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糯婉转的吴侬软语里，杭州话算得上是一个特殊的存在，最明显的特征是带有北方风味的儿化音。
帽儿、领儿、杭儿风、小伢儿……这种在语言学上被称为“儿缀”的现象，为杭州话增添了不少意趣与韵味。“浙江宣传”发布的
《“片儿川”藏着怎样的杭州味》
，其中的片儿川，便是杭州话儿化音的代表之一。
实际上，杭州话是浙江吴语中使用范围较小的方言，以此为母语的人口仅有约120万至150万，基本集中在杭州主城区一带。
不禁想问，杭州话中的儿化音来自哪里？为何仅仅集中在这么小的区域里？
杭州西湖 摄影：
楼航
一
语言是交流的工具。伴随着大规模的人口迁移，在外来人口和本地居民的交流过程中，一个地方的语言也会发生变化。
杭州话儿化音的由来，学术界有两种说法。一种是儿字“后缀”的读音，在江南一带本就存在，南宋定都杭州以后，北方的官吏、士人、商贾、工匠、僧道、艺人等大批涌入，在融合过程中，儿的读音由吴语的鼻音带上了北方的卷舌口音。另外一种则称杭州话本无儿化音，是南宋时北方人迁移入杭后，北方话中的儿化音与本地方言融合，才产生了现在的杭州话儿化音。
无论哪一种说法，可以确定的一点是，如今杭州话的儿化音源自南宋时南北文化的融合。
据《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记载，建炎元年（1127年）到绍兴二十六年（1156年）的30年间，杭州城里的北方人“数倍土著”，且以汴京（今开封）人为多。
战火纷飞，从中原逃到江南，离乡背井的人们只剩下乡音聊以自慰。但江南一带虽有乡音，家乡却已回不去了，南宋文人路德章感叹：“渐近中原语音好，不知淮水是天涯。”
作为朝廷官话，北方话虽然强势一些，但本地方言毕竟影响更久远。“南方的腔调，北方的字眼”，在南宋100多年的历史里，有碰撞也有融合，让原本属于吴语区的杭州话多了许多北方味。
在《武林旧事》对南宋杭州市井饮食的记载中，就有“鹌鹑馉饳儿”“市罗角儿”“旋炙豝儿”“脏驼儿”“破核儿”“蜜枣儿”“饧角儿”“薤花茄儿”“辣瓜儿”“鸡头篮儿”等十余种带“儿”字的食物。
这种口音一直延续到明代，杭州人郎瑛就说杭州城中的语音“至今与汴音颇相似”。元末明初的施耐庵曾在杭州生活过一段时间，《水浒传》里就用了不少儿字缀用词。如史进的“帽儿”下裹了头巾，鲁达挥动着“醋钵儿”大小的拳头。
到了清朝，杭州迎来了新的移民潮。清兵南下，与杭州居民混居超过200年，杭州话里的北方味更重了。
两次大规模的人口迁徙，虽然影响了杭州人的口音，但影响有限。一方面，影响范围仅限杭州城内。比如与杭州相邻的湖州嘉兴，便没有明显的儿化音。另一方面，杭州话中的吴语味仍然更占上风，上海、湖州、嘉兴等地的方言虽然与杭州不同音，但彼此仍能听懂大致意思。
杭州大兜路历史文化街区上的杭州方言文化墙 图源：“周柚”微信公众号
二
南宋之前，杭州话的口音偏生硬粗粝，但儿化音的融入让一些发音硬戗的词语听起来“柔软”了不少。比如，“凳”本身是短促急切的开口音，加了“儿”这一后缀后，口音就婉转了许多，听起来也更舒服。
不过，交流融合产生的杭州话虽然带有几分北方味，但由于受到江南文化的影响，同样是儿化音，与北方话里的相比，还是有很大区别。
比如，“儿”的读音。
仔细听杭州话与北方话，便可以发现关于儿化音的不同之处。北方话的儿缀多是轻声，“儿化”之后，儿与前面字的音节融合在一起，变成一个新的音节。但在杭州话中，“儿”是独立的音节，前后字的读音不会改变。
有一种有趣的说法是，当杭州土著察觉到“儿”字是北方官话里的重要元素，但苦于学不会北方人这样的卷舌时，就生硬地将儿化的轻声念作音节分明的“儿”字，放在原来的名词、动词、形容词之后。
比如，“儿”的位置。
北方话的“儿”一般放在词语的最后面，而杭州话则更灵活，有时作后缀有时又作中缀。
后缀时，“儿”更像是一种语气词，起到中和词语的作用，如一个人的穿搭有“帽儿”“领儿”“袜儿”，玩耍叫“搞搞儿”，约会叫“拷会儿”。
中缀时，“儿”起到连接作用，如扒手叫“扒儿手”，棒棒糖叫“棒儿糖”，在此过程中，儿还被加在两个原本不相关的字中间，变成了一个新的词语，如杭州人做事一窝蜂叫“杭儿风”，小青菜因像勺子被叫“瓢儿菜”。
三
1000余年的岁月流转，足以让许多人和事发生变化。唯有依托于日常生活的语言，有着极其顽强的生命力。尤其是方言，虽然没有书面记载，但通过口口相传，成为无数人魂牵梦萦的乡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