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正在以惊人速度发展的国际化中国大都市，这是一个人行道上行人比肩接踵、居民楼密密麻麻、人均居住面积小得可怜的国际大都市。这里是香港，这里竞争惨烈。
从小学开始，人们就被灌输 “在经济上有为，是至高无上的成功” 的观念。很多人都把大学入学考试看作 “进入能提供稳定收入的公司” 的敲门砖 —— 稳定的工作意味着，你能在这片前大不列颠殖民地上成家立业，拥有一套比世界上任何地方都昂贵的房产。成功的压力充斥着生活的各个角落，从学校到早午晚餐桌，人们都在拼命地追求成功。在这种环境下，学生们对优秀学习成绩的追求成为了校园自杀事件背后的导火索。
2013年至2016年，香港共有71名学生因自杀而失去生命；去年，五天之内 相继有四名学生自杀，自杀者中有一名年仅11岁的儿童。在2013至2014学年以及2014至2015学年，每年就有19名学生选择自行结束生命；2015至2016学年，这一数据达到了33名。
情况却依旧在恶化。今年到目前为止，仅仅2月份一个月，就有6名学生选择用自杀结束生命。而这些自杀事件背后的原因也基本相似 —— 学生们在压力之中挣扎，无力承受之时，便从高楼之上纵身跳下。
2016年香港青少年自杀的人数很可能会超过过去任何年份，达到最高值 —— 仅仅去年第一季度，自杀的学生就达到了22人。今年6月，香港政府将会公布去年一整年的死亡状况报告。
香港的平均自杀率为十万分之十三 —— 这并不算高，韩国、日本以及中国大陆的自杀率都比香港更高 —— 但香港青少年的自杀率却在不断攀升。尽管政府教育处三月在各大学校启动了紧急措施，安排了更多的学生参与心理咨询以及师生研讨班，但各项紧急措施却回避了学业压力与学生自杀之间的关联。
当我询问教育局的工作人员，对于教育系统中学生们面临的越来越大的压力，他们采取了何种措施时，教育局的高级信息联络官道格拉斯·翁（Douglas Wun）拒绝做出评价。他也拒绝对学生自杀率不断攀升的事实做出评论，并在邮件中写道：“请原谅我记忆力不太好，你能不能提醒我一下，教育局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说过 ‘过去三年学生的自杀人数有增长？’ ”。今年早些时候，政府组织了一次特殊会议，会上有一名年轻的学生说 “学校就像监狱一样”，教育局也拒绝对此作出任何回应。
作为教育处采取的紧急预防措施之一，家长、教师、医疗专家和政府官员共同组成了一个归属于教育处的委员会，委员会为教育处预防阻止更多学生自杀提供建议与意见。保罗·依普（Paul Yip）是香港最负盛名的自我伤害研究机构自杀研究与预防中心的主任，他也担任这个委员会的组长，并在去年11月向教育处提交了最终研究报告。报告总结称，“教育系统无法解释学生自杀事件的频繁出现，” 同时表示，“教育处减轻学生学业负担的工作成效显著。”
对于那些在民间帮助青少年自杀倾向者的人来说，政府报告中的这种结论是与现实完全脱节的。“学生们之中普遍存在的压力，就是沉重的学习压力，” 在自杀预防服务中心（SPS）志愿接听自杀求助热线的马丁·刘（Martin Lau）告诉我，他每两个小时值一次班，几乎每一次值班都会有打进热线的学生抱怨学业压力太大。 “对话内容最近也开始变得更激烈，他们的情绪很不稳定。”
自杀预防服务中心的执行主任文森特·吴（Vincent Ng）说，过去的一年，香港学生自杀事件急剧增长。去年三月之前，中心每月会接到50个24岁以下学生的自杀求助热线。而去年，这一数据则涨到了每月400 —— 这一数据迄今为止依旧没有减少，自杀预防服务中心启动了专为年轻人设置的青年专用热线。
离自杀预防服务中心办公室不远，九龙最东边崎岖不平的地带，是香港撒玛利亚防止自杀协会（SBHK），协会的办公地点坐落在一个巨大的公共房产商的地下停车场上面。和自杀预防服务中心一样，撒玛利亚防止自杀协会接到的自杀求助案例也在不断攀升 —— 协会工作人员甚至在考虑安排更多的咨询师在聊天应用上提供服务，开发一个手机以及平板电脑都能支持的类似于聊天室的应用，并为学校创建一个智能机器人服务系统。
“大部分时候，很多学生面临的都是自身身份认同问题 —— 学生们一直在学习，他们并没有对未来以及自己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有任何思考，” 撒玛利亚自杀防止协会的执行主任柯莱伦斯·曾（Clarence Tsang）说。在他上高中的时候，他有个老师在当年大学入学考试开始前自杀了。
曾说，在老师自杀的前几个月，他就觉察到老师压力很大，但是他却从未想过跟老师好好聊一聊，因为学校的风气就是要排除一切干扰、专心学习。考试结束的时候，一切都太晚了，老师已经不在了。从那以后，这件事就一直跟随着他，让他难以释怀。而现在，他的使命之一就是要让大家知道：盲目地埋头学习也是件很危险的事。
一心埋头于学习会阻碍孩子们其他基本技能的发展。“我也听说过，还会有8岁大的孩子仍然要自己的父母或是佣人系鞋带；也有同事跟我说，自己到12岁时，还是家里的佣人帮着自己洗澡；家长们为孩子挤出每分每秒的时间，让他们埋头于学习，这是很大的问题。”
根据曾在工作中与有自杀倾向的学生以及家庭打交道的经验来看，因为学业压力而忽视孩子基本生活技能的发展，会给他们的生活带来巨大的挫败感，这种挫败感也是很多学生自杀背后的根本原因。“简单点来说，他们完全没有生活。整个社会培养孩子的模式都是一模一样的，都过分地强调学业，但很多家长其实也需要接受 —— 可能自己的孩子真的学习就是好不起来，他们必须看到孩子们身上其他的优点。”
防止自杀本身就是一个很难讨论并且加以强调的议题，要真正地实行那些防止自杀的措施也非常困难。自杀预防服务中心与撒马利亚防止自杀协会是香港仅有的三个同类组织中的两个（另一个是 Samaritans，香港萨玛利坦斯自杀防止协会），而香港人口目前已达到750万，并且还在不断增长。撒马利亚防止自杀协会是唯一一个接受政府资金的组织，而其他两个则主要依靠慈善捐款以及民间筹款得以维系。
依普（Yip）是 EDB 特殊关爱协会的会长，他坚定地认为，学业压力并不是学生自杀事件频发的唯一原因。依普说：“教育系统当然有相关性，但我们千万不能把一切都归因于学业压力。”
依普说，在对37起学生自杀事件的调查中发现，大部分的自杀事件背后都不只一个原因，学业压力可能是这些诱因之一，但要将这些事件全部归因于学业，那就太不准确。他说：“我们不应该这么看待这些问题。” 他还说，在香港中学生里，那些在读生比辍学生的自杀倾向小得多。
“香港赛马会防止自杀研究中心（CSRP）公布的数据显示，15岁至24岁的在校学生比那些辍学或者失业的孩子过得更好一些。今年1月至3月，学生总体自杀率确实有所增长，但在校生的自杀率仍然比非在校生的自杀率低得多，” 依普如此跟我们说。
由家长、老师以及健康专家共同组成的市民预防青少年自杀联盟会（CAPYS）成员奥迪龙·库赞（Odilon Couzin）却对依普的说法表示反对，“这种说法未免太过极端，很多我接触过的家长都认为学业压力给孩子们生活造成了巨大影响，这种压力和自杀以及自杀倾向有着密切联系。” 去年年底，联盟发起的一项在线调查表明，2万多名参与者都认为学业压力是学生自杀最直接的原因。
他说：“要改变这么多年建立起来的考试制度，这是件非常困难的事情，而考试成绩又关系到学生和家长的尊严问题 —— 家长们希望孩子成绩好，考试系统也在不断地升级。”
在香港，无论是在学校内还是学校外，教育都在社会的方方面面都占领着至关重要的地位，拒绝改变教育系统在这种背景之下也显得不足为奇。教育在香港不只是一种文化，还是一笔大买卖。万事达（Mastercard）在2015年发起的一项调查表明，家庭平均为孩子教育付出的花费占据了全部消费的30%，很多钱都花在了孩子初中课外补习班上。
“我个人来说，我真的不知道能做些什么来改变这种状况，” 咨询师刘说，“学生们觉得父母以及朋友给予的关爱太少了，但作为公益组织，很显然，我们不能替代教师、家长，或者政府。”
1月23日，香港教育处宣布，他们将会在三年级学生中强制推行标准考试系统 —— 尽管公众的反对声不绝于耳，很多市民都认为小学就实行考试制度实在是太早了。克莱伦斯·曾说，“整个教育系统、学校、老师可能都无法改变，但家长们可以 —— 他们是唯一可以保护他们孩子的人。”
Translated by: 陈大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