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部环境在人没有意识到的情况下，左右着人们的决策，这是因为外部事物在我们脑中变成了另外一件事物，“欺骗”了我们。而之所以能欺骗我们，是因为相似而产生了“隐喻”。
文 / 汪洋 本刊主笔
世界远比我们想象的荒诞，或者说人们习惯认为荒诞不经的故事，并非那么不真实；而人们认为真实的，也未必那么真实。用隐喻描述的事件随着时光的流逝，变成了神话，用直白方式描述的事实随着传播的一次次“忠实”转录，最终面目全非，变成了“谣言”，基因传播类似后者。
打开现象之门后，空间的钥匙便是隐喻。一旦钥匙丢失了，我们便只能停留在某一扇门前，对门后的一切一无所知，于是便有了神话，有了“天书”。
一个简单的例子，很多人们当下正在传播的段子就是这样。尽管故事使用的元素与故事所指的标的毫不搭界，但在这个由“共许”组成的时空场景中，人们仍然能够准确地释读。而时过境迁，隐喻失效，短短一百年后，“维尼熊和跳跳虎”就只是维尼熊和跳跳虎了。反之，有的人也真的会相信大明湖畔有“夏雨荷”，或者认为类似夏雨荷的事实存在过。
前者如英国考古学泰斗亚奇伯德·亨利·萨伊斯（Archibald Henry Sayce）所言，神话也罢，宗教也罢，都有两套剧本，一个版本由字句组成，讲述着天马行空的神话故事；另一个是故事所隐喻的真实事情，当事人明白，而我们却难以知晓。
“标月指”是释迦牟尼经常引用的譬喻。在《楞严经》中，他说：“如人以手，指月示人。彼人因指，当应看月。若复观指以为月体，此人岂唯亡失月轮，亦亡其指。”“这是月亮”，有人说着把月亮指给别人看，如果这个人以为手指叫月亮，便不但误读月亮，也误读了手指。同时期的古希腊大哲赫拉克利特也说：“如果人们拥有未开化的灵魂，眼睛和耳朵只是无力的证明。”
所以面对文献和出土材料，几千年后的萨伊斯一脸茫然，他疑惑地说：“一直以来，神学家太喜欢寻章摘句，在一段文本中看到太多的原作者并不了解或想表达的内容。除非有确凿证据，否则我们不能用现代学术观点在古埃及文献中寻找类比与相似的含义。然而，另一方面，我们或许对拘泥于文字的做法太过苛刻。语言是比喻的集合，对于神学语言更是如此。”
这在中国历代学者身上也很明显，像《诗》《书》《礼》《易》《乐》《春秋》这样的上古文献，历代都有注释，注释者在生前身后都会因此享有盛誉。其中，一个严重的问题，即古代文献和注释者的理解有多大的重叠度，里面有多少是注释者的过度阐释或者说私货。于是，“我注六经”还是“六经注我”就成了问题。像康有为这类人为了实现个人政治目的所进行的学术研究，就必然属于“六经注我”，将自己包装成“当代圣人”。
在如何获取历史真相上，理解其语言的精神与内在的抽象含义自然只能通过史料。同时，萨伊斯建议：“我们必须在感官的世界中解读每个字词的含义，就像我们借助视觉与听觉欣赏一幅画、一首音乐一样。我们了解或相信的道德世界与精神世界，通过感知与史料，呈现在我们面前，离开了大脑，思维不可能得以进行，我们也不能将对与错、美与善的观念，通过现象世界的类比，向别人乃至自己表达。”
萨伊斯不那么信任字句呈现出的字面意思，而他所说用感官去理解，无非如同读诗一样，用视觉捕捉字词，再在心脑中，调动其他虚拟的感官来理解它。问题在于，或许这种方式可以接近原本的意味，但也不可能完全重合，何况对同一首诗，不同的读者会有不同的理解，这也是正常的现象。
诗往往就是二重世界的集合物，所以康、雍、乾三代会为此大兴文字狱。尤其是在清廷统治已经非常稳固的乾隆时期，文字狱不但更多，而且株连更广。这类由乾隆帝亲自领导办理的政治案件，对诗句的释读基本上都是无厘头的，但处理起来，又是杀戮一片。
以乾隆帝的智商，内心未必相信这些作者真有反清复明的意思，而是小题大做，这里面又存在另一个隐喻，即恐吓有可能去书写和传播不和谐声音的人，于是天下“噤若寒蝉”，江山永固。
六祖慧能说“烦恼即菩提”，感觉世界和真相不即不离。愚钝如我们用感官去理解隐喻也并不容易。不过，当代的心理学家们会说，是隐喻改变了由感觉产生的世界。在他们的实验中，人的感觉是如此不可靠，比如环境的色彩会影响人的感觉，以至于会下意识影响人的行为。
在新千年之交，苏格兰格拉斯哥市政府偶然发现了一项能显著预防犯罪的措施。一家被政府雇佣的建筑承包商在城市中各个明显的位置安装了蓝色电灯，以美化环境。然而，警方意外统计到，沐浴在新型蓝灯下的街区，犯罪活动急剧减少。日本奈良县受到启发，在犯罪高发地区安置了152盏蓝灯，犯罪率下降到只有往年的9%，铁路自杀事件也几乎不见了。
实际上，最终大家认为是蓝色灯光和警灯颜色相似改变了人们的行为，人们下意识地认为这里始终有警察在巡视。这不是蓝色有什么魔力，而是蓝光的隐喻，给人以感知的错觉。
在中国商周时期的青铜器上，有一个常见的图式，即一张狰狞的脸上有两只突出的大眼睛。过去人们往往认为这是神话中不停吃东西的怪兽饕餮，近来也有学者认为是商代祖先帝喾的形象。这如同有些网民用“囧”字来指代姚明的脸，总之都缺乏说服力。
在商代早期的青铜器上的兽面纹更简单，就是脸部线条和两个代表着眼睛的大圈。同样，在巴厘岛的古代建筑上，被强调了的大眼睛也比比皆是。
今天的人们偶然发现，眼睛的图案可以遏制犯罪，而古代人通过经验，早已在实施了。
几年前，英格兰纽卡斯尔大学心理学系几名教师发现，教师们总是不往诚信箱里放钱，就取走茶或咖啡。厨房里贴着通知，要求来喝饮料的人支付一小笔费用：茶30便士、咖啡50便士、牛奶10便士，但诚信箱中，钱的增长远不及茶、咖啡和牛奶的消耗。
他们知道人在监视的情况下，道德罗盘会转动，但他们还是觉得安装摄像头显得反应过度。于是他们采取了一项干预性研究，10个星期里，他们每个星期都在价目表上贴一张不同的图片，有时是各种鲜花，有时是一双眼睛。
他们将咖啡和茶的消耗量，按指数折换成牛奶的消耗量，在每周结束后，统计人们往诚信箱里投了多少钱。结果是，价目表上贴着人眼时，平均每消耗1升牛奶，人们投入了42便士，而在贴着各种鲜花的日子里，一升牛奶只能换到15便士。
英国西米德兰兹郡警察局对这项研究大为好奇，于是推出了“活力行动”，在伯明翰张贴海报，海报上画着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并配上“罪犯逃不出我们的双眼”的文字。警方认为结果好得出奇——抢劫案减少了17%。
这正如法国哲学家萨特所说：人们一旦想象有人盯着自己，就会注意自己的言行。
遍及古代世界的“大眼”符号，无非就是提醒自己和他人要懂得戒惧——做事要战战兢兢，如履薄冰，才有好的结果。
不断有心理学研究揭示出各种颜色、气温、周围的人、文化、名称、标签都能在人没有意识到的情况下，左右人的决策和行为。可以说，这些外部事物在我们脑中变成了另外一件事物，“欺骗”了我们，之所以能欺骗我们，是因为相似而产生了“隐喻”。
这也是最让营销学教授们兴奋的地方，沃顿商学院市场营销学教授乔纳·伯杰（Jonah Berger）研究发现，人买什么车，少不了受隔壁老王的影响，而当事人要么意识不到，要么不愿承认。【点击标题阅读研究全文：别不承认，你买啥车是“隔壁老王”决定的！】
纽约大学营销学者奥尔特则指出：“我们人生中各种琐碎决定，无时无刻不受外部那些我们难以察觉的微小力量的影响”，“你的意识就是10亿次小小的蝴蝶效应带来的集体结果”。
很多时候，人们也是通过隐喻来学习的，前苏联学者瓦赫罗夫说：“类比像闪电一样，可以照亮学生所学学科的黑暗角落。”有人问爱因斯坦：“相对论到底是什么？”爱因斯坦回答：“你坐在美女旁边一小时，感觉就像一分钟，你夏天在火炉旁边坐上一分钟，感觉像一小时，这就是相对论。”
认知语言学家莱考夫和约翰逊认为隐喻不是文学的专利，他们将它定义为“以一件事物认知另一件事物”。在学习专家斯科特·杨看来，脑子中高速公路让人们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思考，以不曾想过的方式将常人认为风马牛不相及的专业联系起来一起思考，这就是创造。而打造高速公路的方法就是隐喻。
最后，回到考古学家萨伊斯那里，他说：“用纯粹的自然的形式去解读比喻的语言，会将我们导向谬误。不幸的是，人们总是犯这类错误。”而那些禁毒广告在字面的警戒意思外，往往是某个地区毒品泛滥的隐喻。同时它也给了瘾君子们一个与毒品相关的提示，所以禁毒广告的社会效果常常与做禁毒广告的善良人们的期望背道而驰。
本文全文刊载于《中欧商业评论》2017年1月刊，转载请联系后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