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是中国流传下来最早的史书，记载了春秋时期鲁国二百多年的历史，体例是编年体，也就是按照时间顺序，把一年一年发生的大事记下来，或者说，是个流水账。
《春秋》晦涩难懂，但这种编年体记录历史的方式，倒是很容易理解。如果今天你写某地历史、企业史等等，也会采用这种自然而然的编年体，逐年记录发生的各种事件。
《春秋》以后，又出现了中国最伟大的史书《史记》。不过，史记不是编年体，而是纪传体。所谓纪传体，是用一个个历史人物的传记组成史书。人物的级别不同，传记的名称不同。皇帝的传记，称为“纪”；贵族的传记，称为“世家”；再往下的人物，就是“传”。《史记》的主要部分就是这些历史人物的传记。
《史记》的这种纪传体，被《汉书》等历朝历代的史书继承下来。二十四史都是纪传体。编年体的《资治通鉴》是少有的例外。到了现当代，无论中国外国，历史书几乎没有纪传体的，都是采用按时间顺序叙述历史的写法。
因此，我读《史记》《汉书》时，就很不适应，觉得纪传体这种写法很别扭。历史大事，往往多人参与。用纪传体写历史，同一件事的情况，会分散在多人传记中。比如汉武帝晚年戾太子造反这事，就分散记录在武帝纪、戾太子传和参与其事的几位大臣的传记中。想要完整了解这件事，要前前后后翻来翻去看来看去，弄得很支离破碎。
司马迁为什么使用这么别扭的写法写历史？后来历朝历代为什么继承？为什么不采用《春秋》那种编年体？
纪传体会把同一件历史大事分散到多人传记中，但编年体其实也是一种“分散”，会把同一个人的所作所为，分散到很多事情中。纪传体史书会记录下完整的人物形象。编年体史书则会记录下完整的历史事件。也就是说，选择纪传体，还是编年体，实际上是一种取舍，或者选择“完整的人”，或者选择“完整的事”。
司马迁选择纪传体，并被后来的史家继承，这背后其实是一个重大的历史哲学观念——历史是人的做所作为，所以，历史中最重要的是人。
而这种历史哲学观念出现在西汉，并非偶然。《春秋》采用编年体，看起来自然而然，其实正表明，从上古时代到春秋战国，中国人的历史哲学不是“以人为本”，而是“以事为本”。
“以事为本”的观念，反映在治理国家上，就是相信法律、制度的力量，认为人是被动地被支配被约束。统治者只要制定出详细严密的法律，一丝不苟地执行，就能治理好国家。
这种信念在秦朝达到顶峰。秦朝的法律繁琐严密，事无巨细都有法律规定。可是，秦朝的政治实践却是短命而亡。秦以后的汉朝，起初没意识到这个问题，基本沿袭秦朝的法律制度。但在治国实践中，汉朝人渐渐发现，繁琐严密的法律治理国家的效果并不好。繁琐的法律实行起来成本极高，不是好的治国之道。
汉朝人认识到，法律是死的，人是活的。想要把国家治理好，根本办法还在于选出或培养出好的人，由这些好人去执行法律。只要人是好的，即使法律不完善有问题，也不会出大错。相反，无论法律多么完善，交到坏人手里，国家也好不了。
这种治理国家的经验，最终凝聚为一句话： 为政之要，唯在得人 。
在这种政治智慧、治国理念的指引下，汉朝后来渐渐放弃秦朝的那些繁琐法律，转而以德治国。国家推行种种教化，用道德提升官员和民众，同时建立察举制等选拔办法，培养选拔出好人来治理国家，而不是把“良治”寄托在法律和制度上。换句话说，就是认为人治优于法治。
汉朝避免了秦朝的短命而亡，成为中国历史上最长命的王朝之一，放弃对制度的迷信，转向人治，是重要的原因。而且，汉朝人在德治、教化方面的努力，给中国文明打下了坚实的思想、精神基础。可以说，华夏文明的精神主体、核心观念，就是汉朝人确立的。
《史记》采用纪传体，正是这种“为政之要，惟在得人”观念的映射。后世史家继承了纪传体，也就是继承了这种政治智慧和治国理念。
因为近代以来的国运不兴，有人全面否定中国几千年积累的政治智慧和治国理念。其中重要的一条就是：人治愚昧落后，法治才是光明大道。其实，中国数千年的文明史足以证明，所谓法治，是一种幼稚的幻想。治理国家，终究要靠人。不管你是否接受，人治才是最真实的政治现实。所谓“只要有好制度，人好坏与否无所谓”，是一种彻头彻尾的迷信。
当然，人治与法治孰优孰劣的争论，是个超级大话题，不是这篇文章所能涵盖的。本文的重点在于，虽然这些年大家大谈法治，贬低人治，但其实，人治在中国一直默默延续，从未离开。而且，这可能正是中国伟大复兴的秘笈之一。
《韧性——县乡政府的运行》这本书深入调查研究了中国基层政府的真实运行状态。通过这些研究，能清晰地看到，“为政之要，惟在得人”仍然是中国政治的核心和基础。并且，行之有效，堪为典范。
《韧性——县乡政府的运行》这本书的第一篇，研究的就是“干部激励与流动”，也就是中国政治中，官员干部的提拔标准是什么？
研究者发现，中国的政治体系中对官员的考核，虽然有种种指标，但实际上，这些指标并不真正决定某位官员是否被提拔。
原因在于，任何考核指标，无论制定时多么科学详尽，被考核者总有应对之道。总可以根据考核指标“优化”自己的行为，给你来个“量身打造”。你考核什么，我就强化什么。而这种强化，并不见得符合考核的“初心”。
有个讽刺的笑话是：考核灭鼠，依据的是灭鼠的数量，于是，人们反而会故意养鼠，已达到灭鼠指标。
当然，笑话是夸张，但现实中这种根据考核指标“优化”行为的策略，广泛存在。毕竟，指标是死的，人是活的。活人还能让尿给憋死？
其次，负责考核的官员也是人，而且和被考核者有千丝万缕的关系。时间越长，这种关系越充分越丰富。人情关系之下，只要被考核者没有犯大的错误，谁会特别严格地“为难”别人呢。结果就是，除了少数犯大错的人，大家的考核结果都差不多。时间越长，这种考核“平均化”越明显。
那么，如果这种指标考核不好使，现实中根据什么提拔官员呢？
研究者发现，现实中还有另一种重要得多的考核办法，正式说法是“政治评价”，说白了，就是上级领导对你的印象分。
这种政治评价，主观性很强，没有明确的指标，同时个性化很强，人人不同，没有统一的标准。如果有什么具体标准的话，那么官员是否能完成上级交办任务、完成得怎么样，很重要。因为这时官员的表现，会被领导直接看到和了解，并会因此形成对该官员的印象分。
事实上，这种政治评价，虽然主观性很强，但却很正式。中国最高决策层做过系统的表达，是各级组织部门选拔、考核干部的公开标准，并不是黑箱操作。
“既把功夫下在平时，全方位、多渠道了解干部，又注重了解干部在完成急难险重任务、处理复杂问题、应对重大考验中的表现，既在小事上察德辨才，更在大事上看德识才……要近距离接触干部，看干部对重大问题的思考、对群众的感情、对待名利的态度、为人处世方式、处理复杂问题能力。”
上述考核官员的政治评价，要求上级通过长期的工作接触，全面观察，综合衡量，选拔出优秀干部，而不是根据某些固定指标做“生硬”的评价。不难看出，这种做法很类似于汉朝的“察举制”。“为政之要，惟在得人”的政治智慧和治国理念，依然在我国发挥重要乃至核心作用。
进一步的研究显示，这种根据官员完成任务——尤其是重大任务——时的表现，选拔官员的办法，被各级官员广泛接受。也就是说，某官员因为完成了艰巨任务被提拔，大家服气。相反，如果某官员仅仅因为指标考核而被提拔，众人反而不服，认为其中一定有问题。
进而言之，在现实中还衍生出一种普遍观念，那就是，那些独当一面的领导型干部，必须通过完成“急难险重”任务来提拔。大家认为，这种领导才真有水平，大家才信服他。根据固定指标，也可以提拔干部，但不能提拔领导型干部，只适用于普通干部（业务型干部）。
可见，选出真正能干的人，而不是选出满足各种指标的人，这种“人治”传统，在中国深入人心，被上下级各级干部所接受，并非是上级的一厢情愿。
有趣的是，这种选拔办法，和现代人力资源管理理论中的“关键事件分析法”不谋而合。现代人力资源理论，同样主张根据关键事件中的表现来衡量某人。
之所以不谋而合，是因为，大家都认识到，涉及人的考核，永远不可能用一套固定的标准去筛选。考核人，既困难又复杂，只能通过“真刀真枪”的关键事件和长期的近距离观察，才能真正确定一个人的素质和水平。
有人可能认为这种政治评价，太依赖人，必定不可靠。还是西式的依赖制度的法治可靠。这种想法，只说明论者对社会规律的无知和天真。任何固定的制度，无论设计时说得多么头头是道，经过一段时间以后，都会被人的“主动性”侵蚀得千疮百孔。
所以，任何制度都是靠不住的。唯一的解决之道，就是不断培养和选拔出优秀的人，用他们正向的“主动性”去压制、战胜坏人负向的“主动性”，抢在坏人破坏社会以前，把社会保护好维护好修补好。
人类的文明史，就是这种持续的斗争史。那种认为设计出一套好制度，就可一劳永逸走进历史终结的看法，天真且幼稚，理论上是错误的，现实中是有害的。
中国的政治传统和治国理念，丝毫也没有过时。不但没有过时，反而一再展现出其中包含的深厚历史经验和丰富的实践智慧。
田先红：《韧性——县乡政府如何运作》，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 4 年1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