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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美术馆正在举办王铎书法大展，王铎书法宗二王，而对待即使像怀素这样的大书法家，也照样排斥。
有人评其书法出自怀素一脉，这当然是褒其书法，绝无贬义，不料王铎十分反感，引发了情绪。
他甚至不止一次将这种反感和情绪发泄到了他的草书杜甫诗卷上。
这个时候我们注意到了一个现象，即他一生中以杜甫的诗为内容，并且以草书手卷的形式来书写的书法作品许多都产生于这一时期。
还有，这时他每每书写杜诗便会得意，一得意便下笔无滞，仿佛神灵给力，纸上墨迹灵动极了。
于是他要抒怀，当然不是抒发政治怀抱，而是抒发他的艺术情怀———非常有趣，每作这样的抒怀———即在卷末作题识的时候，他总是拿怀素来开涮，并且行文语气都带着一种情绪，所开涮的是关于书法所谓正脉和野道的问题。
大家知道，王铎书法宗二王，一辈子崇拜羲献父子，至晚年依旧按日课“一日临帖，一日应请索”，而其临帖，主要就是临《淳化阁帖》中羲献父子的法帖，这是正宗，被王铎视为必尊之古，否则就是野道。
而其对待“野道”的态度，即使像怀素这样的大书法家，也照样排斥。
比如中年之后王铎的书法在当时的明代书坛名气很大，欣赏他的人很多，有人评其书法出自怀素一脉，这当然是褒其书法，绝无贬义，不料王铎十分反感，引发了情绪。
他甚至不止一次将这种反感和情绪发泄到了他的草书杜甫诗卷上：
其一，上海博物馆收藏，王铎草书唐人诗卷。
诗卷作于顺治三年，纸本，纵30.2cm，横698.5cm，书唐诗十首，书法恣意汪洋，写得极为痛快，规模之大，在王铎传世书法手卷中也属少见。
卷末有题识：
“吾书学之四十年，颇有所从来，必有深于爱吾书者。
不知者则谓为高闲、张旭、怀素野道，吾不服！
不服！
不服！
”这是他拿怀素等宣泄自己书法情绪最著名的一则题识。
其二，王铎草书杜甫诗卷，现不知藏于何处，收录在《王铎书法全集》中。
也是纸本，作于顺治丙戌年，规模虽不如上博本，但是这卷作于“北畿”琅华馆中并且是在“带酒微醺”状态下写成的草书诗卷，也是气势张扬。
卷末题识中王铎是这样写的：
此卷乃“书于北都琅华馆，用张芝、柳（公权）、虞（世南）草法拓而为大，非怀素恶札一路，观者谛辨之，勿忽”。
“谛辩”、“勿忽”就是仔细看、仔细辩，不要疏忽。
其三，首都博物馆也藏有一卷王铎草书唐人诗卷，该卷未署作年，依其书风应该也是王铎仕清之后的作品。纸本，该卷规模也很大，纵34.5cm，横654cm，共书唐诗九首，其中五首为杜诗。观其气势，王铎仿佛手握天纵之笔，随意挥洒，写得非常自如。完了，他仅用几个字作题识，依然开涮怀素：“有客曰此怀素家法也，则勿许观。”听听这语气，不顾及观者情面也不顾及儒家“礼数”，那其实是对视其书法出自怀素一路的人下了逐客令，如果这样，他不允许人家再看他的书法作品。
还有一个手卷中王铎也宣泄了同样的情绪，鲜为人知，这个手卷在美国，也是草书，纸本，纵29.8cm，横418.5cm，书杜甫近体诗六首。
此卷作于“丁亥三月”即顺治四年三月。
王铎一定也很得意此卷的书写，于是又开涮，拿怀素说事，这一次他说得更明白：
“我学献之、伯英（张芝）、诚悬（柳公权），恐人误以为怀素恶道，则受其谣琢矣！
”
这四个手卷是相继书写的，体现了王铎对自己书法的自负和骄傲。
但是检索王其传世作品，此前似乎并不多见他如此集中书写杜诗，也不见他有如此小觑怀素的言论，这值得寻思。
王铎崇拜杜甫，并以杜甫况比自我，在诗中常有对现实的抱怨，流露了真性情。
他对自己的诗是自负的，仕清之前作书法经常书写的就是自己的诗作。
而晚年境况大变，仕清使他精神压抑，作书法多写杜诗是因为书写杜诗既解心情，还可以托古避嫌，并且洋溢他的才情，说到底是因为政治情绪受到了压抑，艺术情绪才得以张扬。
于是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书写畅意，“好书数行”便屡屡出现在他的草书杜诗卷上，这个时候埋藏在心底的艺术情绪得以爆发，终于说出了小觑怀素的话，若早五年十年，且书写的是自己的诗作，我想他不会如此小觑怀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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