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跃华医生引起的争议很大。反对他的说他是骗子,游医,在不知道毒副作用情况下拿病人当小白鼠,苯酚治疗没有任何科学依据。支持他的人认为人命关天,不应该以资格论英雄而是应该按照效果论英雄。反对他的认为他所谓的治愈是幸存者偏差,新冠本身就是会自愈的自限性疾病。支持他的认为他敢不戴口罩不怕传染去治疗病人,至今测试为阴性,全中国也就他一个足以证明有效。反对他的人认为如果真的有效,为什么国家不采用这么便宜的治疗方法?支持他的人认为他动了医药利益集团的蛋糕,他被打压。反对他的拿出湖北省卫健委对他的调查书确定了他是无证行医,应该受到法律制裁,支持他的认为有证书和好医生是两把事,没有证书不代表他不是好医生。
我在我的微博上做了一个调查,结果很有趣:
我的调查中大多数的网友支持李跃华,其中坚决支持他比例为51%,认为他情有可原的占17%,完全反对他的占32%,也就是三分之一。虽然灵哥的数据只是一个小样本,但也可以看出支持李跃华的绝对不是少数。
在支持者和争论者的疯狂互怼中,很多专业医疗人士和科学控是不相信苯酚穴位注射疗法,不认为李跃华的15个案例能证明有效性。但这其实不是支持李跃华的人关注的点,支持李跃华的也并不是所谓缺少科学素养,非理性。
更深层的原因是很多人在李跃华坎坷的经历上身上看到了自己的身影。
首先李跃华的的确确是一个正牌的医科大学生,而不是所谓的江湖医生。而且在他那个年代,高中录取率也只有5%,更何况大学了。他的高中母校也是武汉赫赫有名的华中师范大学第一附属中学。李跃华曾经的同学们很多都在各大医院成为独当一面的主任,副主任,没有一个同学出来否认他的学历。相反他有同学证明了他当初是一个既努力成绩又很好的学生。
但是他却没有能走向和他那些优秀同学一样的走上人生巅峰,成为专家,赢娶白富美的路,相反他最终变成一个无法办证的小私人诊所老板,靠口碑获得一些客户治疗疑难杂症。他肯定是没有赚到什么钱,因为在公开的媒体报道中,他救治新冠,只收取几百块人民币。我读到有的家庭他去救治没有提过钱,而那家三口人就想治好以后再给,但最后也不确定究竟是否是李医生的医术有效,到现在也没有给他支付过诊费。没有什么案例或者报道指向他收取病人不合理的高额诊费。
他的“沦落”源自于他在沈阳军区做军医时对卫生队长腐败的举报,由于司务长经常把集体的米面油拿回家,李跃华告发,甚至一直告到解放军报。最终他不得不离开军队。
他随后在武汉汉口区的永丰医院做了几年医生,但后来他去了几家药厂或者医药公司当销售代表。如果他想赚钱,销售代表干下去,相信能赚很多钱,但是他还想继续行医,他发现他的兴趣还是当医生,他去了深圳,随后辗转于几家不同的民营医院,因为看不惯民营医院想方设法坑患者的行为,他最终离开然后开办个体诊所。
李跃华的医师资格证,据他述说,最开始的时候被民营医院老板骗,他提供了资料,结果给他办了个假证。后来他去了汉阳一家体制内医院,领导说在医院干两年就办证,但实际上又一次被忽悠,干了两年半什么手续都没办成,领导还换人了。之后他只能办私人诊所。医师资格证是1999年开始有的事物,理论上之前李跃华这样正规医科大学毕业生是可以凭过去的学历和资格申请到的,但实际上体制却并没有给他这样的机会,而相关的基层行政部门采取了以罚代办的模式,默认了他非法行医。
他的这些经历就是一个好人,但不会混社会的故事。在很多功成名就的人看来,李跃华是个不折不扣的Loser,有着名牌大学的资格却混的这么不体面。但在大多数办事无门的老百姓眼中,李跃华反而成为了一个不和利益集团同流合污的平民英雄。他敢于实践,敢拿自己的身体做实验注射不同剂量的苯酚来治鼻炎,敢自信的不戴口罩去给患者治疗新冠肺炎,隔离后,三次测试他都是阴性,完全无感染。他一辈子没有按照社会阶层跃迁给定的既定规则做事,所以他空有名牌医科大学的身份,但却在食物链的底端。
李跃华被湖北卫健委调查认定为非法行医后,有很多人欢呼。他们欢呼不是真的抓住了李跃华医术方面的问题或者漏洞,更多是他们认为李跃华不遵守规则,他应该为不遵守规则而被处罚。这是很能理解的,因为的确社会有一大批人是规则受益者,或者正在走向规则受益者的路上。
社会有规则,有秩序本身是没有错。中华民族从3000年前的周礼开始就讲究社会秩序社会规则。但是一旦规则僵化后形成了权力寻租就成了问题;大多数的老百姓是韭菜,无法通过博弈规则获益。规则僵化以后实际上形成了不公平的竞争,如果名牌大学都录取素质教育的孩子,那没有钱请钢琴家教的就一定博弈不过有钱请钢琴家教的。在这样的情况下,大多数人就不会认为既定的规则是百分百合理的,是能保护老百姓fairplay的。
过去二十年各行各业的所谓办证,最终都以规范市场为名实际上被执行成为了提高行业壁垒。并且让本来初衷很好的资质审核变相成为了一个权力寻租。我以前开过网页游戏公司,就有专门的中介黄牛公司负责问相关主管单位申请批文。如果你直接去找相关主管单位去办,往往是找不到如何办的门路的,通过中介出钱很快就解决了。而市场一旦被“规范”后,市场就被大企业所垄断,小团队再也没有能力通过所谓的“创新”来获得公平的市场竞争,而是必须卖身给大公司或者在大公司打工。个人在求学工作方面申请或者考取的各类证书也往往花费不菲,家庭经济能力当然也就成为保持或者跃升社会阶层的前提条件,经济条件弱的天然就输在了起跑线上。
当然这也不是简单体制的错,把一切归于体制是懒人的思想。社会的确变化太快,阶层和利益变化太快,但制度和执行的人思想往往是滞后的,行动往往是缓慢的。
在过去移动互联网发展的十年中,社会思潮有巨大的变化,比如新一代年轻人非常爱国,对自己国家道路非常有自信,不像不少70后80后潜意识还是觉得欧美国家更好,赚到钱第一件事就是移民。但你不得不承认留给年轻人的上升通道已经比过去大幅收窄,年轻人为自己的教育投入的成本也大幅增加。
此外随着互联网整体的下沉,微博微信的全民覆盖,电商下乡,直播兴起,三四线城市的网民开始越来越能在互联网发出自己的声音,在过去这是被忽视的人群。但现在这些人群已经不再是信息孤岛,他们的声音可能比一线城市的白领还要大,一方面是数量级大,另外一方面他们要改变现状的欲望更大。但既定很多规则对他们是不利的,大城市户口,农民工孩子上学。阶层跃升的确更难了,因为很多领域都形成了既有规则,而为了往上走需要付出的金钱精力太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