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读者|基里尔•科布林【俄罗斯】：去年夏天我们在马林巴德

基里尔·科布林（Kirill Kobrin，1964—），生于俄罗斯下诺夫哥罗德（当时称高尔基城）。他写小说，也写散文，与人合编以社会学、历史与政治学为主题的莫斯科杂志《紧急配给》，同时从事关于俄罗斯与捷克共和国的文化历史研究。科布林撰有12部作品，有评家赞他为“俄罗斯的博尔赫斯”，亦有人称他开创了俄罗斯文学中的心理地理学。科布林现居布拉格，作品已译成好几种欧洲语言。《去年夏天我们在马林巴德》（Last Summer in Marienbad）选自《最佳欧洲小说2013》。

去年夏天我们在马林巴德

周颖|译

他站在一眼矿泉水的边上，等候妻子。她迟到了，不过，他并没有为此感到恼火。已经有好几年，他不复为她的迟到、她那俗气的同普通柏林市民倒很合拍的做派以及她那务实的犹太复国主义而怒火中烧了，甚至看着她将硕大的牙齿切入肥嫩多汁的牛排，他也能做到安之若素。近几年，他又凭着法学博士的细心与韧劲，在自己生活通道的尽头找了一间特别的房子，把她安置在里边，让她远离了自己。她待在那里不怎么碍事，不像她的大鼻子凸在外边很打眼。偶尔，他会不情愿地进入她的身体，即使在那些令人羞耻的时刻，他也是心在别处，一会儿想着另一个劳动诉讼委员会，一会儿想起最近做的梦：都是些痛苦的故事，像虫子一样又长又恶心。没错，他尊敬她、重视她：毕竟，她让他娶了她才救下他的命来——那个时候他一直咳血——后来还把他治好，应该说在那家神奇的瑞士疗养院把他调理好。真的，就在那个阳台，她花了六个月的时间，坐在他身边，握着他的手——他永远也忘不了那些苏格兰彩格衣裳，木制的躺椅，从餐厅传来的结核病姑娘们貌似欢快的笑声，还有在夜幕掩护下偷偷运离医院大楼的棺材。说不定也会忘掉——有什么要紧呢！他已经忘了很多事，包括曾经年复一年构成他全部生命的东西：好管闲事的朋友；他的写作，意义不大却又不得不写；甚至是经年累月养成的习惯，比如安静地散步至顶上修了一座粗矮版埃菲尔铁塔的绿山。如今，除了梦以外，余者所剩无几。可是，它们也没有消失——反倒在夜里抖开绵绵不绝的丝线，将他受尽折磨、已经半聋半瞎的思绪紧紧缠绕。清晨，他在巨大的婚床上醒来，精疲力竭，气喘吁吁，妻子硕大的头颅靠在一旁，鸟儿在户外充满活力地鸣叫，女仆在厨房里摆弄盆罐，发出乒乓的声响，好吧，该起床了，喝一杯茶，上班去。办公室里，他一边向秘书口授一封关于宁布尔克工业事故的信件，一边合上眼，滑入记忆所及的刚做过的梦：在梦里，他给一帮貌似生意场上的人生拉硬拽着，在维诺拉一栋四层楼房从上往下拖拽；经过第二层的时候，他的胳膊被拽下来了；等拽到地下室，袭击者的手上就只剩下他的脑袋，可他还同施刑者说话呢，蛮有活力的样子，甚至因为自己的血溅到他们灰色西装上向人家道歉！不要紧，他们说，我们专门系了围裙，以防万一。那很好，他冲人家说完，又闭上双眼，滑入下一个梦。梦里他应征入伍，兵士当中属他肚里墨水最多，因而被派去替不识字的士兵写家信。他一腔热忱地投入工作，却遇到一个几乎不可能克服的难题：他所在部队里有克罗地亚人、匈牙利人、波兰人，这些人的语言，他可是一窍不通。于是他提议，先把信用德文写好，再译成相应的文字。一位年纪稍长、留着八字胡、长得颇有先皇气象的中尉很赏识他的足智多谋，任命他做特别通信组的组长。他每天的任务就是写信，身边坐着几个勤奋的列兵，负责将他写好的信件译成帝国臣民们说的各种语言。下属速度太快，他总赶不上趟儿，于是改手写为口授。睁开眼来，他发现自己坐在总裁椅上，办公室里春晖灿烂，秘书正在打字机上啪嗒啪嗒地敲个不停。这是一九二三年的五月，帝国已经五十五年没打仗了，跟谁都没打过。他准备结束口授，到一家素菜馆午餐。今晚，他要同妻子一起去歌剧院。

马林巴德又译玛丽亚温泉市，位于捷克西部，临近德国， 以其天然美丽的风光与取之不尽的矿泉资源著名

她还是没来，连一点迹象也没有。他换了个位置，四下打量。这个夏天，马林巴德不像去年那样拥挤：德国人少了，俄国人也少了，戴着无边平顶红圆帽的伊斯坦布尔富商几乎销声匿迹。俄国人现如今在德国盟友的度假胜地享用益肝泉水，看来政治纷争总要强过人们消除顽疾的欲望。患有脊神经炎和痛风的土耳其人，正有传闻说他们纷纷涌入白种人的矿泉疗养地。至于德国人，他们根本不需要疗养——照其皇帝最近的说法，德国人是钢铁打成的。取而代之的是数量空前的法国人。他们卷起圆顶硬礼帽和最时新的美式软帽的帽沿，一边大口饮酒（矿泉水倒喝得不多），一边翘着夸张的八字胡威胁道：假如德国佬、哥萨克、土耳其人敢动一个手指头，碰一碰“美丽的奥地利”，“圣人贝多芬与贤人里尔克的故土”，准保要把他们揍个鼻青脸肿。恃强凌弱的卖弄。自鸣得意的小人物。他们提到贝多芬，不过是要祭出他们的拿破仑；至于里尔克，运气好着呢，有幸给那位浮华自大的罗丹当过秘书，如果你愿意这么形容他。话说回来，我们的里尔克如今安在？不在巴黎，你大可放心。他回想起大抵十年前同麦克斯一起游巴黎的经历，那城市又脏又臭，到处是难吃的食物。麦克斯自己也又脏又臭，一身邋邋遢遢的衣服，清早一头栽倒在同伴床上，像平素那样。你得把他喊醒，叫他先不要忙着冲凉，赶紧动身。动身去哪儿？巴黎有什么特别可逛的？可他俩还是会一本正经地溜达，欣赏各式各样从没见过的风景，甚至约定联手创作一部小说。他俩还会勤勉地出入咖啡馆、歌剧院、公园、卢浮宫、妓院，更确切地说，他最爱光顾的那家妓院。虽然那个大嘴金发女郎像例行公事一样摆弄他的身体，但在那个地方，占主导地位的严肃理性的秩序几乎挽救了巴黎所有的混乱无序。那阵子，法国被当作敌人，因此，好事的麦克斯还复印了一篇刊于《布拉格日报》的短文，名为“好斗的巴黎”。他想知道麦克斯还记不记得这些？近来他在捣鼓些什么？最近他在报纸上看到过麦克斯的文章，说的那套，大致不离“三位一体君王”宣扬的全球犹太人目标。这些文章，他都没有读，任何可能勾起前尘往事的东西，任何一切有关联的人或物，他都小心避开：麦克斯，畅游巴黎与魏玛的单身汉之旅，出版商沃尔夫，演员劳里，犹太复国主义者散发的传单，葛丽泰，他写的所有东西，乏味得头疼，夜不能寐的失眠症。这些天来，感谢上帝，他夜夜都能入睡。

马林巴德遍地俄罗斯人的景况只有去年才有。军人类型的，留着短发，身边有女士陪伴。律师类型的，拖儿带女一大家子，一想到把这些孩子拉扯大需要耗费的精力和金钱，他就不寒而栗。作家照真正的自由派那样打扮，身着法国样式的夹克。姑娘们不穿裙撑，手握书本，甜美的、梦幻般的俄罗斯姑娘。说到俄罗斯姑娘，他可是颇有心得，年轻的时候，经常在俄罗斯文豪——严厉如托尔斯泰、文雅如屠格涅夫、可怕如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书里读到。遇上费利丝那年，他还发现了那位大名鼎鼎、名字听上去像是德国人的俄国革命家。赫尔岑，没错，就是他。他的心脏跳错一拍后，又找到了正常节奏。噢，是的，就是赫尔岑，碰巧做了他与那位俄国姑娘的话引子。那是去年夏天的马林巴德，就在白色回纹雕饰的画廊旁边的一张条凳上，周围清一色的白帽白伞。当时他孤身一人，妻子前往柏林料理家务。他原本已经过惯了婚姻生活，可是常规一旦打破，他又意外地回到自己一度很享受的状态——没事儿瞎晃悠，盯着这儿看看，那儿瞧瞧。培养这个愚蠢习惯的时候，他跟自己说：一名作家，首先得是一位观察家。如今，既然写作对于他只剩下公文的处理，重操旧业就纯属无聊了。药水服下，早餐用毕，他走进画廊，坐到一张条凳上，将报纸打开，浏览一遍彼得堡与巴黎、维也纳与柏林、贝尔格莱德与伊斯坦布尔之间司空见惯的你争我吵的新闻。他不时抬头瞥一眼闲逛的路人，看他们笨拙的姿态、可笑的手势，努力听他们用各种语言对话，想弄明白那话里的含义。于是，他坐在那里，一天又一天，看土耳其人向俄国人抱怨，俄国人要求奥地利人解释，奥地利人请求法国人支援，法国人向尼古拉斯大帝和他的表亲威廉皇帝挥舞共和国的拳头，而愉快的资产阶级在街上闲逛，长达半个世纪的停战让他们壮足了胆量，坦然地将闲暇的光阴和大笔的银子消耗在胆结石与胃炎的治疗上。有一次，他注意到对面长凳上坐着一位姑娘。不知什么缘故，那姑娘的相貌令他想起自己的妻子，他起身准备走开。当他站起来的时候，他注意到那姑娘盯着他，目光炯炯。他走去疗养所，又折回来，抱着姑娘已经走开的希望。可她还在那张条凳上，打开一本书，从红色封面上方窥测行人。他溜达过去，注意到她的衣着同费利丝一张值得纪念的照片上的打扮一模一样：白色上衣，深色裙子。他还注意到，姑娘同妻子相像的地方，只有那个大鼻子，其余部分——嘴唇、眼形、肤色——根本不像。她一直盯着他，这令他很恼火。他决定用德语撂一句狠话，俄国小妞最好听不懂，这样他可以安全撤退，既施了报复，又不伤害人。他怎么一眼就看出对方是俄国人？因为那本书——他认得封面的西里尔文字。有一阵，他想俄国想到了目眩神驰的地步。他梦想有陀思妥耶夫斯基与赫尔岑那样的情感，甚至想象自己住在俄国闭塞乡村的一间茅棚，紧挨着废弃的哪儿也去不了的铁轨。自从那倒霉催的塞尔维亚人刺杀奥匈帝国的费迪南大公，一场与俄国的战争似乎不可避免，他就开始陷入极度的焦虑，急不可耐地想要参军，好让已形同地狱的生活来一个痛快的了断，这欲望折磨着他，叫他不得安生。他开始读法国人写的关于拿破仑莫斯科战役的回忆录，细细咂摸世间最强大的铁军给辽阔无边、白雪茫茫的俄国平原吞噬的滋味。也许，这就是他想入伍的动力所在，向着莫斯科开拔，然后在亚洲某个郊外销声匿迹。他记不清楚准确的原因。不管怎样，拉斯普京劝住沙皇不要宣战，弄得塞尔维亚人很恼火，转而接受奥地利的最后通牒，又一次改换恩主。他记得自己大为沮丧，因为不久后就听到奥匈帝国的军警在贝尔格莱德搜捕萨拉热窝事件同谋的消息。那是一九一四年的夏天，他好像失去了一切：费利丝将他禁足在家，虽然后来宣布解禁，去俄国重走拿破仑之路的计划还是泡了汤。既然哪里也去不了，仿佛被钉在自己身上，他只好开始写小说，可来来回回只有第一句话：“一定是有人存心诽谤。一天早上，没有犯任何错误的他被捕了。”他记住了这一句，这是他写的所有东西中唯一还能记住的一句。婚礼结束，他把所有文章、笔记、日记都交给了麦克斯，叮嘱他把一切烧掉。狡诈的麦克斯露出一脸无辜，问：为什么他自己不毁掉这些。他能说什么呢？什么也没说。几天后，麦克斯打来电话，告诉他已经将手稿付之一炬，投进了朋友园地里点燃的篝火。地点选得很好：那块园子，他先前也在那里劳作过，一度想让自己饱受灵魂折磨的身体变得结实一点。之后，他再也没见过麦克斯。

凭着八年前学过的一点俄语，他认出女孩握着的书封上印着“赫尔岑”的名字。他挨近她，结结巴巴地说：“你老盯着我，叫我根本没法在这儿待，就到此为止吧！”说完，他扭头正要走开，听到一声回答，是纯正的德国口音：“是你先窥探我的！”他停住脚，转过身来。她正瞅着他，一脸的愉快和泰然自若。“我以为你读赫尔岑读得太起劲，顾不上理会别人的目光。”这回她该猝不及防了吧，没有，人家寸步不让，反唇相讥：“我还以为你看报纸看得太起劲！”“才没有呢！——我方才想，假如俄国出现议会这种东西，政府由自由派纳博科夫先生领导，那位愤世嫉俗的社会主义者会说些什么？”“你认为他会高兴吗？”“不大可能。”“对头！”他俩笑了，相互做了自我介绍。莉迪亚为自己的希腊名字感到自豪，浑身上下透着一股子傲劲儿，很独立的样子；她在马尔堡读书，那里的老师都是严肃的哲学家；她喜欢马克思，正将某位法国小说家的作品译成俄文；这小说家创作的，据她说，可是史诗般的作品，连巴尔扎克也相形失色哩。她父母还住在俄国的一个海滨城市，供养她念书，她认为经济上的依附是一种负担，希望自己继续留在德国深造，将来以教书为业。看她洋溢着青春的活力（绝不会因为每天窝在办公室里六小时的工作而体形走样），对地理环境满不在乎，还有那个认真劲儿，他感到一阵嫉妒甚至贪念袭来。尽管小他十七岁，她却显得更博学，谈话更自信。她甚至以另一副眼光看待自己的犹太人身份。他回忆起六年前在马林巴德遇见一位著名的来自贝尔特索夫的哈西德派拉比，她听他讲着故事，一副无动于衷的表情，显然对那位大咖级人物毫无概念，而当他问她将来是否有去巴勒斯坦的打算，她脸上浮现一丝嘲弄的微笑，回答道，与其做土耳其苏丹的臣民，还不如当俄国皇帝的子民呢。谈话就这样进行着，他跟她讲韦尔弗与梅林克，雄鹰与卡尔一世，她则大谈拉斯普京、普列汉诺夫、古米廖夫和库茨明。哦，当然啦，他回想起来，那个短篇他早年读过，是一个俄国作家写的，关于亚历山大大帝，叫什么名字来着？没错，就是这篇，里边有讲到鳄鱼撒的尿能在木头上烧出一个洞来。他想打住却已经来不及了，跟年轻女孩谈这个话题不合适。“什么？鳄鱼怎么啦？”“哦，不，我不是那个意思，对不起。”他们无话不谈，无所不聊，包括政治在内——她谈起国际事务来头头是道，一度还暗示只要涉及爱琴海的问题，俄国就会永远跟它的同盟土耳其站在一队。“那你我就在敌对阵营了”，他不无伤感。“也许这是最好的结果。”她答道，有点尴尬。

他们用过晚餐，最后在傍晚分手，因为她要赶回家去翻译法国小说，两人约好次日还在画廊边相见。他也回家，给妻子写了一封信，读完当天的报纸，抚平一下突如其来的内心震荡。十点左右，他换上睡衣，上了床，打算睡前翻一翻歌德的旅行日记，他早年喜爱现在仍然愿意触碰的书，就剩这一本了。屋外风急雨骤，这样恶劣的天气最好猫在家里，可是出于某个原因，他还是跳下床来，匆匆套上衣服，走出门去。伫立在通往市中心的黑暗空旷的街道，他感到了孤独，那孤独感在欧洲是那样异乎寻常，他只好称它为俄式孤独。市中心惯有的度假活动像文火一样闷燃，他不想被噪音与灯光干扰，于是在第一条小巷拐了进去。走过低矮的房屋，他像往常那样，将目光不断投向窗户。窗户虽然大多关闭，也有一些敞开着，能看到里边的景象：其中一扇，是一个女子坐在晕黄的光圈里缝补衣裳；另一扇窗里，一个穿背带裤的胖男人正读着报纸，神色看上去有些愁苦；第三扇是一个女仆正在铺床。这街道是条死胡同。他停下来，歇了口气，转身往回走。他将目光对准另一扇窗，透过半掩的窗帘朝屋内望去，只见一个姑娘正坐在桌前背对他写着什么。与其说写，不如说抄，但不是整段整段地抄——她是有选择的，不时翻阅立在特制书夹上的大部头。有一刻，他想象女孩是在写注解，也许是《塔木德经》的注解，不过这荒诞的念头很快给打发了。他注意到桌上书旁摆放着一张青年男子的照片，忧伤的大眼睛，左手撑着头部，食指陷入脸颊，看上去像意大利或法国人，但也可能是犹太人。他靠近窗户，在那儿站了好一会儿。女孩继续心无旁骛地工作，直到另一个女孩——也许是德国人——进屋来，一位小巧的金发女郎，胸部出奇的丰满。抄写员——他给她取的绰号——放下笔，烦躁地转过身来。当他认出莉迪亚的时候，他恍然意识到她不是在抄写，也不是注解经文，而是在做翻译，译她提到的那本法文小说。没准照片上的年轻人就是小说家本人。他觉着很有可能。就让译者的耕耘因作者的在场、因他仁爱的凝视而多一份欢喜吧。这个时候，莉迪亚想必对朋友说了些严厉的话，那女孩开始哭泣，用手绢拂拭起眼睛来。接下来的一幕，他永远忘不了：莉迪亚走到金发女郎跟前，亲吻她长裙的领口。女郎抬起头，抱住了她。这是一次长久的拥抱，时间长得足以让他清醒过来。那对恋人在亲吻，向对方喃喃低语，最后莉迪亚挥手叫金发女郎走开，自己回到桌边，整理好译毕的篇什，合上字典，在走向窗户之前，偷偷瞥了一眼桌上的照片，那一瞥是如此迅疾，刚好给他往后撤步的时间。待百叶窗闭合发出尖锐刺耳的声音擦过他的耳畔，他已经步履匆匆地离开。次日清晨，他收拾好行李，坐头班车去了布拉格。一天后，他站在办公室，向秘书口授致波西米亚凤凰保险公司的信函。

妻子还是没来。身边的人越来越少。该动身了，这会儿该去喝一杯茶，同那些坐在桌旁享用份饭的客人攀谈几句。他撇开前尘旧梦的记忆，围着矿泉亭转了几圈。八月的骄阳无情地烘烤他那时髦的浅色西装，他只好又躲回到树荫底下。然后，他看见妻子的身影出现在小巷的尽头。她走得飞快，几乎要跑起来，瘦削的长脸充满了惊恐和极度的焦虑，大嘴歪向一边，想奋力吐出某个可怕的不能不说的词，他感到有点害怕，跳起来冲向她，她那丑陋的脸和蠢笨的身材在他心中激荡起一阵已被遗忘的怜惜与柔情。他一把抓住她的手，她那大拇指紧紧扣住一张报纸的手——我的上帝，你怎么啦，亲爱的费利丝，究竟发生什么事啦——她看着他，满眼的恐惧：“是战争，弗兰兹。”

载于《世界文学》2018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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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文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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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审：春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