫了。我不应该跟天字第一号恶魔握手。但是他是夏蓓介绍的客人，我不应该在夏蓓任教的学校里给她的客人难堪。没办法，如果你还没准备好一招制胜，就得握手。我向Singer伸出了右手上还能控制的三根指头：“下午好，Singer先生。我是作为‘还没死’的代表来的。”我相信看到了他当时有那么一丝的退缩。在他就职普林斯顿大学的第一周，“还没死”尽了一切可能给他添麻烦。我作为律师替14名被逮捕的闹事者——有的还坐在电动轮椅上——递交了保释金。但是，如果说当时Singer真有一丝退缩的话，他立刻就恢复了状态。他回答了我提出的有关讲座的形式的问题。当他说他期待与我的有趣讨论时，看起来诚心诚意。
那场讨论的确有趣。那天下午在讲座厅里，Singer毫不保留他的观点，大谈关于允许人工流产而不允许杀婴、关于允许撤掉生命支持装置而不允许主动杀人的“不合逻辑”。阐述了关于支持个人选择的实用主义理论之后，他亮出了底牌，即允许父母杀死患有残疾的婴儿再生一个健康婴儿代替，这样孩子获得幸福的几率更大。所有一切，都是关于允许尽可能多的人满足尽可能多的个人选择。
他话音刚落，我就接过了话筒说，我想要谈谈选择性杀婴。作为一名律师，我不同意他对法律作出的假设。逻辑上不连贯不是修改法律的理由。作为一名持无神论并与他观点相反者，我反对他使用宗教概念（“关于人类生命的神圣性的教条”）描述观点相反的人。Singer从衣服里掏出笔记本记下我的观点，明显急于回应，但是我进一步摆出了我的核心论点：
障碍是否存在，并不能预示人生的质量
。我质疑他的“再生一个代替”理论，批评该理论的“换一个也一样”的核心假设站不住脚，强调
人不是可以替代的
。我拿自己和没有障碍的弟弟麦克作对比，我们各有自己的种种才能和缺点，我们是那样的独特，无法用同样的尺子衡量。
他对我的每一个论点都作了清晰、明确的回辩。他接受我的推论，即在他的概念里我属于那些在出生时可以被杀死的人。他坚持立场，仅仅在无关紧要之处表现出态度开明灵活。我们这样来回讨论了长达10分钟。即使当时我对他的辩言害怕得要命，我承认这一场关于我是否应该存在的辩论文质彬彬，我不禁倾倒于他的文辞犀利。他是那么尊重人，没有丝毫的傲慢，完全就事论事。以致于当讨论结束，我居然并不生他的气。是的，我当时浑身颤抖、气愤填膺——但这是被这黑压压的听众激怒的，因为在场的200名查尔斯顿老乡津津有味听了半天，居然没有出于尊严而驱逐Singer逃出本地。
这场与Singer的会晤在我年底发给亲友的千篇一律的问候信中提了一笔，因此我也发了一份给Singer。作为回复，他给我发了一封再也不能更亲切得体的电子邮件：Dear Harriet（如果允许我这样称呼的话）……我刚从澳大利亚——我的家乡——回来。他赞同我对于世界状况的评论，支持我反对隔离障碍人士的工作，然后提出了一些问题以助澄清我关于选择性杀婴的观点。
我回信道，好吧，可以叫我Harriet，我也不客气了，虽然我还是比较习惯正式一点的称呼。就此跳过表示同意的部分，我回答了他有关杀死障碍婴儿的问题，也提出了一些我的问题。更多的回答和更多的问题来了。就这样书信来往了几周，我们热烈讨论了有关杀婴、对障碍的偏见和相关的法律、哲学问题。Dear Harriet、Dear Peter。
Singer似乎很有兴趣探究，一个与他同样铁杆的无神论者怎么可能不同意他的整套有理有据的观点。同时，我也在尝试理解他的理论。什么道理让他如此信服以致同意家长杀死患有重度障碍的婴儿，而不是其他情况的婴儿，既然任何婴儿都算不上是拥有生命权利的“人”的话？我知道，其中部分的原因是无论亲生父母还是收养父母，都偏爱健康的婴儿。但是我难以赞同，将生死攸关的决定建立在有偏见的自由选择上。我提出了一个假设的对比：“那么混血婴儿又怎么样？如果一个婴儿的基因组合决定了不会是个白人宝宝，而我个人认为非白种婴儿与障碍婴儿一样不能接受呢？”能不能立法允许杀死同样不是父母想要的非白种婴儿，也就是将种族偏见合法化呢？Singer同意这是个难题。“如果是这样就可怕了，”他说，“如果不想要混血婴儿就杀死他们，只留下白种婴儿的话。”区别在哪里呢？基于种族的选择很荒谬，基于障碍的选择就不荒谬。为什么？
对于
Singer
来说，答案很简单：障碍给一个人带来“不幸”
。
我这样的人是不是“不幸”？我不觉得，从任何角度看都不认为自己不幸。
造成障碍的因素多种多样。对于那些天生障碍的人，障碍造就了我们的今天，而那些后天获得障碍的人则适应了障碍。我们接受了没有人会主动选择的障碍，在限制中建立了自己丰富、满意的人生。我们享受其他人也享受的愉悦，同时有着我们自己的快乐。我们有着这个世界需要的东西。
为了迫使我承认障碍与幸福之间的负相关，Singer描述了一个场景：设想一个有障碍的孩子坐在沙滩上，看着其他孩子玩。
这可真是让我大失所望。我以为一个专业的思考者能提出更精妙的想法。我回复道：“当我还是一个坐在沙滩上的孩子时，就已经很清楚，有的人看到我这样会心生怜悯，因为我不像其他孩子那样疯跑疯玩。这很让我生气，现在也一样。”我花时间详细描述了事实上我如何在沙滩上玩得津津有味，不需要站立、行走或奔跑。但是，说真的，我受够了。我对Singer建议这个话题已经嚼烂了，等我回头来分析他的人生时，我们再通信吧。
他回信邀请我去普林斯顿大学。我想也不想就回，也许吧。
我当然受宠若惊，这下我妈可得意了。
但是有很多事情要考虑。“还没死”的人说——我强烈同意——我们不能够贸然应邀从而给Singer的观点提供立足之地。我们不应该把残疾人的生命权利列入可讨论的话题。而且，无论是谁站在反方辩席上都是个花瓶。但是即使被当作花瓶，我也不会甘于只是装饰。而且我有点钻牛角尖，如果我拒绝邀请，Singer会欢呼：“我提供了平台，但是他们拒绝理性的讨论。”这可是老掉牙的手段了，我豁出去了。
邀请函上写的是在Singer的本科生课上与他讨论。他还提议了当天进行“第二场讨论”，对全校开放。这听起来像要讨论我是该活还是该死——而且是在对方的主场上，连主持人都是站在对方立场。我提出了一个完全相反的提议，Singer居然接受了。我的提议是，课堂一开始由我首先对杀婴和相关问题发言，然后任Singer鱼肉我，直至进入开放讨论环节允许学生加入讨论。同一天的稍后时间，我可以参加一个命题中立的论坛，就其他有关障碍的主题讨论。Singer建议由他所在的系主办这个论坛，采用师生讨论组的形式，但向其他系开放。我制定的主题是“选择性自杀、障碍歧视与对选择权的幻想：来自障碍维权者的观点”。我将这个主题发给了一些维权的同志，各种各样的建议汹涌而至。我决定采用这条建议：保持低调，完事就跑。
我要求Singer介绍我认识负责接待我访问普林斯顿的人员。我以为他会安排一个有能力、镇定自若的女士专职负责接待，就像我的姐姐那样，她在北卡罗莱纳大学负责接待访问的艺术家。Singer却让我联系他的助理，绝对够有能力又镇定。但是没多久Singer就自己插手旅行安排的事项了。离他们最近的旅馆只有一间无障碍的套房，600美元一晚。怎么办？我知道不该这么没架子，但是我说如果具备我要求的设施，不是无障碍的房间也行。于是一大堆杂七杂八的事项需要沟通，我们邮件往来频繁，有问有答。我是不是一定需要飞机场的轮椅登机升降台？我的助理能不能帮我坐进一辆没有特殊设计的普通车子？我的轮椅有多宽？
等到所有事情安排停当，Singer已经得知我的身体宽度是28英寸，当我的手受冷时就很难控制电动轮椅，我可以在粗糙不平的地面上行动，但是在斜坡上拐弯会很困难。哪怕只有一级台阶也不能通行。我能吞咽浆汁食物、柔软的面包和葡萄。我用床上排便器不用马桶。所有这些都不是什么秘密，也不吓人。但是我禁不住嘀咕Singer会不会掏出他的小本本写下我的诸多要求，以证明我的确是个“不幸”的人。
我还得头痛另一个问题：礼貌。我上次在查尔斯顿见到Singer的时候礼节性地握了手（指头），这遭到了障碍维权运动者的批评，有的人甚至因为我与Singer会在普林斯顿共进晚餐而惊恐。我认为他们有充分的理由如此反应，但是，再次强调，我钻牛角尖。我这是去参与讨论，不是去绝食游行。我没有能力在普林斯顿挤兑Singer，举止冒犯不会获得什么效果。但是，过分亲切也是不恰当的。我告诉Singer在讲座厅里就不能称呼“Harriet”、“Peter”了，应该是“Johnson（作者的姓氏）女士”和“Singer先生”。
他似乎感到被这个要求冒犯了。难道在正式场合不应该称呼Johnson女士和Singer先生吗？我又建议使用职业性称谓，Johnson律师与Singer教授，同时指出使用女士/先生的称呼是美国政治辩论的传统，在新泽西州显得更正式。好吧，他说，女士/先生就女士/先生吧。
我向工作室里陪我吃午餐陪了14年的律师同事提起这事，他动作夸张地耸了肩膀：“这个可怜的二百五！他完全拎不清情况。”
作为一名障碍人权律师在普林斯顿大学演讲，在纽沃克机场的确获得了不少特殊待遇。我需要一切能得到的特殊待遇。美国西北航空公司在运输途中弄坏了我的电动轮椅，这种情况在飞行旅程中很常见。
当他们将损坏的消息告诉还在亚特兰大的我，我要求他们找维修工带上新的电池在纽沃克机场等我，好修理轮椅。我的到达时间是周日晚上。在纽沃克机场，他们告诉我在机场旅馆过一晚，第二天早上开车送我和电动轮椅，10点钟准时到普林斯顿。
“那可不行。我的讲座10点开始，我必须今晚就到那里，好好睡一觉，为明天做好准备。”
“什么？您要演讲？他们还说只是参加会议。我们必须今晚就给您修好！”
我的个人助理卡门推着我满机场转找一个可以使用床上排便器的地方。但是，除了虽然能用但毫无隐私的婴儿换尿布床以外，我们只找到一个看起来不足以支撑我70英镑体重的塑料架子。这没什么大不了的，我经常忍小便。但是卡门有点吓坏了。这是她第一次跟随电动轮椅坐飞机。我以为我已经给她做足了思想准备，但是可能忘了警告她电动轮椅经常会坏。我总是忘记，
即使很熟悉我的人，对于我的世界也所知不多
。
晚上10：15，我们终于到达下榻的旅馆，比计划迟了4个小时。
第二天起来我感觉很疲劳。其实我睡得比想象中要好，担心着还没修好的轮椅。但是旅馆的床总是让我一大早就难受。我让卡门关上电视，我不想听到天气预报。
然后我就做早晨拉伸运动。医疗人员称之为被动运动，但其实一点都不被动。卡门根据我的指示用手帮我的四肢活动，她很清楚整套程序。于是静悄悄地，这一天就开始了。我让她把我的上身支起来吃早餐，然后就进行排便、洗澡和穿衣程序，统统在床上。当茶里的咖啡因开始起效，我们就不再安静，开始讨论具体的事务。卡门把我搬到电动轮椅上，将一卷毛巾塞到我的胸腔下方帮我坐得舒服些，然后整理我衣服上的褶皱以免时间久了让我的身体酸痛，最后调整好各项设置，让我得以不需任何帮助独立移动。
我挪到镜子前面开始梳妆。我的头发是要梳成一根辫子的。即使是这件事也需要两个人通力合作。我先解开昨天的辫子，梳前方的头发。卡门帮忙梳我够不着的地方。我将整把头发分成三股，交给卡门，用她的没有缺陷的年轻手指编织、拉紧，直到辫子梳好。
最后卡门在我的脖子上围上一条长长的尼龙围巾，我将它打成想要的样式，装扮就完成了。卡门有点吹毛求疵地企图将围巾塞到我背后，我说这就行了，由它吧。
卡门替我盖上两条大毛毯，希望能够代替大衣抵挡寒风。我没有过硬的冬大衣，查尔斯顿冬天不冷，有点冷我就不出门。
我们复习了卡门这一天工作的各项要点。最重要的是视线和听力范围内必须有我，准备好随时帮助但不要过分干扰，有礼貌，但不要回答任何与我有关的问题。我真高兴卡门同意一起来。她强壮、聪明、灵活而且很用心。但是一转眼她又掀开毛毯去搞那条围巾了。
“卡门，你在干嘛呢？”
“我应该可以把你的皮毛坐垫遮盖起来。”
“由它吧，Singer认识的人很多都是食肉的，现在不过多了一个坐在羊皮上的瘸子而已。”
从旅馆前往讲座厅虽然很冷，好在很近。旅馆就在普林斯顿的金属大门对面，过了几个街口就到了我们要去的大楼，Singer的助理等着带我们去电梯间。他们将电梯里的清洁小车推到一边腾出地方给我的轮椅。很明显，进入这个大楼的人，没几个是坐轮椅的。
我们坐着扫帚星号电梯来到负一层，通过一条长长的坡道进入一个大讲座厅。在学生陆续入座的时间里，我开始调戏负责音响的工作人员。他看起来很怕触碰到我，但是我坚持别在身上的无线麦克风最合适，请他帮忙别到我的尼龙围巾上。
学生从高高在上的后门进入，走下楼梯入座。我觉得自己就像动物园里的动物。那些层层楼梯似乎将我和外表正常、心理健康的人分隔开来，把我关在角落。
离10点还有5分钟，Singer从楼梯上快步走来。我感到很想打发卡门去开门、把我送上扫帚星号电梯，离开这个地方。但是Singer愉悦地问候了我，递给我500美金的发言费支票，伴随着对金额不多的道歉。
于是，好戏开场了。
我的开场发言是很有南部风格的。我决定要打动他们的心，用南部方言和叙事性语言冲击他们。我运用了富于感情的语气，制造一个又一个情绪高涨和失落点，在45秒里变化三次声调。我主要谈的是正义，也牵涉到美与爱。我猜Singer肯定没怎么说过这些事情。
当然，出于我今天的责任，我也提到了一些争论。我从有关混血非白种婴儿开始谈，以提出
谁有权利、能力判断障碍人士的人生质量
这一问题结束。穿插在发言中，我拿自己作为例子说明，社会弱势群体如何被偏见和压迫排挤出大众的视线和话语，以及这样多么不公平。
我故意比原定时间拖长了一点点。学生的脸表现出他们跟随着我的思路，我不想让他们脱钩。但是墙上的钟提醒我要遵守信诺，所以我停止了发言，将自己交付给评论和提问。
Singer的回应意外地柔和。也许在得知这一场讨论本身对我就是冒犯的、痛苦的之后，他不想给我雪上加霜。他对于主题的重申几乎是概括性的、抽象的、彻底对事不对人的。同样，学生的提问也是抽象的，不出我所料：无脑婴、永久性无意识植物人、优生学流产。我用故事回应了部分问题，其他问题我就简要作答，没什么新意。
我点了坐在几乎最后一排的一位男生提问。
“你吃肉吗？”他问。
“我吃肉。”
“那你如何辩解……”
“我还没对动物权利进行任何研究，所以对于这个主题我无论说什么都不值得在坐的听众花时间听。”
下一个提问的学生想要讨论障碍与种族的对比例子，Singer也加入了讨论，直到他指出我的某句发言有种族歧视之嫌。这点被他说中了，不过没关系。我从来没有声称自己完全公正无偏，我也在与自己的偏见斗争。
Singer建议带我在校园里转转，如果我不觉得太冷的话。搞什么鬼？“可能比早晨暖和些了，我们走走看吧。”
他不知道不走楼梯如何离开大楼，所以这次我的助理负责带路。卡门找到了另一个电梯是空的。我们离开大楼的时候，她故意落后几步路，就像一个尊重年轻人的长辈监护陪同我们一样。
在讲座中有人提问我对维持无意识的植物人的生命的看法。我用一个故事回答。我小时候认识的一家人充满爱意地长期照顾他们家没有任何反应的女儿，实践着无条件的承诺，让全家每一个成员，包括外人如我，都感到安全。这个故事不能满足Singer，他说：“让我们假设，如果可以完全证实这个人没有任何意识，而且我们完全确定这个人永远不会重获意识。”
我觉得没必要反对，因为在场没有速记员记录每字每句。我就这样陪他假设。
“有了这些假设，”他说，“你不认为继续照顾这样的个体会显得有点——怪吗？”
“不认为。只要做法恰当，可以是令人骄傲的美好的事情。”
“但是如果照顾者——一个健全人——被迫照顾这样的一个家人，无法工作、无法拥有自己的人生呢？”
“
不应该是被迫的，事实上也不是。在一个社会里，我们应该为在家中提供这种照顾的人付工作报酬，而且在世界的部分地区已经实现了。照顾者不应该被迫去照顾，正如我的家人不应该被迫照顾我一样
。”
Singer带着我绕着普林斯顿的标志性建筑群转了一圈，这是校园里没有任何梯级、有无障碍坡道、不需要在斜坡上转弯的一段路。这样别出心裁的安排体现了Singer尽力接待，想让我舒服一些。
他问我对于学生的提问有什么看法。
“他们问得挺好的，不出我的预料。只是问我吃不吃肉时让我有一点点吃惊。”
“对这条问题我表示歉意，完全离题了。但是——我猜他想问的是您为什么如此尊重人类的生命却不尊重动物的生命。”
“人们最近问我的问题恰好相反，您怎么能如此尊重动物的生命却不尊重人类的生命。”
“您是怎么回答的呢？”
“我说不知道，我也不能理解。”
“其实，我的想法是……”
“拜托，我对这个问题不闻不问、愉快地活了这么些年，我不打算今天改弦更张。”
“有道理。”他转而开始介绍普林斯顿的一些历史。突然他停下脚步，说：“我想这个地方您可能特别感兴趣，这就是‘还没死’组织封锁道路的地方。”我对他的介绍表示感激。我的兄弟姐妹在我之前就到过这里，比我现在所做的事情来劲多了。
一辆面包车把我和卡门提前送到了晚宴座谈会的地方。Singer说希望我度过了愉快的下午。
挺愉快的。我告诉他我吃了一顿美美的午饭，睡了一顿美美的午觉，然后提到了旅馆里最新为了家在本市的名人瑞弗（译者注：Christopher
Reeve，曾经主演超人电影，因骑马受伤患四肢瘫痪）装修成无障碍客房的瑞弗套房。
“您说的就是他们要价600美元一晚的那个套房吗？”
“毫无疑问。如果我早知道是瑞弗住过的，就无论如何也要住。”
“你一定会的！”Singer大笑：“那么我们就只能挨宰了，对吧？”
我们谈起了障碍人维权运动对瑞弗的批评和其他话题。Singer是一个善于攀谈的人，有他的陪伴很让人愉快。很遗憾他认为像我这样的人生是可以避免的错误。
我很期待今晚安排的素食晚宴，我很饿。今晚的话题，辅助性自杀，虽然有挑战性，却并不像杀障碍婴儿那样使我痛苦。这个主张我能理解，而且在某种程度上能够同情对方观点——虽然具有误导性。
我的开场发言限时5分钟。我用“还没死”组织引荐给我的一篇学术论文阐述了主题。文章提出辅助性自杀的合理性源于人的自主性，这在障碍人维权运动中是很受重视的。总之，作者陈述了障碍人维权运动争取的是自己对自己人生有控制权，当我们需要辅助以实现自己的选择时，我们有权利得到应有的辅助。以此类推，如果我们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也应该得到辅助。但是有人（Carol
Gill）提出，
一方面尽力预防大多数人自杀，一方面帮助患病和障碍的人自杀，这就是区别对待，是歧视
。社会科学研究文献指出，公众特别是医务人员，往往会低估障碍人士的生命质量。因此辅助性自杀体现了这样的成见，即障碍人士的生命很差劲，选择自杀是完全有道理的。
我赞同Gill。辅助性自杀合法化最让我担忧的是其掩盖的另一面——对于某些群体，医生决定生死是合理的或正确的。这不是关于人的自主性的讨论，而是
健全人决定了对有障碍人士最好的选择应该是什么
。
在随后的讨论中，我指出在一个充满了不公平观念的背景下讨论自主选择是虚妄的。个人选择受到社会压迫的影响。在障碍人士都能够一大早起来得到所有应得的辅助过上美好生活之前，不应该将辅助性自杀合法化。导致障碍人士自杀的最常见原因——依赖别人、隔离式看养、成为别人的负担——都是可以解决的。坐在我右手边的Singer参与了讨论，并没有企图主导话题。在座谈晚宴上，我偶尔会请他把东西移动到我伸手可及的范围，他总是乐于相助。
我感觉似乎我的话对部分人起了作用的时候，一个学生向我提问。他的用词全都很熟悉，但是组织方式在我看来没有含义，我没法记住该问题——就像有人用阿拉伯语对你说了一大堆话那样。我只好承认自己的能力有限：“这个问题太抽象了，您可不可以用简单的语言说一遍？”这位同学说这就是他最简明的表达了，我只好放弃。
过了一会儿，我的右手肘滑落了。这可真尴尬。通常我会让坐在我右手边的人帮我调整姿势。那么这次又何妨？我向Singer打手势，他向我弯身，我轻声说：“抓住这个手腕，向前拉1英寸，不要向上提。”他完全照我的指示做了，看到我重新得以自己拿着叉子取食。也许现在他能够明白我刚刚说过的，
障碍人士所需的大多数辅助都只是举手之劳，而不需接受什么复杂的医学训练
。
一位哲学教授对我说：“似乎您对于辅助性自杀的反对论据，是带着很多前提的。”
“请指教。”
“我的意思是您的论据建立在目前的政治、社会和经济的不平等现状上，如果我们假设这些不平等现象不存在呢？”
“为什么要这样假设？”
“我想了解您真正的立场。”
我觉得自己真的好掉价，突然明白了为什么我不是一个哲学家。我就像在法学院读书时常见的那些过时的老头一样，充满了对现实世界的牢骚。真是窝囊！曾经那么聪明的脑袋被现实磨钝了！然而我才44岁——还没老到那种程度。
座谈晚宴结束了，而我只吃了几口我的专用浆汁食品。我请卡门找配餐人员要打包的盒子，Singer跳起来替我效劳。他不仅找来了盒子，而且一条龙服务帮我打好了包。
当我回到家乡，人们对此次访问评论如潮。律师们要为我战胜了强大的对手吹响胜利的号角。当我告诉他们事情不是那样的，他们坚持就是这样。在障碍人维权界，大家都很缺乏自信，总是不分青红皂白地宣称我如何巧妙应对，同时又担心我过于客气给Singer腾出了一席之地。劳拉，我的一个亲密的运动同志说她很吃惊我居然接受了Singer在晚宴上伸出的援手。“你的助理上哪去了？”她问。我怎么能给Singer机会表现得那么有人性，甚至善良？
我穷于分辩。我不觉得让Singer帮了忙是对我的侮辱。相反，让他做些真正有用的事似乎是好事。更难说出口的是：我逐渐相信Singer很有人性，甚至以他的方式是个好人。这就引发了一大堆讨论，关于什么是善良什么是邪恶，什么是适当的个人援助什么是侵犯人权，我所欣赏的是什么理论、哪些辩论策略。
我又给劳拉发了邮件，这次我告诉她我修改了自己的遗嘱，她将继承Singer送给我的一本他的自选集，扉页上题字：“致Harriet Johnson，让您以后对有关动物的问题回答得更好。谢谢您光临普林斯顿。Peter Singer，2002年3月25日。”她回信说她也改了遗嘱，我会得到她担任肌肉营养不良症联盟海报模特时得到的笑星Jerry Lewis的签名照。我们开玩笑说我们给对方提供了一个苟延残喘的理由。
我收到了Singer发来的善意的电子邮件，希望卡门、我和我的电动轮椅安全到家无损伤，并发来听众的种种正面评价——而且指出了我的发言中的一句话，并非如我所言被相关法律机构所证实，他特地查了书。我回信说我们到了家，虽然很累但毫发无损。我承认他抓到了我引申相关条文的不够严谨之处。显然，我们之间的对话还没结束。
我很快就卷入了日常的法律工作、家庭生活、组织活动和政治运动中。在州立法期间，我帮助通过了一部法案，寄希望于这能够促进社会朝着杀人不再是“解决”障碍问题的好方法的目标迈进一小步。我享受集中精力做这些工作，但是与Singer之间、关于Singer的讨论一直没有停止。我感到难以坚持公正的判断，不禁拷问自己：是不是从这位男士得到的关注让你飘飘然，就轻易改变了立场？我希望不是，但我承认每次被他的观点激怒都不会持续超过30分钟。我的人生真可悲。
我的可悲在描述现在我对Singer这个人的看法上体现得更充分。他是一个拥有罕见天赋的人，追求崇高的目标。他写道他试图通过事实和推理建立一个新的伦理系统，从而彻底抛弃宗教、地域、家庭、部族、社群和甚至物种的偏见——以“宇宙的角度”思考。他致力于一番宏大的英雄事业。
但是正如经典戏剧中的英雄人物，
Singer也有他的弱点，那就是他对于障碍人士天生“可悲”、“受煎熬”、“幸福的机会渺茫”的不证自明的假设
。由于存在这些常见的世俗偏见，加上他敢尝天下鲜的勇气将这些偏见用于逻辑推论，他“杯具”了。在这场戏中，我看他的目光中不禁有了惺惺相惜的感觉。
我经常被人说Singer不值得我的人道主义同情，我应该将他视作不共戴天的仇敌，视作快刀斩乱麻的对象，要不保持沉默，要不瞬间秒杀。我自己也觉得，没有理由不这样。
我和姐姐贝丝聊电话，她说：“你好像有点喜欢这个恶魔，对不对？”
我发现自己逃不掉，压根就不想撒谎：“是的，从某种意义上。而且他也不是彻头彻尾的恶魔。”
“Harriet，你也知道，有些纳粹分子也是慈眉善目的，据说纳粹党卫军每天晚上回家陪孩子在地板上玩耍。”
她感觉到我很内疚，就转移了话题不给我的伤口撒盐。她的严肃让我吃惊。通常她不是强硬的卫道士，在我们家，我才是经常拷问别人灵魂的那个。
当我放下电话，我那好辩的天性倍感沮丧。我的脑子里不断重复与她的对话，不过增加了为自己的辩白。
“他不是真正的恶魔，他只是用一些奇怪的角度看待事物。”
“可是他的观点明明就是族群灭绝主义。”
“这就是问题所在了，他不认为他的观点是灭绝主义，他只是给父母选择的机会。他认为讨论对象（婴儿）不属于人类，还不算‘人’。”
“这不就是历史上的教训吗？被灭绝的对象总是被物化为动物、祸害或财物。他们是东西，不是人。他只是旧药换了新瓶，将灭绝合理化。”
“我认为他的观点在某种意义上不是旧药。这不是像过去那样出于仇恨而生的灭绝，而是一种扭曲的、走错方向的、另类的慈善。他的动机是行善。”
“你那么在乎他的动机干什么？这种伪善杀人难道不曾将许多患有障碍的兄弟姐妹视作死人吗？”
“但是他没有亲手杀过任何人。一切都只是纸上谈兵。”
“纸上谈兵？这是有计划的大屠杀，最后一切纸上谈的都会落实到政策。有人动嘴皮子，就有人操刀子。在所有人里面你应该最清楚这种纸上谈兵杀人不见血的厉害。”
“当然，可是，其实……”
“如果纸上谈兵无关紧要，你会终生致力于动嘴皮子吗？”
“但是，”我说，“他的言论最后不会影响大局的，他不可能成功地改造伦理规则。没错，他搅混了酱缸，把话挑明了说。但是最终我们会有一个人人安居的世界，一个即使是有着缺陷的个体也有充分空间的社会。在史书中，Singer会由于对范式碰撞中可能产生的怪异现象好奇而留名，也就仅此而已。”
“如果你猜错了呢？如果他真的说服了人们，胎儿和婴儿之间没有实质性的道德界限，因此正如今天有障碍的胎儿可以被流产一样，明天有障碍的婴儿就能被杀死？将来的时代会不会比Singer今天走得更远？会不会有人说那么新生婴儿跟3岁孩子之间也差得不远？”
“当然，Singer承认谁也无法划一道黑白分明的人和非人的界线。但是他没有主张杀死想要存活的个体。”
“他那套尊重个人选择的调调吗？难道听起来不像是虚构的、迷信的、类似宗教信念的调调？”
“没错，”我说，“我的想法和你相近。作为一名无神论者，我赞同在杀人问题上，一切个人选择都是狗屁。杀人带来的伤害是对整个社群而不仅仅是个人的。”
“所以说，万一他的观点赢了，你又不能破除对障碍的偏见呢？万一世道变成了障碍人士的‘非理性’选择存活必须让道给社会对降低障碍比例的‘理性偏好’呢？难道这还不够恐怖吗？一定要等你被人推进毒气室关上大门你才开始害怕？”
“不会这样的。”
“你有事实证明不会这样吗？或者逻辑推理？”
“没有。我知道你说的这种情况历史上发生过，而且发生在当时被认为是医学科学最进步的国家（译者注：德国在二战前以及期间曾经大批屠杀障碍人士）。但是这样的事情不会再次发生，我必须相信这一点。”
相信。难道这就是我最有力的论据？难道说到底我是一个根据个人信念作判断的人吗？还是我自愿做鸵鸟愚蠢地相信这一次与以往的每一次都不一样，悲剧中的英雄会在一切太晚之前悬崖勒马？
我不同意。这不是基于我的个人信念，不是基于我的希望，而是我得以生存下去所必须建立的定义。
如果我将Singer对障碍的偏见定义为某种终极的邪恶，将他定义为恶魔，那么我就不得不将所有认为障碍人士天生“可悲”的人，将所有认为失去了某种意识的个体没有存在价值的人，统统定义为恶魔。这样一来与我在大街上擦肩而过、与我在工作上合作、与我共餐的千千万万的人都成了恶魔。甚至我家里的有些人以及我的一些健全人朋友、对我很友善的人、克服自己的偏见来爱我的人都涉及在内。我不可能生活在身边这么多人都属于终极恶魔的世界里。我不能拒绝来自这么多恶魔的尊重和人道主义同情。我的心做不到把他们一一贴上标签，收回我的爱和情谊。
我的人生戏剧化地把我置于一个多数人相信像我这样的人生不如死的世界中。
我的战争注定了，既是我改造这个世界，也是世界改造我。
作为一个患有障碍的次等人，我必须为我的容身之地，为我的亲人、我的社群、为与社会产生联结而不懈斗争。
由于我仍然在为了证明自己是人的身份而斗争，我对于Singer号召的超越物种的哲学望尘莫及。我的目标不是忘记在自己的经历中总结的观点，而是要说出这些观点。我想要像原始部落那样，一旦反对派有点动静就大动干戈。
作为对Singer那番纯洁得可怕的预见无感的人，我期待着看它溃朽、被新的理论吸收。为了证明Singer在理论上构建的世界——包括逻辑上的升级版——如我所愿不会成真，
我会尽力实践障碍人士活得很好的这一纷扰俗世的真正现实
。这就是我能够做到的最好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