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一个不恰当的比喻，在天使阶段进入的投资人看项目，有些像“盲人摸象”，因为处于这个阶段的企业很难有完整、直观的表现让人去做判断。
作者 | 梁宵
来源 |中国企业家杂志
（ID：iceo-com-cn）
许轶是个有故事的人。
简单地说，是一个“差生”如何逆袭的剧本：“小学生”许轶在上课的时候总是动来动去，经常被老师罚站，公认的差生身份让他一度很自卑；不过三年后的他“改头换面”，一路打怪升级，不断刷新周围人的想象：大三就在新东方执教，之后成为新东方历史上第一个考入世界顶级商学院——斯坦福商学院的人，2008年毕业赶上了金融危机的“风口”，他依然获得了高盛的Offer；如今，他创建了自己的公司——留学信息平台“看我看我”。
他说，改变命运的是一只熊猫。那是小学四年级的时候，东北人许轶的班级集体到北京动物园旅游，这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见到熊猫，自然万分激动，当时的规定是每天有30个人有机会摸到熊猫，许轶排队的时候，前面已经有100个人，老师劝说“没有希望，不要再排了”，但许轶不为所动，从上午十点排到了下午一点半，从百名之外排到了前两名，排到多数前面的小朋友都等不及，去看鲸鱼、看海龟、看长颈鹿了——那个时候他似乎理解了阿甘，“第一次摸到大熊猫的感觉很微妙，直到现在都记忆犹新，熊猫身上肉呼呼的，好像有一种魔力，让我找到了自信。”
不知道这个故事里有没有杜撰的成分，但可以肯定的是这样的故事很对投资人的胃口。在华创-IDG天使基金2017年梦享会上，点评的投资人对“熊猫”的段子印象深刻。以至于主持人都调侃说，“是不是创始人都要讲一个故事呢？这次是熊猫，下次说不定是一个别的动物了。”
“疯狂”的创投圈
并不是每一个创业者都像许轶，讲起故事来绘声绘色，像一个轻车熟路的“段子手”。
奥本未来的创始人雷雨是另一种类型，这是一个典型的理科生，从小就对科学有着浓厚的兴趣，如今公司的命名也是为了向其崇敬的科学家——核弹之父奥本海默致敬。
他的故事没有许轶那么戏剧性，但不乏励志。雷雨本科在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攻读材料物理——这所学校历史上诞生了22位诺贝尔奖得主，他在一间1917年的老楼地下二层度过了两年“暗无天日”的研究，由于实验突破而被授予了校级最高研究奖学金。之后他被推荐到哈佛和麻省理工继续攻读，进行清洁能源的研究，一晃就是6年，他们的团队找到了一个对环境完全无害的能源材料——一个大概800纳米长、6.5纳米直径的“形同意大利面”的噬菌体。
但最终，他放弃了科学家的梦想，回到中国做起了与专业领域并不是特别相关的技术应用——教育领域的AR开发。“这样不觉得可惜吗？”
雷雨则有不同的看法，他说他曾参观过波士顿的一家电池厂，这让他清醒地意识到前沿技术与市场应用之间难以跨越的距离，他在求学期间认识的一位教授，名下设立了80多家公司——他也想做一些能够直接影响社会的事情。
像许轶和雷雨一样，怀揣着各种欲望的创业者近两年蜂拥而上——有的来自于名利，有的来自于抱负，也有的来自于野心。清科的统计数据显示，2016年股权投资市场共发生1936起天使投资案例，披露金额达122.4亿元，刷新了历史新高，2014年的天使投资总金额是2013年的2.6倍左右，接近60亿元人民币，2015年突破100亿元人民币。
这背后，自然有资本的推波助澜。在VC行业浸淫十数年的华创资本管理合伙人吴海燕就表示，过去两三年内，VC行业从几百家蹿升到几千、上万家，整个行业遇到了过去从未有过的挑战。
“过去很多年里，我以为认识这个行业里的所有人，至少听说过。但是这两年经常看到一些融资新闻，别说创业公司没听说过，投资列表上5个投资人，加上一个FA，没有一个听说过名字的。”
在这轮烧钱抢项目的争夺战中，竞争也愈发变得残酷，甚至非理性可言，吴海燕就提到，2013年投资的时候，投100万人民币可能用一年，现在两三个月可能都用不到，天使投资基金的上限也在提升，“创业的环境变得很恶劣，很多时候发现大家在做资本游戏，而不是在支持一些有价值的创业和创业者。VC支持价值创造的本质本来是一个常识，但是现在变得越来越难。”
一方面资金消耗变大，另一方面新的项目和机会却目不暇接——从2013年开始，创投市场就开始进入这个“新常态”，也正是在这一年，华创和IDG两家开始“抱团”，共同成立了天使基金，这三年，基金投资了近一百个项目，其中75%拿到了国内一线机构基金下一轮或多轮融资，目前退出项目（包括部分退出项目）所回收的现金已经覆盖掉了项目的投资成本。
基金的负责人唐大牛同样也是一个有故事的人：他参与过 4个千万投资级别的VC项目，3个投资金额是大几十万的天使项目，2个按照和创始人同样估值，几万人民币入股，并以联合创始人身份参与的创业项目，还有一个自己投入所有资金作为创始人发起的项目。
身兼投资者和创始人的双重身份也让其对两者的关系有了新的理解，在他看来，投资人应该是企业家和银行家的混合物，在不同阶段有不同的侧重，对于种子阶段的投资人来说，企业家的角色应该占到90%，天使阶段则应该占到80%，“搭配得好，资本就是企业家最好的伙伴，搭配失当，很可能成为一杯毒酒，伤人伤己。”
什么样的创始人值得投？
做一个不恰当的比喻，在天使阶段进入的投资人看项目，有些像“盲人摸象”，因为处于这个阶段的企业很难有完整、直观的表现让人去做判断。
无讼就是华创和IDG都“看上眼”的一个项目，其创始人蒋勇的一番话很有意思，他说在B轮对华创讲的“故事”同A轮跟IDG讲的“故事”相比，已经有80%不一样了，做了创始人之后他才发现，所有最初的设想，随着一步步往前走发现全是错的，创始人要不断地修正错误，最后得到经验，才能做出下一步的决定。“我们几乎没有做过正确的决定，而是在不停地改变我们错误的决定，从而使今天看起来越来越正确。”
事实上，善于做出改变也是IDG合伙人牛奎光所强调的一个创始人特质，在他看来，企业创始人会遇到很多正面或者负面的外部刺激，如何去强化或者改变不同的影响因素，不断比同行更早做出决策和行动，是他特别看重的一点。
对于初创企业的最重要的因素——创始人，吴海燕也有着自己的一个判断方法，她会看该人创业的初衷和创业方向的选择原因。
“过去几年投资创业的高潮里面，很多人只是为了创业而创业，选了一个看似很热的方向，但不是跟他的经验和痛点问题相关，解决一个不存在的问题，或者自己不适合解决的问题，这是造成失败率高的最重要的一个因素。因此，为什么要创业和为什么要做这个方向，这个原因是非常重要的。”
而在唐大牛看来，一个创始人有趣又会花钱，也是非常关键的关注点。“这样才能给未来的发展预留比较大的空间，让团队一直‘轻松’地走下去。”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创业的过程实在难言“轻松”。
七幕人生的创始人杨嘉敏讲到一个故事。主角是一个90后的姑娘，叫程何，她本来是清华大学的高材生，但毕业后放弃了直博机会，加入七幕人生的团队，参与了《妈妈咪呀》、《狮子王》、《音乐之声》等多部音乐剧的翻译。2016年做《音乐之声》时，程何被确诊中重度抑郁症，同事们劝其休息一段时间，但她却坚持下来，在掉了大把的头发，瘦了几十斤后，按时完成了《音乐之声》中文版的剧本和歌词。
“每次我坐在观众席中，看着台上唱着《DoReMi》或《孤独的牧羊人》这些欢快的歌曲时，都会在心里默想程何：把那么多难过压在心里，把欢乐毫无保留地还原给观众，这应该需要很多力量吧。”说到这里，台上的杨嘉敏克制不住地泪如雨下——为了程何，或许也是因为自己。
“创业之后，常常会遇到巨大的压力和不安全感，无从或无法跟外界言说。会有沮丧或者崩溃到痛哭的夜晚。”杨嘉敏说。
或许，这才是创业者最真实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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