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1981年，兰州大学历史系赵俪生教授招收的5名研究生临近毕业并进行论文答辩。由于当时刚从十年动乱中走出来，研究生培养工作还不完善，在论文答辩过程中引起了一些风波。任课导师赵俪生与答辩主任田昌五针锋相对，答辩研究生或是垂头丧气，或是反唇相讥，甚至有被当场气哭的，与今相比别是一般风味。本文选自《赵俪生高昭一回忆录》，由赵俪生的夫人高昭一回忆撰写。
研究生毕业论文，按规定要到社会上其他院校聘请名流专家进行论文答辩，成绩合格方能毕业得到学位。这次是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研究生毕业，大家都在摸索前进。俪生为此发给专家们数封请柬，但有的因有事缠身没有空闲时间阅读论文，有的则谦逊说资历不够，婉言谢绝了。最后请来请去，冒请了北京社科院历史所的田昌五其人，他很痛快地回了信，答应了当本届研究生毕业论文答辩导师。最出人意料，俪生没有接到通知，田昌五本人已经驾临兰州。俪生同他素无来往，只是在有关历史科学的各种杂志上读到过他的作品，感到他理论基础还好，且是同行，他对农民战争史、中国土地制度史均有研究。从业务上说，请他来当答辩导师，也是很自然的。
没想到答辩导师来得这样突兀，历史系招待他在专家招待所住下。闲着没事，人来人往尽是交际活动。田本人是活动家，又接触到历史系的不少活动家，这些人很容易在感情上或什么看法上很快交流渗透，且能相互配合，默契行事。另外的答辩副导师由系主任或任课导师从本系教师中选定。这次，系主任张代经又聘请了华东师大的谢天佑副教授和谢的助手王家范组成了一个不小的答辩组织。当时人选计有：北京社科院研究员田昌五，西北师院历史系教授金宝祥，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副教授谢天佑、助手王家范，兰大历史系副教授杜经国、刘光华、李蔚等。甘肃省图书馆的周丕显先生闻知名单后，曾对我们的学生说：
“赵先生怎么请了这么些刀斧手来？”
我当时听到后也没在意，认为是句玩笑话。
首场答辩的是研究生白文固，白是甘肃榆中人，平时学习也很用功刻苦。他的论文题目是《唐代寺院经济》，由金宝样教授当主任导师，金教授是唐史专家，他说话有权威性，可以控制会场。
他高度赞扬论文写得有水平，至少是目前甘肃地区各大学历史系副教授们所不及的，这一评价，可能使在场的人有不少复杂的心理活动。
从现象上看，一致通过，没有提出任何异议，顺利地拿到学位并毕业了。一下午只评议了这一个研究生。金先生年龄大了，身体不好，他声明只评这一个有关唐代的。底下，就由其他先生评议了。
散会后，议论纷纷。研究处的一位副处长说：
“这学位拿得太容易了，我看，应抓紧把关。”
他的话得到了与会者的部分人的支持，尤其是一些副教授心底不服，觉得金教授说研究生的科研水平超过他们，有些过分了。那么，走着瞧吧！
第二天下午轮到霍俊江答辩，他是河北保定人，论文题目《论唐代均田制》。可能事先有什么风声（大学生的信息比我们灵通），因此那次到会场旁听的学生很多，挤满了教室，空气十分紧张。金先生请假未出席，参与评议的兰大副教授、讲师们，显然都有较充分的准备，一上来就摆开阵势，会场上这里、那里接连发出了排炮一般的质问。霍俊江粗心大意了，没有意识到先生们会如此刻意地找碴儿。
他愣了，慌了手脚，大脑不听使唤了，对应接不暇的提问招架不住，最后都气哭了。
评议的先生们可得意了。在布置会议时，田昌五主任导师宜布纪律，首要的一条，任课导师在会上无发言权（不知根据什么规定的，当时并无回避制度），俪生只能坐旁听席。很明显，此后要封住导师的口。俪生亲眼目睹了这一场的局面。他在想，霍俊江是这一届班上学习最努力、人品最端正的一个好学生，却遭到如此对待。他感觉到这不是论文答辩，而是变相整人、整学生，同时让任课导师下不来台。他心中憋下了气。事后，霍俊江给班上留下了一纸字条，当晚搭车回保定老家了。
第三位答辩的研究生是杨善群，他是上海历史学家杨宽的儿子，也是班上年龄最大的一位学生。他是农民战争史专业的研究生，毕业论文题目是《元末农民大起义的经过》，偏重于对领导人物朱元璋的评价。杨善群为人大大咧咧的，遇事不过火，可能是由于年岁大的关系，在科研、处世、为人上都形成了自己的个性。他的史学观点和导师差距也大，为了尊重学术自由，俪生对他总是客气地持保留态度。话说回来，他为什么年岁这样大了，还要读研究生？他是想通过研究生毕业重新再分配回上海，与妻儿团聚。他预先活动好了，毕业后回母校华东师大历史系工作。谁知这次答辩冤家路窄，偏偏遇到了他的两位学长当答辩副导师——谢天佑和王家范！这次场面比霍俊江答辩时更加奇特了，质疑导师们将桌子拍得啪啪作响，认为论文从头至尾均无是处，抹杀了阶级斗争，观点反动！可杨善群本人是受过“文化大革命”洗礼的人，他对斗争太习惯了，因此毫不在乎（他比霍俊江“油”），坚决捍卫自己的观点。
最后，谢天佑毫不掩饰地恫吓说：“考虑你的前途！”
言外之意，就是你毕业之后休想回上海，更不能进华东师大历史系了，露出一副十足的“左”倾霸道劲儿！最后评议结果，是准其毕业，不授予学位。华东师大他是回不去了，但上海社科院还是开着门的。几年来他在上海社科院工作尚好，经常在杂志上发表文章，目前他已是上海社科院副院长了。只是后来听说他与父亲杨宽间的矛盾闹得有些离谱，这让我们心里也很不愉快。
答辩的戏越演越热闹。第四位答辩研究生轮到了葛金芳。他是上海人，在北方长大，平时即以思维缜密敏捷、语言犀利见称。他的论文是关于宋代土地制度的。他目睹了前两场的情况，凡是见识过前两场答辩的文科研究生和大学生们都很气愤。他们私下里给葛金芳打气：“你葛金芳哪点儿不如他们，要沉着应战，杀杀这些刀斧手的气焰……”答辩开始了，教室内外人挤得满满的，都在凝神贯注地旁听。答辩师们施展故技，用排炮的办法向研究生发问，招招凶狠，皆在断其理论根脚。葛金芳很冷静，反应机灵，临时把这些一连串的炮弹分门别类，给予理性地迎头痛击，用以巩固自己论文的观点和看法，有时还用嘲讽的口吻进行反诘。会场鸦雀无声，静听葛金芳的慷慨陈词辩解。最后，答辩导师们只好换了另一副面孔，讪讪地以赞扬的口气一致通过了论文答辩。葛金芳得到了学位，顺利毕业。看来，斗争还是最有效的自卫手段。
接连两三天的闷气，俪生实在忍不住了，事后在导师会议上，他发了火。他认为除第一场答辩外，底下三场实际上是在刁难学生，给研究生导师闹难堪！要不然根据什么，先封住本导师的口呢？！是谁定的规矩？“真是，青天大爷冤枉、冤屈！…”说罢，站起身来，离开了会场。答辩主任田昌五认为赵俪生给他闹了莫大的难堪，第二天清早给历史系递了辞呈，停止答辩，不干了。历史系总支书记兼系主任张代经又一次捞到了好机会，认为这件事关系重大：北京来的客人是好惹的吗？他将这件事汇报给校长聂大江，聂大江不调查研究，指令叫赵俪生在会议上给田昌五赔礼道歉。俪生最初拒绝参加会议，田坚持开会解决，因为他们是多数，且有校、系两方做后盾。张代经“不辞辛苦”地一昼夜跑我家四五趟，说服强制赵俪生开会，并说：“这个会，聂校长也参加。”他们是绝对优势，最后，俪生无奈，只好与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