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出至一战前后，出现了一大批针对整个帝国主义的批判和理论，而一战时期尤其如此。世界范围内的反帝运动，在这个时期之后才开始展开，例如朝鲜半岛的三一运动、中国的五四运动和其他地区的反帝运动。虽然此前有各种各样的奋发图强、抵抗外来入侵的运动，但是大规模的反帝意识和运动，在这样的一个时期获得了新的意识、新的规模、新的形态。
中国的思想里面有不同的派别，刚才你提到了章太炎，其实不仅是他，也包括鲁迅和其他人。在晚清思想中，不仅针对帝国主义现象，而且针对帝国主义的逻辑进行展开分析的，如章炳麟、鲁迅这样的人还是比较少的。鲁迅那时候年轻，是章太炎的学生。章太炎与严复的辩论之一，是围绕《社会通诠》展开的，核心论题之一是社会进化论。章太炎对社会进化论的激烈批判，就是强调这套社会进化论本身带着帝国主义的意识形态。尽管这个书未必是为帝国主义张目，但是社会进化论本身包含这个含义。章炳麟发表的一系列文章，比如说《俱分进化论》（“善亦进化，恶亦进化”）对进化的批判，包括对《社会通诠》里面很重要的“军国民”的批判，就是在批评严复所说的中国只是一个宗法社会，没有发展成为欧洲式的所谓民族国家和军国民社会。章太炎指出不同的历史形态里面，都包含了“军国民”的要素，而中国的宗法社会本身有其漫长的演化和与欧洲社会不同的历史脉络，诸如此类。沿着这样的一个反思历史目的论的脉络，到1910年前后，他写了《齐物论释》，提出每一个事件有它自己各自的独特性和各自独特的位置，不能够放在一般的目的论的历史里面去叙述。这个思考本身，是对发展整个帝国主义意识形态的批判。所以章太炎思想对于20世纪有关帝国主义的批判奠定了一个重要的基础。鲁迅在1907-1908年前后跟随章太炎学习时，已经孕育了这样的思想。他对于知识分子当中弥漫的“兽性爱国主义”给予了尖锐的批判，背后是对帝国主义政治伦理的批判。
除此之外，在晚清的革命思潮里面已经出现了社会革命的思想。同盟会的主流是民族主义的，推动和从事民族革命，但三民主义的思考里面，已经包含了社会革命的思想。而社会革命的思想本身是内涵着对帝国主义伦理的批判的。
但当时的主要方向是是解决中国的救亡图存的问题。康有为一方面讲大同，讲一个超越整个现代资本主义的未来的世界及其基本逻辑，但是他的叙述当中又包含着这个逻辑。最典型的例子是杨度发表的“金铁主义”。什么叫金铁主义？金就是金钱、经济，铁就是战争工具、大炮火器。金铁主义的一个基本判断是什么？即认为到了19世纪晚期，世界已经进入了一个叫做“经济战争国”的时代；虽然过去历史上也有战争，但是这个战争不一样，这个战争是跟经济的扩张有密切的关系的。因为关于帝国主义的解释有各种各样的，从金融资本主义、生产组织，还有资本输出（的角度等），其中一个比较重要的解释是由生产过剩和市场扩张、经济扩张所导致的一个帝国主义。瓜分世界，形成势力范围，是帝国主义狂潮的主要表现形式。杨度也代表了许多人所提出的拯救中国的方案，就是按照金铁主义的模式即经济战争国的模式改造中国。史华慈用“寻求富强”概括严复的思考。这两个东西综合在一起，构成他的一个叙述逻辑，但在金铁主义的强有力的逻辑之下，富强的直接表现形式是经济战争国。在这一背景下，才出现了像章太炎、鲁迅他们对于金铁主义的激烈的批判。对金铁主义的批判本身，是对于帝国主义内在逻辑的一个思考和批判，也是对如何改造中国的道路的新探索。
这样的批判逐渐扩展为更广阔的共识，要到更晚的一个历史时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有了集中的反映。第一次世界大战促使欧洲人重新思考战争的逻辑问题，思考为什么会出现帝国主义战争，也出现了对于帝国主义状况的反思。1914-1920年前后，有关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总结，包含几个基本逻辑。
第一波总结，就是当时的知识分子对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和造成的悲剧的总结。第一个总结是很乐观的，所谓“公理战胜”。什么叫公理战胜？就是把第一次世界大战视为文明和野蛮的斗争。法国、英国这些西欧立宪民主政体和共和模式被看成是文明国家；俄国、德国，包括奥匈帝国，尽管它们并不属于同一个阵营，一部分（如俄国）跟协约国有关，另一部分是同盟国等等，但被看成是野蛮的，是旧的政体。“公理战胜”背后有一个文明论的逻辑。
但这个叙述方式很快就破产了。巴黎和会的结果，昭示帝国主义的瓜分行径是不分的政治形式的。这一点，晚清的知识分子其实已经意识到了，比如梁启超。梁启超在《二十世纪太平洋歌》、《二十世纪之巨灵 托辣斯》等著述里面，已经意识到美国的角色变化。从林则徐、魏源开始，对美国（的评价）是比较正面的，比如《海国图志》对美国的叙述。美国过去是殖民地，后来争得独立，所以对它的《独立宣言》有非常理想的一个看法。但是美国参与了八国联军干涉，美西战争后美国对其他地区的殖民扩张，使得许多人对美国也幻灭了，而美国的政体是所谓的共和政体。因此，从晚清到五四这个时期，仅仅从政体上来区分文明和野蛮的论述，尽管一段时间当中曾经占据过相当大的位置，其实是持续受到质疑的。这是第一种关于一次大战的总结。
第二种总结，是把第一次世界大战看成是民族国家之间的战争。这个思考也是欧洲知识分子最初提出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我们过去也叫欧战）是欧洲内部不同国家、帝国之间的竞争。这些战争的国家，都是建立了所谓的主权，处于所谓威斯特伐利亚体制体制之下，他们把自己看成是“同种而不同族”的民族，种是白种人，但里面分了不同的民族；这个战争就是因为有民族国家体制的出现，而导致了战争。在这个背景下，出现了对于民族主义和民族国家的反思。
这个反思也很快传播到了亚洲（和中国）。日本的一些知识分子翻译西方对于战争的反思，在战争期间就已经开始了。由于战争期间巨大的创伤、牺牲，很多欧洲知识分子思考的时候，提出了一个新的概念，叫做“白种联合论”，这就是后来的欧洲统一的一个基本设想。只不过当时使用的概念是带有种族主义色彩的概念，所以又呼应了亚洲地区的“黄种联合论”，更不要说日本以后的“大东亚共荣圈”这些等等。这一套论述是跟这个逻辑有关的。也就是说，对于民族国家这样的一个政治形式，开始了很深刻的怀疑。民族国家的政治形式，在19世纪占据主流的文明论和政治论述当中，正是文明的标志。过去你们这些都是旧的帝国，而我们现在是一个nation，一个新的政治体。正是这样一个在文明论里面被视为最先进的政治形式，导致了这场战争的不可调和。关于主权学说，关于政治理论，集中在这个问题上，它的核心就在这儿。在五四和新文化运动这个时期，对立的两派其实都包含这样的思想。即便是《新青年》，开头是非常主张公理的，但里面也包含了白种、黄种的论述，像刘叔雅（刘文典，《欧洲战争与青年之觉悟》）长篇地论述这个问题，其实跟它的对立面《东方杂志》里面很多论述是很接近的。这是第二种关于一次大战的论述。
帝国主义与民族国家有密切的关系，这也呼应了20世纪初期梁启超和其他人的“民族帝国主义”这个概念，也跟日本对于帝国主义的思考有所呼应。日本进步的思想家幸德秋水在1901年发表了一本书，就叫做《二十世纪之怪物 帝国主义》。我所能看到的研究帝国主义的成书作品，这几乎是最早的。1900年前后是全球，包括在欧洲内部，讨论帝国主义这个话题多且议论纷纷的一个时期，但欧洲的第一部关于帝国主义的经典研究，是霍布森1902年所作的《帝国主义：一项研究》，这本书影响非常深远。列宁1916年写《帝国主义论》就大量引用了霍布森的这本著作。而幸德秋水的这本书是1901年出版，早于霍布森。幸德秋水当然也涉及到了经济等等，但是有意思的地方在于，他特别强调了帝国主义与民族主义之间的关系。幸德秋水面对的现实是：日本在经济上还没有达到欧洲、美国这些强国的水平，但已经转变为一个帝国主义国家。刚才章老师说到，帝国主义不仅是一个经济、军事的问题，同时它还是意识形态，是价值观、世界观，是叙述历史的方式等等。就此而言，幸德秋水把对帝国主义的批判更多地集中在了主观的方面，也就是民族主义的这个方面。从世纪初到五四这个时期，对于民族主义的再思考，这是另外的一部分源头。
第三种（论述）同样是相互连接的。在1900年以后，中国的知识界，也包括其他地区的有识之士，都意识到了帝国主义不仅仅是侵略和占领别人的土地，这是全世界从早期文明史起就经常发生的现象。这个时期最重要的是生产形态、市场扩张，是资本主义经济的组织方式发生变化。比如说梁启超写的托辣斯、德国的卡特尔这些联合的生产组织形式，还有金融跟实体经济之间大规模的结合，当时大规模讨论的这个合并。这样的一种新的经济组织方式造成了生产率的大幅度提高，也造成了生产过剩。生产过剩以后，内部就要产生阶级冲突，对外需要寻找市场。
由此出发，对于帝国主义的第三种解释是社会民主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都对帝国主义的社会经济根源进行分析，这个根源，其中一点是集中在社会内部的阶级问题上；在这个过程当中，阶级冲突了，资本跟劳动之间发生剧烈的冲突。当年有一句话很出名，出自现在大家都特别想要得到的“罗德学者”的创设者塞西尔·罗德（Cecil John Rhodes）。罗德其实是是南非的金矿矿主、大资本家，他与1899-1900年前后的布尔战争，也就是英国跟布尔这两个白人小共和国（德兰士瓦和奥兰治这两个布尔人共和国）之间围绕金矿发生的这场战争，有非常密切的关系。罗德有一句名言说：“要是你不希望发生内战，你就应当成为帝国主义者。”这句话当年霍布森引用过，后来列宁也转述过；后来关于帝国主义的理论里面，都涉及到这个问题。卡尔·波兰尼的《大转型》讲到市场扩张，国内的阶级矛盾怎么外化成为帝国主义之间的竞争和斗争的历史。也就是说，在第三个解释里面，涉及了基本的经济社会方式，这就出现了大家需要寻找新的社会道路的问题；也就是梁启超说为什么需要有社会革命，是因为基本的社会组织方式必须改变，才可能避免彻底摧毁文明的世界大战的形式。
所以，欧洲战争，一次大战，更不要说二次大战，发生在西方经过18世纪晚期到19世纪整个工业革命之后，即在政治、经济、文化都达到了好像最高峰的时候，也是在文明论的论述达到顶峰的时候。即在这套帝国主义意识形态不但是支配西方知识界，也支配所有非西方地区的各种人思考世界的基本方式的时候——所谓文明的欧洲自我爆炸了，暴露出最野蛮的底色。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出现了再思考。梁启超经过欧游回到中国的时候，他对欧洲文明已经发生了完全不同的观感。这跟他在晚清写《新民说》等文章时完全不一样，是完全不同的一个时代氛围，也是完全不同的西方形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