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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丹尼尔·卡尼曼通过一本《思考，快与慢》让决策中的系统性缺陷进入了大众视野，他与搭档阿莫斯·特沃斯基对“人们更看重损失而非收益”的研究贡献最终帮助他获得2002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他们的研究奠定了行为经济学的理论基础，也开始改变政府决策的进程。一本新书呈现了这段传奇的丰富维度。

人类与决策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被纳粹占领的巴黎街头，一个年轻的犹太男孩在宵禁时被党卫军士兵抓到了。这名士兵把他抱起来，拥抱他，给他看了另一个男孩的照片，还给了他钱。这让年轻的丹尼尔·卡尼曼（Daniel Kahneman）前所未有地确信他的母亲是对的：“人的复杂和有趣是无止境的。”正是出于对人类思维的好奇心，造就了他在心理学上的开创性工作。他与阿莫斯·特沃斯基（Amos Tversky）成了杰出的搭档，共同探索决策中的系统性缺陷。2002年，卡尼曼（如图）因对人们更看重损失而非收益的研究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要不是特沃斯基已于1996年去世，他也会分享这一奖项。

这正是迈克尔·刘易斯（Michael Lewis）在新书《回退工程：一场改变人类思维的友谊》（The Undoing Project:   A Friendship that  Changed our Minds）中所描述的。该书一部分是这场友谊的传记，另一部分讲的是心理学的影响，此外还谈到了很多以色列近代史。这很好地展现了刘易斯的涉猎之广。

卡尼曼内敛、严肃而悲观，工作时间也很传统；特沃斯基则外向、随性且乐观得不可救药，像蝙蝠一样昼伏夜出。但两人对为什么人们会反复犯下同一种非理性错误这个问题都十分迷恋。“我们研究与生俱来的愚蠢。”特沃斯基打趣说。卡尼曼说，有时两人会“共用一个大脑”，一起坐在打字机前，而对谁为工作做了多少贡献毫不在意。他们也有关系紧张的时候：比如特沃斯基吸引了比卡尼曼多得多的关注，卡尼曼对此心怀妒忌。但二人却仍然如此亲近——特沃斯基被确诊患癌时，卡尼曼是他告知的第二个人。

学术工作完全可能只是在智力上钻牛角尖，但卡尼曼与特沃斯基的搭档则总是着眼于现实世界，这要归功于二人早期在以色列的经历。卡尼曼21岁时被分配到军队的心理学部门。他全盘推翻了新兵的考核方法，降低了直觉所占的权重，由此改进了判断；这些方法自此以后几乎再未变过。在1973年的赎罪日战争中，两位心理学家告诉军队去看看哪些食物被士兵扔进了垃圾桶，以此提供给他们真正想要的食品，并说服空军放弃调查一个遭受重大损失的中队：样本量如此小，过多的死亡很可能是随机的。随着他们关于非理性决策的工作进入了大众的视野，这也惹恼了在位的权威。当休斯敦火箭队的总经理达里尔·莫雷（Daryl   Morey）用行为经济学来影响球员的选择时，评论员兼前NBA球星巴克利谴责他和他的同类：“这些人在高中时就没追到过女生，只是想混进比赛而已。”看来修正决策中的某些缺陷比单单找出缺陷要难多了。

一些政府已经尝试根据这些观点来采取行动。奥巴马聘请了深受卡尼曼和特沃斯基影响的学者卡斯·桑斯坦（Cass    Sunstein）来设计行为“助推”——鼓励而非强迫人们做正确的事情。英国政府设立了自己的“助推小组”，比如将器官捐献的请求换了个说法：先问人们如有需要是否想得到器官。正面响应的比率由此大幅飙升，以至于每年的登记捐献者增加了10万人。

与刘易斯先前的13本书一样，《回退工程》是关于杰出人士通过创新理念获得成功的故事。在这本书中，天平更向思想倾斜，节奏也要舒缓一些，比如就比他的第一本书《说谎者的扑克牌》（Liar’s Poker）来得要慢。然而，刘易斯以其特有的风格，完成了将心理学与两个男人之间的友谊交融在一起的非凡壮举。在特沃斯基去世二十年后，他与卡尼曼的合作仍然改变着世界。

《回退工程：改变人类思维的友谊》

The Undoing Project: 

A Friendship that Changed Our Minds

迈克尔·刘易斯By Michael Lewis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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