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礼类与礼目的划分，由来已久。《礼记》以“冠、婚、丧、祭、乡、相见”为六礼，在讲礼的序列时，又言：“礼始于冠，本于婚，重于丧、祭，尊于朝、聘，和于身、乡，此礼之大体也。”如此，礼又类分为八。《周礼》则以“吉、凶、宾、嘉、军”为五礼，每一礼类又有具体规定，“以吉礼事邦国之鬼神示”“以凶礼哀邦国之忧”“以宾礼亲邦国”“以军礼同邦国”“以嘉礼亲万民”。
个别文字可能因所依版本而不同，此据郑玄注，贾公彦疏，彭林整理《周礼注疏》，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第646、663、666、669、670页。
在此规定下，礼类细目繁多。以五礼之首“吉礼”为例，诸如圜丘祀天、祈谷、明堂、五帝、四时祭、日月星辰、方丘祭地、社稷、城隍、四望山川、五祀六宗、宗庙时享、禘祫、祭先圣先师、功臣配享、贤臣祀典、亲耕享先农、亲桑享先蚕、享先火、享先炊、享先卜、享先医、祭厉等均属吉礼的仪文节目。
五礼与六礼的体系，构成了后世礼书的主要书写方式。隋唐以后，五礼成为官方礼典的基本框架模式。
关于五礼制度化的过程，参见梁满仓《魏晋南北朝五礼制度考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第126~177页；杨志刚《中国礼仪制度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第156~176页。
宋代所颁行的《开宝通礼》《礼阁新编》《太常因革礼》《政和五礼新仪》《中兴礼书》等均以五礼作为叙礼框架。此外，宋代士大夫从日常生活秩序的角度，强调冠婚丧祭四礼为“礼之大者”
程颢、程颐：《二程集》，王孝鱼点校，中华书局，2004，第240页。
、“人道之大者”
罗泌：《路史》后纪卷九下《高辛纪下》，中华书局《四部备要》排印本，第116页。
、“民生日用之礼”
何坦撰，张剑光整理《西畴老人常言·止弊》，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编《全宋笔记》第6编第9册，大象出版社，2013，第23页。
，因此，这一时期专注于四礼的成果十分突出，一些官员还专门从国家礼典中撮要、辑录冠婚丧祭，编著礼书，改五礼为冠婚丧祭四礼的叙礼构架。
参见陆敏珍《宋代家礼》，中华书局，2022，第78~86页。
传统时代关于礼的分类惯例与仪节细目，构成了近年来学界礼研究题材选择的一个面向。从一定程度上讲，礼类礼目发展成一些演绎性体系，并以一种统一的方式应用到不同的主题研究之中。
在五礼的框架下，直接以宋代吉礼、嘉礼、宾礼、军礼、凶礼入题的研究并不少见。学者或以唐至北宋作为观察时段，探讨社会转型时期吉礼变迁的过程；
朱溢：《事邦国之神祇——唐至北宋吉礼变迁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
或通过排比礼典记载来梳理宋代嘉礼的条目分类，按类分述其中的主要内容及其反映的时代特征，而仪式过程中的用乐情况亦成为独立的考察单位。
张志云：《亲和万民——宋代嘉礼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0；李芸倩：《宋代嘉礼用乐研究》，硕士学位论文，河南大学，2019。
同样从礼书出发，有学者按时间脉络讨论了北宋宾礼制定的原则与调整，有学者则着眼于这一时期宾礼的演变以及在多个政权并存的情况下，宾礼政治化与去政治化趋势的意蕴。
朱溢：《北宋宾礼的建立及其变迁——以礼仪制度原则的讨论为重点》，《学术月刊》2014年第4期；许玉龙：《宋代宾礼研究》，河南大学出版社，2021。
对北宋军礼的具体内容及发展进程、礼制特点、实际意义做一般性概述，也成为学位论文的选题。
刘春：《北宋军礼研究》，硕士学位论文，辽宁大学，2020。
除了单个礼类外，还有人统摄吉仪、凶仪、军仪、宾仪、嘉仪的体系来讲述辽朝的礼制。
王凯：《辽朝礼制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吉林大学，2017。
不可否认的是，那些以吉凶宾军嘉礼为题的研究，很多只是根据研究主题来确定的大类视域，而非对五礼礼类全部内容做出的讨论，对于礼类之下名物、制度、仪节等更为详细的观察则来自各自的专门分析。
比如，吉礼中的郊庙礼，一向为学者所重。从20世纪80年代起，中外学者从不同角度切入这一议题。山内弘一按时间顺序梳理了北宋郊祀礼仪的概况，探讨了太庙礼仪以及恭谢天地礼仪、神御殿与景灵宫祭祀的内容与变迁。在小岛毅关于中国古代郊祀礼仪所做的通贯研究中，唐宋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环节，他讨论了这一时期郊祀的配侑原则、天地分祭与合祭的争论等问题。杨倩描则着眼于郊礼中皇帝的亲祀，并以此来说明亲郊的政治性。
参见山内弘一《北宋の国家と玉皇——新礼恭謝天地を中心に》，《東方學》第62辑，1981年；《北宋時代の郊祀》，《史学雑誌》第92编第1号，1983年；《北宋時代の神御殿と景霊宮》，《東方學》第70辑，1985年。小岛毅《郊祀制度の変遷》，《東洋文化研究所紀要》第108册，1989年，第153~194页。杨倩描《宋代郊祀制度初探》，《世界宗教研究》1988年第4期。
进入21世纪，对宋代郊庙礼的探讨逐渐细化，学者对诸如北宋南郊神位的变革、南宋郊祀、太庙、景灵宫祭祀的整顿、宋代官员的郊祀赏赐、郊祀礼仪中的助祭官吏群体等话题均有涉及。
高桥弘臣：《南宋の皇帝祭祀と臨安》，《東洋史研究》第69卷第4期，2011年；吴铮强、杜正贞：《北宋南郊神位变革与玉皇祀典的构建》，《历史研究》2011年第5期；曹福铉：《宋代对官员的郊祀赏赐》，姜锡东、李华瑞主编《宋史研究论丛》第6辑，河北大学出版社，2005，第66~83页；王刚：《宋代郊祀大礼中的下层助祭官吏群体——以执事官和执事人为中心的考察》，《北方民族大学学报》2019年第2期。
学位论文选题对宋代郊庙礼的兴趣，也在这一时期集中出现。有人对北宋的郊祀概况做一般性叙述，有人探讨了南郊郊祀制度的思想渊源与制度变革，有人则以北宋士大夫关于郊庙祭祀的讨论为观察对象，还有人专门讨论了元丰南郊祭祀礼制改革的起因、内容与影响，与郊庙礼相关的明堂、郊庙歌辞等作为题材的论文也相继出现。
以下仅按学位论文出现的时间罗列些许。萧夙雅：《礼与非礼：北宋士大夫对郊庙祭祀的议论》，硕士学位论文，台湾清华大学，2002；罗琼：《宋代郊庙歌辞研究》，硕士学位论文，首都师范大学，2011；杨高凡：《宋代明堂礼制研究》，博士学位论文，河南大学，2011；孙继辉：《尊君与礼制——北宋元丰南郊祭祀礼制改革考论》，硕士学位论文，河南大学，2012；江云：《北宋郊祀研究》，硕士学位论文，河北大学，2016；袁菊花：《北宋南郊郊祀制度变革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延安大学，2018。
嘉礼与凶礼的内容繁复、细目甚广，但聚焦一个时代的朝礼以及冠、婚、丧、祭、乡饮酒等礼仪的各个层面，从不同角度对之进行解读，成为重要的学术议题。金子由纪曾专注于宋代的大朝会，按南北宋来分论；
金子由纪：《北宋の大朝会儀礼》，《上智史学》第47号，2002年；《南宋の大朝会儀礼——高宗紹興15年の元会を中心として》，《紀尾井史学》第23号，2003年。
姜锡东等人则通过统计北宋大朝会的次数，勾勒礼仪仪式、服饰、仪卫、用乐等仪节，来说明大朝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重要性，强调其在凸显皇权上的意涵与象征意义。宋代礼官针对大朝会礼乐所进行的雅正化改革过程也进入学者的视野。
姜锡东、史泠歌：《北宋大朝会考论——兼论“宋承前代”》，《河北学刊》2011年第5期；付志杰、郭乃贤：《论皇权至上——以北宋正旦大朝会为切入点》，姜锡东主编《宋史研究论丛》第14辑，河北大学出版社，2013；乔楠：《礼仪背后：北宋大朝会意涵探究》，《洛阳师范学院学报》2014年第4期；杜珊珊：《宋代大朝会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安徽师范大学，2014；刘潇遥：《从嘉礼到宾礼——宋代大朝会礼用乐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天津音乐学院，2022。
与冠礼相关的字说既是历史学者的论文选题，也是文学研究者的关注对象，他们考论宋代字说的文体渊源与文体功能，梳理冠笄之礼与字说兴衰的历史流变。
叶国良：《冠笄之礼的演变与字说兴衰的关系——兼论文体兴衰的原因》，《台大中文学报》2005年第12期；曾枣庄：《君子尚其字——论宋代的字序》，《宋代文学与宋代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第125~141页；刘欣：《父兄的叮咛——宋人“字说”解析》，《孔子研究》2009年第6期；刘成国：《宋代字说考论》，《文学遗产》2013年第6期；张海鸥：《宋代的名字说与名字文化》，《中山大学学报》2013年第5期。
在婚礼的研究中，漫谈宋代婚礼的基本知识，介绍都城东京的婚礼仪程，讲述从皇帝至士庶的婚礼仪式与制度规定，明确宋代婚仪文书的文体特点、形态及其文学性等论文在过去的四十年不间断地出现。
刘德谦：《交杯酒及其他——漫话宋都婚俗》，《文史知识》1983年第9期；吴宝琪：《宋代的婚姻》，《历史知识》1986年第5期；朱瑞熙：《宋代的婚姻礼仪》，《文史知识》1988年第12期；吕友仁、王立军：《宋代婚礼概述》，《殷都学刊》1991年第4期；刘春迎：《试论北宋东京婚俗的几个特点》，《河南大学学报》1997年第2期；郝美田：《北宋东京的婚程礼仪》，《华夏文化》1999年第3期；李瑷月：《宋代婚礼礼制研究》，硕士学位论文，西北大学，2012；方丽华：《宋代婚仪文书之文体形态研究》，《安徽文学》2010年第4期；邬志伟：《论宋人婚书的文体形态与文学性》，《暨南学报》2015年第8期；张倩：《南宋婚书研究》，硕士学位论文，西北大学，2018。
丧祭礼的研究议题是多种多样的。20世纪90年代，叶春芳在同一种杂志发表多篇论文，叙述了北宋皇帝丧礼与葬礼的主要内容、性质及对社会的影响；
叶春芳：《北宋皇帝丧礼探考》，《深圳大学学报》1993年第3期；《北宋皇帝葬礼探考（上）》，《深圳大学学报》1993年第4期；《北宋皇帝葬礼探考（下）》，《深圳大学学报》1994年第2期；《北宋皇帝丧葬礼仪的性质及其对北宋社会的影响》，《深圳大学学报》1995年第3期。
赵旭则考察了私家祖考祭祀形式的演变；陆敏珍从宋人对祭先文化符号的有意区隔中，讨论了家庙与祠堂所代表的象征世界；
赵旭：《唐宋时期私家祖考祭祀礼制考论》，《中国史研究》2008年第3期；陆敏珍：《重写世界：宋人从家庙到祠堂的构想》，《浙江学刊》2017年第3期。
徐洁考述了金代各类国家祭礼并论及了祭礼的管理机构与礼官选任。
徐洁：《金代祭礼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吉林大学，2012。
这一时期有关乡饮酒礼的研究议题嵌套在唐宋时期科举制度发展的历史语境之下，学者集中考论该时期乡饮酒礼的缘起、演变与推广，分析宋代乡饮酒礼的仪礼空间，考察鹿鸣宴与乡饮酒礼的关系以及鹿鸣宴的兴衰历史等问题。
申万里：《宋元乡饮酒礼考》，《史学月刊》2005年第2期；王美华：《唐宋时期乡饮酒礼演变探析》，《中国史研究》2011年第2期；杨华：《朱熹与宋代的乡饮酒礼变革——兼论礼典设计对地方官僚政治的回应》，《武汉大学学报》2019年第3期；山口智哉：《宋代乡饮酒礼考——仪礼空间としてみた人的结合の“场”》，《史学研究》第241号，2003年；祝尚书：《论宋代的鹿鸣宴与鹿鸣宴诗》，《学术研究》2007年第5期。
军礼与宾礼的礼目虽然不是研究者关注的重点，但对某些仪节以及礼仪事件的特别关注依然带来了新的解读。比如，军礼中的讲武礼曾引起部分学者的兴趣，他们探讨了北宋讲武礼的内容、兴废及朝政变化，分析了北宋讲武礼发展变化的原因。
陈峰、刘缙：《北宋讲武礼初探》，《清华大学学报》2007年第5期；陈峰：《宋代讲武礼的主要内容及其演变》，《国学学刊》2010年第1期；尹承：《北宋讲武礼新探》，《中国史研究》2017年第1期。
关于亲邦国的宾礼，学者结合日本来华僧人成寻的游记等材料，考察了唐后期至北宋外交使参与朝议的“听政制度”，探讨了北宋接待外国使节的各项礼仪。
广濑宪雄：《唐后半期から北宋の外交仪礼——“对”の制度と关连して》，《史学杂志》第118编第7号，2009年；曹家齐：《宋朝对外国使客的接待制度——以〈参天台五台山记〉为中心之考察》，《中国史研究》2011年第3期。
除了历史中被表达出的五礼、六礼、八礼的惯例之外，宋代士大夫以冠婚丧祭等四礼为主要书写对象的偏好，不仅留下了司马光《书仪》与朱子《家礼》等对后世影响甚广的家礼文本，今人以这些文本作为主要考察对象的历史研究，还成为一种专门学问。有学者将之当作宋代兴起的新型礼制体系——民间仪注、民间家礼；
吾妻重二著，吴震编《朱熹〈家礼〉实证研究》，吴震等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杨志刚：《〈朱子家礼〉：民间通用礼》，《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4年第4期；王立军：《宋代的民间家礼建设》，《河南社会科学》2002年第2期。
有学者考订宋代出现的四礼文献，分析四礼的时代变化并阐明其中的礼意；
杨逸：《宋代四礼研究》，浙江大学出版社，2021。
有学者则将宋代家礼当作一种集体写作规范的历史场景来考察，探讨家礼文本的书写概况与文本产生的历史语境，勾画宋代家礼文本经典化与知识通俗化的过程。
陆敏珍：《宋代家礼》，中华书局，2022。
与礼相关的历史记载进入研究领域时不可避免地会与其他的话语和实践形成派生的关系。比如，作为一种研究类型，当我们使用“礼法”“礼制”“礼学”“礼俗”“礼乐”等名谓时，“礼”的后续词汇所具有的限定性，在一定程度上规定了研究的内容、进路与方法，它昭示着法律史、制度史、学术史、民俗史、音乐史的视域，以及裹挟在其间的社会史、思想史、文化史的解释框架。
中国新史学建立伊始，梁启超曾建议将礼学从经学中解脱出来，主张从制度史、风俗史的取径对礼学做史学的探讨。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商务印书馆，2011，第232页。
1943年，陈寅恪出版了《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他以“礼仪”开篇，从政治史的角度出发探寻了隋唐礼制的由来，其研究思路与方法成为礼制史研究的范式。在后来以朝代作为线性序列的通论性著作中，历史脉络中的宋代礼制成为不可缺少的书写环节。
杨志刚：《中国礼仪制度研究》；陈戍国：《中国礼制史》（多卷本），湖南教育出版社，2011；汤勤福：《中华礼制变迁史》（多卷本），中华书局，2022。
除了通论外，单论一朝一代之礼制亦成为常见的叙述框架。有学者以“宋代礼制”为题，在探讨《宋史·礼志》的史源时，兼及了宋代礼制的实施、变迁与趋势；
王志跃：《宋代礼制研究》，人民出版社，2017。
有学者则讨论了金代礼制的结构与特点、地位与影响，分析其礼制中的汉化问题与制度改革；
张博泉：《金代礼制初论》，《北方文物》1988年第4期；李旭：《略论辽金礼制汉化问题》，《史学月刊》1992年第1期；安丽春：《试论金代礼制的渊源特点和历史作用》，干志耿、王可宾主编《辽金史论集》第8辑，吉林文史出版社，1994，第252~264页；陈相伟：《从史书和碑刻看金代礼仪制度的改革》，《北方民族》1991年第2期。
西夏礼制的发展背景、具体内容也有了相应概述。
宋兆辉：《西夏礼制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宁夏大学，2022。
这里，制度既是研究者的取径，也是一种养成的学术思维与工具。以“制度”作为凝练礼研究的核心词语，对礼仪礼节做历史的梳理，因而出现了诸如陵寝制度、丧服制度、明堂制度、昭穆制度、宗庙制度等“制度体”论题。
参见李衡眉《昭穆制度研究》，齐鲁书社，1996；丁凌华《中国丧服制度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杨宽《中国古代陵寝制度史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张一兵《明堂制度研究》，中华书局，2005。除上述通论著作外，与宋金相关的论文，可见陈朝云《北宋陵寝制度研究》，《郑州大学学报》2003年第4期；秦大树《试论北宋皇陵的等级制度》，《考古与文物》2008年第4期；徐洁、赵咏春《金朝皇家宗庙制度考论》，《社会科学战线》2012年第5期。
而在唐宋变革论的影响下，无论是出于有意的回应还是无意的进入，讨论这一时期礼制与唐宋社会的变迁成为新的设问方式。王美华以“礼制下移”作为问题导向，从官方礼制体系的发展、庶民礼仪的修订、州县地方礼仪的推行、教化与实践等角度，展开礼制史视域中的唐宋变迁讨论。
王美华：《礼制下移与唐宋社会变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
楼劲则从“宋承唐制”的说法与宋制“因革五季”的事实考量之中，去探讨宋初礼制的形态与路向。
楼劲：《宋初礼制沿革及其与唐制的关系——兼论“宋承唐制”说之兴》，《中国史研究》2008年第2期。
自20世纪20年代冠婚丧祭的题材进入社会史研究领域开始，注意从社会现象出发进行历史思考，叩问社会结构的变迁，成为重要的研究维度，从而产生了形形色色的研究问题。其中，宋代婚礼葬俗、家族宗祠等引起学界相当多的关注。比如，从礼与俗的角度去考察宋代婚姻的规定与事实，从社会背景中去看宋代婚姻制度、观念与社会变迁；
方建新：《宋代婚姻礼俗考述》，《文史》第24辑，中华书局，1985，第157~178页；彭利芸：《宋代婚俗研究》，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8；张邦炜：《婚姻与社会·宋代》，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张邦炜：《宋代婚姻家族史论》，人民出版社，2003。
以宗室婚姻、士族婚姻为视点去考察某个阶层或某个群体的婚姻生活与政治功用；
陶晋生：《北宋士族：家庭·婚姻·生活》，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2001；吴旭霞：《试论宋代宗室之婚姻》，《江西社会科学》1996年第4期；李智萍：《宋代宗女婚姻论略》，《殷都学刊》2004年第1期；陈峰：《北宋皇室与“将门”通婚现象探析》，《文史哲》2004年第3期；伊沛霞：《内闱：宋代的婚姻和妇女生活》，胡志宏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
从宋代婚姻论财、厚嫁等社会现象中去分析其原因及影响；
方建新：《宋代婚姻论财》，《历史研究》1986年第3期；宋东侠：《宋代厚嫁述论》，《兰州大学学报》2003年第2期；张波：《宋代婚姻中的重财现象》，《安徽文学》2010年第10期；高楠、王翠改：《我国古代法律文本中的嫁妆——以北宋仁宗和哲宗时代为中心》，《保定学院学报》2009年第3期；朱运荣：《宋代嫁妆初探》，《安徽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9年第4期；程民生：《宋代婚丧费用考察》，《文史哲》2008年第5期。
对于宋代妇女改嫁的问题，学者也从社会观念、法律规定等多个角度进行了探讨。
陶晋生：《北宋妇女的再嫁与改嫁》，《新史学》1995年第3期；宋东侠：《论宋代妇女改嫁盛行的原因》，《青海师范大学学报》1996年第1期；石璠：《礼法与现实之间：宋代寡妇的再嫁》，《法制与社会》2008年第9期。
再如，在宋代丧葬问题的讨论中，礼俗依然是重要的观察切入点；
游彪：《“礼”“俗”之际——宋代丧葬礼俗及其特征》，《云南社会科学》2005年第1期；朱瑞熙：《宋代的丧葬习俗》，《学术月刊》1997年第2期。
在分析厚葬、火葬等宋代突出的社会问题时，从儒家孝道、人地矛盾、宗教信仰等角度切入，亦十分常见。
徐吉军：《论宋代厚葬》，《浙江学刊》1992年第6期；吴敬：《宋代厚丧薄葬和葬期过长的考古学观察》，《贵州社会科学》2010年第8期；徐苹芳：《宋元时代的火葬》，《文物参考资料》1956年第9期；Patricia Ebrey，“Cremation in Sung China”，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Vol95，No2，1990；陈小锦：《火葬与社会文明的进化——兼论宋代火葬》，《广西师院学报》1996年第1期；张邦炜、张敏：《两宋火葬何以蔚然成风》，《四川师范大学学报》1995年第3期。
较早时候，宋史研究者还将对这类内容的讨论划为历史学的一个研究门类，称之为“社会生活史”。
朱瑞熙等：《辽宋西夏金社会生活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可以看到，社会史观照下的礼俗研究，成果十分丰硕。百年过去，一些问题因学者一再讨论，老生常谈而逐渐不再被人提及，但一些问题则被更新。从同样的资料出发，在新的理论假设与新的问题之下，通过礼仪和仪式来了解宋代社会和文化行为，依然方兴未艾。
礼学的研究路径无疑是杂糅的，很难给予一个整体性的描绘，学者在各自的研究中侧重不一，其中，对宋代礼典、礼书、礼志或相关人物的著述做文献上的考证与思想上的分析是较为常见的路径之一。对宋人朱熹《仪礼经传通解》的关注自20世纪30年代便已开始，迄今为止，一些问题以类同的题目出现并被反复讨论；
白寿彝：《〈仪礼经传通解〉考证》，《国立北平研究院院务汇报》第7卷第4期，1936年；戴君仁：《朱子〈仪礼经传通解〉与修门人及修书年岁考》，《台大文史哲学报》第16期，1967年；孙致文：《朱熹〈仪礼经传通解〉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台湾“中央”大学，2003；潘斌：《朱子〈仪礼经传通解〉的编纂缘由和学术影响》，《四川师范大学学报》2015年第3期；李少鹏：《〈仪礼经传通解〉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吉林大学，2017。
关于聂崇义《新定三礼图》、王安石《三经新义》、张淳《仪礼识误》、王与之《周礼订义》、李如圭《仪礼集释》等著作的研究已有一定的积累；
林碧琴：《聂崇义〈三礼图〉研究》，硕士学位论文，中国文化大学，1993；王锷：《宋聂崇义〈新定三礼图〉的价值和整理——兼评丁鼎先生整理的〈新定三礼图〉》，《孔子研究》2008年第2期；乔辉：《聂崇义〈三礼图〉编撰体例考索》，《贵州大学学报》2015年第5期；石炯：《聂崇义的〈三礼图集注〉及相关问题》，《新美术》2015年第1期；吾妻重二：《王安石〈周官新义〉の考察》，小南一郎编《中国古代礼制研究》，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1995，第65~116页；程元敏：《三经新义辑考汇评》，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彭林：《张淳〈仪礼识误〉校勘成就论略》，《北京图书馆馆刊》1996年第3期；夏微：《〈周礼订义〉研究》，吉林人民出版社，2011；邓声国：《李如圭〈仪礼集释〉的解经特色》，《江西社会科学》2010年第11期；宋燕：《李如圭〈仪礼集释〉研究》，博士学位论文，郑州大学，20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