搁置多年的青春困扰
高中是一个精密运转的程序,每一步该怎么做,该达到什么样的标准,一切都已经定好。而好的教师就是经验丰富的管理员,他们熟谙程序的运作套路,并且帮助每一个学生在这个程序中获得最大收益。期中考试,期末考试,模拟考试……课本一册接着一册,学期一个接着一个,有点像反复的梦境,教师尽力要求学生在每一个环节上精益求精,以此达到最后的成果。
在这个程序中,谈论“去哪里”这个问题既属于越界,同时也没有意义,因为对大多数学生而言,没有高考的分数作为支撑,思考再多的“去哪里”都等于空洞的臆想;只有在高考中获取高分,才能掌握选择未来的主动权,“去哪里”这个人生思考才会有实际意义。
因此,对未来的困惑,人生的迷惘,这些问题在现有的教育程序中得不到解答。它们被无限地推迟下去,被搁置在未来的空地上而毫无根基。在这个程序里,即使你有特殊的理想,有遥远的想法,班主任也会循循开导你回归正路,说些比如“你的理想是想要做这件事情,但这是一个大的理想,想要实现大的理想就必须要把每一个小的目标都实现”,“我们都是普通百姓,所以你不可能凭空实现这个理想,你还是要先考上一个好的大学,进入这个专业,然后才去实现你的理想”之类的话。不出意外的话,还有许多鸡汤文和励志故事为此服务,让学生通过唯一的正当渠道取得成功。高考是分水岭,或者说,一座黑森森的大山,它横亘在人生前方,被形容为必须跨越的坎,必须挑战的人生高峰;同时,它也意味着视线的阻隔,之后的人生命运都被这座大山遮挡着,密不透风。
《停靠一座城》
作者: 李婧 / 村上春花
版本: 新星出版社 2017年5月
最后,直到高考成绩公布的时候,到了需要填报志愿的那一天,人们才发现,这个秩序突然崩溃了,翻过这座山,他们面对的是前所未有的广阔荒野,没有任何已经铺设的道路。时间催促着他们去做决定,但面对一大批从来没有听过的学校,从未踏足的城市,以及陌生到从来没想过的专业,在如何选择未来的问题上,多数年轻人的话语权不会很大。于是,这件事情就很容易被家族长辈与亲属的经验接手,成为一个集体决策,而由长辈经验得出的结论,大多不过是经验的重蹈,所以最后家里人讨论的结果通常是大学最好离家近一点,专业选择就业比较容易的一门(虽然通常这样选择的后果是就业时难上加难)。多数年轻人的后半生就这样被草草决定。
而大学对许多人来说,也不过是一种高中的循环。现在的大学,教育不见得多么进步,督查制度却越来越精密,一门又一门学分绩点再一次取代对人生本质问题的思考,并化身为“成功”或“优秀”的代名词。大学毕业,对许多人来说和读了四年的高中没有本质区别,毕业的时候,“去哪里”这个被搁置的问题重新涌现,人们却依然找不到解决的办法——当然,与高中不同的是,这个问题伴随着现实生活的压力,可能会纠缠大学生很久,或许一年,或许三年四年。
最终,大学毕业,当初抱着各种想法,从天南地北汇聚在一起的同学又要分散到全国各地,不管人生理念的本质问题有没有解决,都不得不做出选择来充当“去哪里”这个问题的答案。这个被从青春时代搁置到大学毕业的问题,裹挟着个人理想、生活压力、现实条件,发展成一个难以割除的囊肿,四年下来,专业已经固定,所以有时,选择一座城市会意味着解决的可能性;不同的城市,在这个时候已经不再是地图上的圆点,而是构成了一个尝试生命各种可能性的空间。
寻觅不到的城市
毕业时,选择落脚的新城市并不是件容易事。通常,要么继续留在大学所在的城市,要么选择回家;重新选择新城市是很有挑战性的事。
如果是作为“旅客”的话,想进入一个城市很容易,只需一张车票,想走就走;旅客身份很容易在城市的表层发现令人惊喜的东西。就像约翰·伯格的地标写作,带着深邃而诗意的目光在每个地方驻足一小会儿,发现属于该城市的独一无二的地方,并把它们诗化为与内心某种永恒价值的相遇;历史知识,文化魅力,古怪的口音,城市的每一个特质都会让旅客着迷不已。所以,那些在传说中被赋予最多神秘感的,最能凸显某种魅力的城市就非常吸引人,“云南洱海”“重庆森林”,听上去那么美妙,它们意味着与越来越相似的、渐趋格式化的城市不同的异类,一个独特的风景点。
《我们在此相遇》
作者: [英] 约翰·伯格
译者: 吴莉君
版本: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9年7月
然而,当一个人真正打算进入某座城市,把自己的身份从“游客”变成“定居者”抑或“探索者”的时候,城市便具有了另一层意味。随着生活体验的进入,外部表象随之退去;在新城市生活的人仿佛进入一座迷宫,进入一场米歇尔·布托式的城市探寻,探索者们很确信自己能在这个城市中找到最后的谜底,同时又接受着日常的接连撞击,围绕着生活的轴心,外部的一切都旋转起来,有时垂下一根线索,但往往又以毫无头绪告终。
在中国,城市之所以会被视为一个解决人生问题的场所,还是因为能够给个人理想提供解答机遇的城市实在太少。我大学所在的城市是无锡,按经济水平来看,也算是国内发展很好的城市,然而在毕业时发现这座江南城市能提供的机遇仍旧少之又少,能令多数人感到满意的工作最后还是那么老掉牙的几样,公务员,教师,银行等等。目前,能够提供最多机遇,对各行各业的人才都有包容力的城市依然是北京上海等人满为患的大都市,但是对绝大多数毕业生来说,北京、上海却是他们“尚未进入便要逃离”的城市。这和高中毕业时进行人生选择的态度截然不同。
在高中毕业面对“去哪里”这个问题时,尽管人们显得不知所措,仿佛抓周的婴儿一样撞大运,但只要有成型的想法,就可以自由作出决定,并没有很多额外负担;在填报志愿的时候,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反而是毕业生们非常想涌入的城市,而与城市脱离,具有一定独立性的大学则意味着一扇敞开的大门。观察每年公布的大学录取分数线,会发现有一些位于北京或上海的大学,即使本身质量非常平庸,分数线也比其他大学额外高出一截,这就是城市的附加分。
而大学毕业之后,“去哪里”就开始从理想问题向实际问题转移,在选择的过程中要受很多因素的制约。包括大都市的工作压力,父母的羁绊以及家庭压力,无力承担的房价等等,在这些压力面前,政府提供的就业政策显得杯水车薪。对资本不多的毕业生来说,选择大城市几乎一场倾家荡产的赌博,在赌博之前每个人都要先进行一番风险预算,看看自己承担的风险和收益之间的距离会不会过大。这时,如果有外力能提供一个中间选项的替代品时,人们就很容易退而选择那个替代品,从而放弃风险。这是多数人的毕业心态,毕竟,谁都不想失败得太惨,在城市选项中选择回家,意味着“起码生活看起来不会那么糟”。
被成熟的年轻人
当然,也有一类人是不会在意赌局概率的,这类人就是最疯狂的赌徒——理想的疯子。只要能给他们带来一点点疯狂,他们就毫不犹豫地投注人生,从不在乎输赢。
不过,理想的疯子是非常罕见的。
对多数人来说,生活和理想的界限,已经越来越模糊。
“去哪里”这个问题被搁置的方式处理了太久,它形成了一种思维方式。在很多人做出选择的时候,实际上依然把这个问题搁置了下去。毕业生选择未来去向的时候,大多数人还是把安定性放在第一位,或者报考公务员,或者选择考研,继续呆在学校里,前者明显比后者更稳妥一点,因为考研不过是把人生去向的问题继续搁置三年而已(排除少数真心对学术思想有兴趣的人),而公务员则等于铁饭碗。其实这些选择并没有改变什么人生内质,但它意味着你永远不用再考虑“去哪里”这个问题。就这样,很多人在毕业后将这个问题继续搁置下去。
《何为良好生活:行之于途而应于心》
作者:陈嘉映
版本:上海文艺出版社 2015年5月
考上公务员的人并不多。去年我有一大批同学过了笔试,然后在面试中被拦截下来;问他们接下来的打算,有的人表示要接着考下去,直到考上为止。考研的也差不多,继续复习,来年再战。看起来每个人对个人去向都有一个坚毅目标,但他们只是想找一个地方,能让他们安安稳稳地不再考虑“去哪里”这个问题;而且他们经历了太多教育程序内的成功,本科毕业,211毕业……对他们来说也意味着来之不易的奋斗结果,等到快毕业的时候告诉他们,这些奋斗结果与个人理想不沾边,对谁来说都难以接受。毕业生会因此陷入“高不成,低不就”的僵局,社会给予了他们太多形象压力,即使他们明白自身能力有限,也依然不愿“泯然众人”,内心还是希望能和没有考入大学的人分出层次,最后公务员、教师等等就成了最体面也最合适的选择。这并不是他们想要做的工作,但却是最能让他们躲开“去哪里”这个人生追问的避风港。
对理科生而言,情况会稍许好一点,但也不会太好,大学的专业技能让他们能更容易找到对口的职业,也给他们增添了一层人生限制:除了工具般的专业技能,自己人生的其他意义又在何处。文科生的就业选择要少很多,校招单位也都是冲着文秘和销售来的,很难想到有其他的出路。而且,即使谈论理想,想让人们去做理想的疯子,也会尴尬地发现很多人接受了这么多年的教育却并没有培养出任何理想的萌芽,“成功生活”及“安稳靠岸”的想法统治了大多数年轻人的思想,“我们也不想做这件事情,但我们总要生活啊”,在自己周围,越来越多的同龄人被生活包围、吞噬,在二十岁出头的年纪便如中年人般的成熟。
这个问题就这样被继续搁置下去,毕业季并不意味着“去哪里”的终点。
它暂时隐藏起来,隐藏在进入新阶段带来的喜悦感中,但它早晚有一天会再次浮现,那可能是很久之后——“人生究竟去哪里”这个命题会再次闯入人们的生活,那时我们会面对婚姻危机,职业疲态危机,甚至更久的中年危机。而这一切都是“去哪里”这个问题的进化体,是从最青涩的年龄便缠绕在我们身边的无尽头的影子,只是随着生命日落,它显得更长,更沉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