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江大河》剧照
补记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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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年，最重要的事件之一，大概就是高考制度的恢复。高考制度的恢复，打开的，是阶层流动的大门，这个门一开，个人改变命运的激情就再也不能阻止。所谓的自我意识，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的。它和利益有关，和阶层流动有关。
《人生》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只是，这个阶层流动体现在城乡之间，但它的本质，仍然是阶层流动。因为在城乡差异的背后，仍然是阶层差异。
严格来说，阶层流动这个说法不是太严谨。什么叫阶层流动？向上，还是往下？往下的阶层流动，一直有。别的不说，1960—1970年代知识青年的“上山下乡”，就是往下的阶层流动。往下的阶层流动，很多人是不满意的。所以，1980年代的阶层流动，应该说是阶层上升。这是阶层流动的本质。
社会主义，也有阶层，而且，还在生产自己的阶层差异，否则，也不会有“三大差别”一说。有阶层差异，又要克服阶层差异，但是怎么克服，就是个问题。1950—1970年代，依靠两点，一是规训，二是往下。首当其冲，就是知识青年。这里面，有时代因素。
1950年代，强调“识字”，但是“识字以后”会怎样？这是个问题。随着中等教育的普及，逐渐生产出了“知识青年”这一新的人口形态，尤其是农村知识青年，何去何从，是进城，还是回乡？这成了问题。这里，也有两个因素，一是城市能否吸纳这些农村知识青年；二是知识青年离乡以后，农村怎么办？时至今天，第一个问题随着城市的扩张，解决了；第二个问题，却没有解决。这就是《人生》高加林问题的历史由来。
1980年代，阶层的向下受到了批评，知识青年开始回城。但农村知识青年怎么办？这是《人生》中高加林问题的现实原因。
可是，《人生》的意义远远越出了高加林具体的身份，它在阅读中获得广泛的共鸣，这个意义指向的就是阶层上升。1950—1970年代，阶层向上的通道是相对狭窄的，这就造成了阶层的固化。1960年代最恶劣的政治口号是所谓的“血统论”，这个“血统论”和当时阶层固化的现状有关系，只是以一种极端的等级论的语言表现出来而已。
1977年，高考只是一个引子，引发出阶层上升的愿望。高加林高考失败了，但他想做“上等人”的愿望并没有因此消失，反而因了现实的恶劣更加强烈。
但是在1980年代，所谓阶层，表现出来的是个人。这个“个人”，和启蒙有关系，但更和利益有关，个人的脱颖而出，要求离开，这个离开是广义的。对于平民子弟来说，就是要求离开自己所属的阶层，而跃向另一个更高的等级。这就是阶层跃迁。所以，个人主义一旦进入底层，就不仅仅是精神的，而是物质化的。
什么叫社会活力，进入个人的世界，这个活力就是野心和欲望，表现出来的，就是阶层流动（上升）。不承认这一点，就是掩耳盗铃。
1977年，在北京，参加高等学校入学考试的青年正在认真答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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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动》和《晚霞消失的时候》讲述的是小资产阶级的故事，而且都和官僚阶层有关。小资产阶级被描述为一种文明类型，但是这个小资产阶级也是有阶层归属的，这个阶层就是文化阶层。《波动》和《晚霞消失的时候》演绎了这两个阶层之间的战争，预示了未来社会领导权的争夺。《波动》的态度非常决绝，在官僚阶层和文化阶层之间，毫不犹豫地站在了文化阶层这一边，也就是小资产阶级这一边。《晚霞消失的时候》则相对暧昧，希望的是两个阶层的和解，从而“共治天下”。后来，礼平在回忆“血统论”的时候说，这个口号就是冲着小资产阶级去的，“既不是‘红五类’，也不是‘黑五类’，既不是‘地富反坏右’，也不是‘工农兵党政’”。又说，当时这个口号“选错了对象，惹翻了一个强大的社会群体，最后使我们很丢脸地被人家从‘文革’的戏场上扫地出门”。这就是1970年代开的花，开在新贵族和旧贵族的战场上。这些花和平民阶层并没有多大关系。
1980年代继承了1970年代的思想遗产，但是并没有完全按照1970年代的剧本上演。猜到了开头，未必猜得到结尾。有一条线索，改写了1970年代的剧本，这就是围绕“生计”的叙事。在“生计”叙事中，平民登场。这并不是说，1970年代就此偃旗息鼓，所有关于个人、文明、精神、审美等的叙事，都成了“启蒙”，而把“启蒙主义”和“出人头地”合二为一的，就是《人生》。高加林“进城”就是对等级社会新的战争宣言，这是一场关于“上等人”的战争。寒门子弟加入了“上等人”的战争。所谓的阶层上升，必然遭遇阻力，哪里来的一路坦荡。
但是，这场战争的剧本仍然是“上等人”的，仍然是1970年代排定的。1980年代，不存在什么阶层冲突，阶层冲突首先要有阶层意识。1980年代只有个人意识，没有阶层意识。因此，阶层冲突只能转化为个人和个人之间的冲突，只能以个人主义的形式表现出来。在个人的背后，还是阶层。
但是，阶层的命运早已决定，个人从自己所属的阶层中脱颖而出，渴望的，不是为自己所属的阶层奋斗，而是跃升到新的阶层，“上等人”的阶层。在那跃升的一瞬间，他就注定要离开自己的阶层，所以，离开的真正含义，就是脱离他的原生阶层。谈不上背叛，却是真正的逃离。
高加林的结局，只是一个偶然，并不是1980年代的必然。1980年代毕竟为寒门子弟打开了阶层向上的可能，这也是许多人怀念1980年代的原因。但是，高加林“回乡”，作为一种象征，却是必然。那是对原生阶层的负疚，这种负疚将伴随终生。
1980年代，官僚阶层和文化阶层分别找到了自己的文学代言，但是平民阶层没有，平民阶层不可能再有自己的代言人。从这个阶层走出的个人，进入了新的阶层，成为新的“上等人”，他可能会在新阶层中苦苦挣扎，饱尝世态炎凉，但不可能再回到自己的原生阶层。所以，高加林的失败，才是真正的原生阶层的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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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代之所以留在人们的记忆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打开了阶层上升的通道，给寒门子弟带来了希望。这个通道是现实的。
高考是很重要的上升形式，尽管高加林是高考失败者，但高考的意义还是在的。高考不问出身，不讲成分，不靠关系，不开后门，最重要的是，肯定了知识的重要性，间接肯定了人的才华。高加林有底气，这个底气就是才华，所以他有点清高，也很骄傲，但是这种清高或者骄傲，是被高考这一形式引发出来的。放在之前，不太可能。
高考打开了一扇门，同时也关上了其他的门，高加林就是被高考这扇门关在了城外。所以他不甘心，他需要打开另外的门，但很困难，所以他只能造假。阅读者同情高加林，因为高加林有才华。高加林需要的是机会，证明自己的机会，只要有机会，寒门子弟也可以出人头地。
这样的机会，在1980年代也是存在的。
1980年代，恰逢旧体制正在动摇，新制度尚未完全确立，在这新与旧之间，各种机会也随之出现。这些机会，刺激了个人的野心和欲望，1980年代，复活了巴尔扎克笔下的“外省青年”。
这些机会并不都是高尚的、优雅的、文质彬彬的，相反，有很多是低俗的、野蛮的，在合法与非法之间游走。在这些人中间，诞生了1990年代的“新富人”。也有失败者，但是失败者依然意气风发，对于平民阶层来说，本就没有什么可以失去的，失败了，不过是回到自己的原生阶层。
但是这些成功者，或者失败者，很少进入1980年代的文学，《人生》是个异数。1980年代的文学，强调个性解放，鼓励自我，但这个自我或者个性，也是有边界的，这个边界就是精神。越过精神边界的个人显得低俗。所以，1980年代的文学，并没有产生自己的巴尔扎克，而且始终有一种小资产阶级的趣味。这种趣味被描述成现代的。因此，香雪（铁凝《哦，香雪》）进城的愿望才是现代的愿望。
王朔打破了这一精神化的边界，他的人物行走在合法与非法之间。但是王朔小说里的人物本质上并不追求物质，他们追求的是这一过程中间的刺激，以及这种刺激带来的快感。这些“大院子弟”骨子里仍然是骄傲的，因为他们有“家世”，他们并不需要通过别的方式完成阶层的上升。这个阶层的根基是深厚的，世界仍然是他们的。
但是平民阶层不一样，这个阶层已经没有自己的骄傲，也无尊严可言，除了离开，没有其他的存在方式。所以，尽管高加林失败了，却激起了更多人改变自身命运的勇气。在命运面前，道德规训没有什么意义。
《人生》仍然属于1980年代，路遥选择了乡村知识青年，游走在精神和物质之间，所以，小说显得文质彬彬。更野蛮也更粗俗的改变自我命运的故事，不可能走进路遥的视野。这就保证了《人生》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但是，路遥毕竟说出了一个故事，一个寒门子弟要求出人头地的故事，这是1980年代的事实。研究1980年代的文学，不仅要研究它说了什么，还应该研究它没有说什么，被省略的部分，可能更有意思。这个时候，所谓社会史，不是和文学史对应的社会史，而是在哪些地方，和文学史擦肩而过。路遥并没有省略1980年代的社会史，所以路遥的小说不仅有文学史的意义，也有社会史的意义，这是路遥应该享有的荣耀。
1980年代的这些个人，充满野心和欲望的个人，同样来自启蒙。启蒙复活的，不仅有优雅的自我，也有粗俗的自我；有追求精神的个人，也有不择手段攫取利益的个人。这是启蒙的两面。
《人生》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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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代有很多故事，在那些故事里，豪门子弟与寒门子弟并存。他们被野心和欲望驱使，追逐自己的权益。也有许多卑微的小人物，不是为了体面，也不是为了做什么“上等人”，只是为了活着，为了活得好一些，背井离乡，寻找希望。在1980年代，离开的故事是多样的。
这些离开的故事并没有全部进入1980年代的文学，1980年代的文学也在选择，选择自己的故事，研究这些选择，也是一件有意义的工作。
有多种因素在阻扰这些故事进入当时的文学。
启蒙创造了1980年代的个人（自我），可是，当这个自我走进生活，就会面目全非。它生产欲望，也追逐利益，坚执人文精神的启蒙者，会对此个人失望。可是，在生存和理性之间，本来就会生产出“经济人”，只有经过“经济人”这个阶段，才会产生出理性人，计算本来就在理性范畴之中。1980年代的启蒙者，召唤出了个人，但面对物质化的个人，难免惊慌失措。
但是更重要的因素来自道德领域。经过1950—1970年代的文化熏陶，对于未来的设想，已经深深烙上主流社会的印记。而主流社会的根本就是伦理。面对“经济人”的冲击，1980年代的文学不可能无动于衷，他们不希望未来的主流社会是一个由纯粹“经济人”构成的世界。在1980年代，社会主义退回到道德领域，革命作为伦理遗产而被部分地接受。
所以，文学的某种表现形式之一就是，可以有计算，但不太能接受算计。
1980年代的文学实际上是矛盾的。它们鼓励自我，但不能接受物质化的个人；它们肯定市场，但不接受市场重新组织社会；它们需要社会的活力，但野心和欲望仍然是它们恐惧的对象。即使以解构自居的先锋文学，也无法彻底征用这种野心和欲望。1980年代的文学，实际上是自相矛盾的。而且，它们习惯把这种野心和欲望推向1950—1970年代，在这里，伤痕文学的影响是巨大的，这是先锋文学习惯选择的历史时间。
《假如我是真的》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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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加林是有精神后裔的，这个后裔分成两个走向。
一个走向即是所谓的“小镇青年”，它是巴尔扎克“外省青年”的中国版。不过，“小镇青年”没有“外省青年”那么大的野心，就像高加林不是于连。世界那么大，“小镇青年”也想出去看一看。但是，“小镇青年”也不是没有功利性的想法，“小镇青年”的理想是进入“中产阶层”。这个想法支持着“小镇青年”，未来的世界一片灿烂。
理想或者理想的破灭，都和这个中产阶层有关。上不上，下不下，唯一真实的，最后就是所谓的“日常生活”。但这个“日常生活”却慢慢失去了1980年代的朝气蓬勃。
《一地鸡毛》里的小林，可以看成高加林进城的后续。
小林在大城市的机关工作，这是黄亚萍给高加林勾画的未来，也是高加林梦寐以求的未来。高加林最后失败了，但是小林成功了。小林进城后，迎接他的是每天的白菜豆腐洗尿布，是必须忍受女老乔的狐臭汇报工作。美好生活在1980年代的后期开始破灭，日常生活是如此乏味单调。文学青年开始成为机关中年，意气风发的高加林也变成了不温不火的小林。生活磨损了理想，也磨损了斗志。
日常生活是1980年代的一个重要概念，这个概念曾经给予改革以正当性。但是1980年代前期的日常生活，更多是以美好生活的形象出现，并且在私人领域里展开，进而构成私人生活的神圣不可侵犯性。这是自由主义的接受基础。
在1980年代后期，日常生活开始变得枯燥乏味，围绕这一日常生活展开叙事的，是所谓的新写实小说。但是，刘震云和池莉不一样。池莉更亲近城市的市井生活，在枯燥乏味的日常生活中，考虑的是怎样活得有滋有味，这就是她的《热也好冷也好活着就好》，生存是第一要紧的。刘震云的《一地鸡毛》更像“小镇青年”的进城实录。
可以想象，小林在进城前的奋斗，是把故乡变成异乡的过程。高加林没有完成这个过程，失败了。小林是成功者，但是这个新的故乡带给他更多的烦恼。这个烦恼是中产阶层带给他的，中产阶层的生活充满重复和单调。显然，小林缺乏再一次把故乡变成异乡的冲动，生活也没有给他这种希望。1980年代后期的文学，既缺乏往下看的勇气，也失去了向上走的可能。在这样的境遇中，所谓日常生活才可能进入文学叙事。这是新中产阶层的烦恼，并且这个阶层迅速地向市民阶级转化。
所以，日常生活是一个中产阶层建构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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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代后期，有两部长篇小说，路遥的《平凡的世界》和陈忠实的《白鹿原》，都出自陕西作家之手。在1980年代后期悲观和沮丧的氛围中，这两部小说是异数，表达的是重构世界秩序的愿望。可以不同意这两位作家的具体观点，但这种重构秩序的努力，却值得重视。
《白鹿原》希望重构的，是乡村共同体，这个共同体打上了士绅结构的印记，重返儒家思想的愿望，意味着保守主义的隐隐欲动。这是改革进行了十年以后，共同体重新进入当代文学视野的一种表征，也意味着强势崛起的个人对社会共同体的撕裂。
《平凡的世界》的视野要更为宏大，全景的叙事视角几乎囊括了1980年代的改革现实。路遥没有回避改革带来的各种问题，这些问题通过各种社会场景的扫描得到艺术地再现。在这些叙事中，高加林隐匿了，孙少平出现了。
路遥和高加林有相似之处，同样来自乡村，同样对“现代文明”有着强烈的憧憬，这些相似之处，使得《人生》的叙事视角更多地集中在高加林身上。但是，路遥毕竟不同于高加林，路遥的性格和更为宏大的政治理想是高加林无法承担的。路遥的政治理想在《人生》中被压抑，但是在《平凡的世界》中展现无遗。当然，在《平凡的世界》中，路遥的这种政治理想是非常隐蔽的。
孙少平代表了路遥的另一种面向，这个面向希望积极介入现实，并且重构世界秩序。
但是，孙少平是不成熟的，孙少平的离开，更多的是游历，是性格和思想的磨炼。值得注意的，是孙少平的底层经历，这些经历给孙少平提供了底层的叙事视角。这个视角，在《人生》中是被压抑的，或者说，只是一种进城的理由。《平凡的世界》中出现了田富堂等老干部形象，通过这些形象，展现的是一种上层视角。值得注意的是，这一上层视角和孙少平的底层视角构成了一种遥相呼应的叙事关系。这是路遥的政治思考，也就是改革如何顾及社会底层的利益。1980年代后期，这样的思考并不多见，却是下一个时代重要的思想主题。
不过，孙少平能否承担这一重构世界秩序的重任，仍然是一个问题，根本的原因，仍然在于对未来的设想。但是一个重要的思想史命题，却在这种思考中浮现。
1980年代，是一个“少数”的时代，这个少数指向新的社会精英。1980年代前期，少数代表了多数，这是1980年代作为黄金时代的根本原因。但是随着改革的深入，也应该看到，这个少数和多数之间产生了裂痕。孙少平的游历或者经历，可以视为少数重新走向多数的努力。这一点，是重要的，即使在今天，仍然是一个重要的主题。
1990年代，将会终结1980年代的各种表述，市场的强势崛起，从根本上改变了这个世界的各种秩序。但是1980年代的文学表述可能会给后来的时代带来各种思考，毕竟，那是“来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