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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淑怡/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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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首发于南方周末
入秋后的杭州终于变得凉爽了。清晨五点半，就任浙江大学校长一年多的竺可桢在女儿的咳嗽声中醒来。刚过七点，他就和几名部下一道，坐学校的公车赶往郊外。途中，他买了一份《东南日报》。报上的一条消息使他神情凝重。消息说：昨天，九十多架日军飞机空袭南京，下关电厂、中央广播电台等重要单位均被炸毁。
这是1937年9月26日，星期天。两个月前卢沟桥事变后，日本全面侵华，大片国土沦陷。与杭州近在咫尺的上海，此时中日双方投入了超过100万的军队进行一场史无前例的恶战。
如果不是战争，初秋的杭州是一年里最美好的季节，就像白居易怀念的那样：山寺月中寻桂子，郡亭枕上看潮头。
竺可桢一行要去的也是山寺。不过，他不是去寻桂子，也没心思看潮头。他要为岌岌可危的浙大寻找一个安全的办学地点。战争迫近，时局动荡，偌大的杭州，已放不下一张平静的课桌。他领导的浙江大学，必须向西部迁移。但到底迁往何方，又将迁移多久，竺可桢也没底。在天崩地坼的大动乱与大变局面前，任何提前的人设都是那样苍白无力。
一年前，通过陈布雷和翁文灏等人力荐，时任中央气象研究所所长的竺可桢和蒋介石有过一次谈话。在蒋介石答应保证预算、校长有用人自由和不干涉校务的前提下，竺可桢同意出任浙大校长。不过，竺可桢向陈布雷表示，他的任期只有半年，至多一年，待浙大走上正轨，他仍回去当他的气象所长，搞他的气象研究。
竺可桢没想到，他的浙大校长一做就是13年，而13年间，他和这所大学将有10年处于西迁的流亡路上。他同样没想到，筚路蓝缕的流亡办学，竟使他接手时的二流地方大学，化蛹为蝶地跻身于一流大学行列。
几年后，当原本布局于东海之滨的浙江大学，化整为零地藏身于西部群山中的遵义、湄潭和永兴三地时，英国科学家李约瑟来了。后来，他充满敬意地写道：在那里，不仅有世界第一流的气象学家和地理学家竺可桢教授，世界第一流的数学家陈建功、苏步青教授，还有世界第一流的原子能物理学家卢鹤绂、王淦昌教授，他们是中国科学事业的希望。
李约瑟甚至断言：这就是东方的剑桥。
竺可桢要去杭州郊外西天目山中的禅源寺。70天前，在江西庐山，竺可桢参加了蒋介石主持的国是谈话会。会上，蒋介石代表国民政府发表了《抗战宣言》。随后，多所高校校长与政府官员一道，研究了战争时期各大学的迁移安置。即将被战火波及的浙大，必须迁移，但迁往何处，尚无定论。
西天目山中建于清代的禅源寺，首先接纳了浙大210名新生。竺可桢匆匆前往，就是为了检查是否准备妥当，能否正式上课。检查结果，竺可桢很满意。第二天，这批浙大新生就在禅源寺开学了。一边是出家人的暮鼓晨钟，一边是读书人的格物致知，出世的梵音与入世的书声和谐地交织在鸟鸣与泉咽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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竺可桢留影于天目山禅源寺门前。（竺可桢/图）
由于距杭州城有百里之遥，且处于茫茫林海中，禅源寺设施简陋，人烟稀少。上课的教师只能和学生一样，居住在寺庙或寺庙周围农家。但劣势也是优势：这远离尘嚣的深山，除了有清静的读书环境外，师生朝夕相处，行止接近，教师授业解惑和学生请教询问比任何时候都更方便。
竺可桢决定利用这一机会，推行酝酿已久的导师制。导师制的最大特点在于，导师不仅要指导学生的专业，还要指导他们的人生。尽管早在14世纪，也就是元明之际，牛津大学就实行了导师制。但1937年秋天，在杭州禅源寺，浙大迈出了中国导师制的第一步。
一个月后，竺可桢又一次来到禅源寺，这一次，他作了题为《大学生之责任》的演讲。他说：国家为什么要花费这么多钱来培植大学生？为的是希望诸位将来能做社会上各业的领袖。在这困难严重的时候，我们更希望有百折不挠坚毅刚果的大学生，来领导民众，做社会的砥柱。所以诸君到大学里来，万勿存心只要懂了一点专门技术，以为日后谋生的话，就算满足。
至于他十分看重的导师制，“实施以来，颇著成效”。他在日记里总结说，“此间导师制制度实行以来尚称顺手，学生既觉有一师长时可问询，而老师亦有数青年为友不致寂寞。天目山实为导师制之理想地点。如昨星期日，天气既值秋高气爽，导师与学生均群出外散步，每人约率十七八人，男女各有，又不分系。”
然而，好景不长，两个月后，随着淞沪会战结束，杭州沦入敌手已是早晚之事。浙大西迁，终于从一年级新生暂留天目山，变为全校性的大撤退。
富春江是一条被无数文人墨客歌咏过的河，南朝人吴均赞美它：“自富阳至桐庐，一百许里，奇山异水，天下独绝。”
浙大师生的西迁之路就是从富春江开始的。几十年后，当我坐着游船行驶于富春江上时，两岸青山叠翠，城镇相望，江水丰沛绵长。但70年前，行驶在江上的浙大学子却完全没有这样的诗情画意。尤其是当船只进入富春江上游的新安江一带时，山峰耸峙，江面变窄，恰好又逢枯水，行驶十分艰难。有一个班的船在遇到浅滩搁浅时，全班男生只好下水拉纤。
在迈出西迁第一步时，竺可桢考虑得很长远：鉴于武汉、重庆和长沙等大城市，已有大量机关、工厂和高校迁入，运输困难、供给困难和住宿困难都是板上钉钉的事。因而，他的意见是搬到西南内地较为偏远的小城甚至乡村。至于第一步，他选定了富春江上游的建德。
浙大在建德停留了39天，这座小城破天荒地有了一所来去匆匆的大学。小城居民只有1万，而浙大师生就有1千多，大街小巷，都能碰到浙大师生。时人都称建德是大学城。
竺可桢喜欢摄影，每到一地，总会拍下当地的风土人情。公务之余，他用镜头记录了这座宁静的小城。其中一张照片上，牌坊高大，一群穿长袍的人匆匆而过，一条黑狗好奇地回头张望。很多年后，当我徘徊在建德街头时，这座历史悠久的古城，仍保存有不少牌坊，只是，我却没法辨认出，哪一座是竺可桢曾拍摄过的了。
值得一提的是，到建德第二天，也就是1937年11月17日，竺可桢发现400余箱仪器和图书没能一同搬走。于是，他当即带了十多名员工，分乘两辆车返回杭州。此时的杭州正值陷落前夜，风雨飘摇，一夕数惊。竺可桢身为一校之长，似乎用不着如此亲力亲为，但他刚入主浙大时的演讲，则表明了他这样做的原因。他说：大学最重要的是教授和图书、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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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大学西迁后，限于交通或是经济条件，不能去内地升学的学生越来越多，浙大在浙东成立了龙泉分校。（竺可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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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泉分校的原址——曾家大院内的竺可桢像。（聂作平供图/图）
1937年11月20日，竺可桢在广播里听说国民政府已迁重庆。同时，日军占领苏州，逼近嘉兴，建德已非久留之地。于是，第二次迁移开始了。这次的目的地是江西泰和。
迁往泰和，是竺可桢此前与有关方面协商的结果。但实际搬迁时间却比预定提早了许多，泰和的校舍根本没法入住。不得已，只得暂时搬到泰和附近的吉安，因为当浙大到达吉安时，吉安的几所学校正在放寒假。
江阔水深的赣江从吉安城中流淌而过，水势渐缓，江心形成了一个长1500米、宽500米的小岛，它的名字叫白鹭洲。当我顺着路人指点，驶上吉安大桥时，夕阳下，我看到在我右侧的江心，一座绿意盎然的小岛，如同一只巨舰。白鹭洲在吉安家喻户晓，早在八百多年前，洲上就建起了后来闻名遐迩的白鹭洲书院。书院在创办15年后的一次科考中，竟有39人同中进士，其中一人高中状元，他就是文天祥。
如果说从杭州本部或是禅源寺迁往建德只是一次短途旅行的话，那么从建德迁往吉安却是一次充满危险的长途跋涉。幸好，此时的浙大师生已有了一定的迁移经验。上千名师生及家属水陆并进，分三批进入江西，约定一周内在当时的铁路枢纽玉山会合。学校在沿途的兰溪、金华、常山、南昌和樟树设立中转接待站。至于校长竺可桢，他坐镇玉山，动用各种社会关系寻找车辆。
从建德到吉安，公路和铁路距离是七百多公里。浙大师生于1937年12月24日，也就是杭州沦陷那天出发，直到次年1月20日春节前才踏上了江水环绕的白鹭洲。25天里，每天只能行进不到30公里。其中的艰难曲折，当年的亲历者后来回忆说：“有的学生去通过关系交涉而能够和运兵车随行，有的则沿铁路步行安步当车，有的人攀上煤车、敞篷车、难民车和兵车西行，冒受风雨，尝尽饥寒。”
在吉安，浙大师生借用吉安中学和乡村师范校舍，补上了因迁移而耽搁的课程，随后举行期末考试。当地人都不理解：兵荒马乱的还考什么试啊？然而，这所流浪中的大学，就像在西子湖畔时一样，保持了一贯的严谨。
对校长竺可桢来说，在吉安还发生了一件大事：他的还不到18岁的长子竺津，执意要报考军校，以便抗战卫国。竺可桢不忍年幼的儿子投笔从戎，然而就像他在日记里说的那样，“余亦不能不任希文（
即竺津
）去，但不禁泪满眶矣。”
临行前，竺可桢为儿子拍了一张照片。照片上，留短发戴眼镜的竺津满脸稚气，面色忧伤。如果不是山河破碎，他本该在课堂上用功，在校园里发生一次刻骨铭心的初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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竺可桢为儿子竺津拍的照片。（竺可桢/图）
吉安停留两个月后，泰和校舍终于建成。两地仅距40公里，只不过，与吉安相比，泰和是完完全全全的乡村。破旧，凋敝，人民面有菜色，患癞头和大腹病者比比皆是，儿童普遍发育不良，他们瘦小的骨骼和又尖又细的脑袋令竺可桢十分惊异。
浙大在泰和的校舍，位于上田村的大原书院和华阳书院等地。大原书院是校总部，从竺可桢留下的照片看，那是原野上几栋围合在一起的老式建筑，春天的油菜花与萝卜花同时盛开，一直开到书院的围墙下。如今，这里是当地一所中学的校园。围墙下，一株高大的柏树枝繁叶茂，那是竺可桢当年亲手种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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竺可桢亲手种下的柏树。（聂作平供图/图）
经一位当地青年的指引，我在泰和上田村的江边寻找到了一座码头。赣江滚滚北上，在泰和境内，冲积出大片平原。每到雨季，江水泛滥，上田村的几乎所有民房，都会泡在水里。当浙大师生到来时，还能清晰地看到上一年洪水在墙上留下的印痕。既然年年都要遭水淹，为什么不修大堤呢？说白了，就是穷，没钱。
崇文重教的背景下，一个大学校长是有话语权的。通过竺可桢牵针引线，江西省水利局和泰和县、浙大三方决定修筑防洪堤。地方出钱，浙大出技术。为此，浙大成立了由竺可桢任主任的堤工委员会。土木系的学生正好学以致用，在教师指导下测量和设计。
两个月后，一道防洪大堤出现在上田村的赣江边。次年，当洪水再度来袭时，上田村的民居和农田第一次安然无恙。为此，当地人把它称作浙大防洪堤，而江边那个码头，自然就叫浙大码头。
只是，此时的浙大师生早已远去，流亡的道路还在脚下向着渺不可知的前方继续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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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浙大泰和农场。（聂作平供图/图）
随着马当要塞失守，南昌危急，泰和也将不保。这时，教育部指示浙大迁往贵州安顺。但经过考察，竺可桢认为安顺路远难行，浙大的大批图书和设备难以运输。几经比较，他决定迁往广西宜山。
浙大西迁途中曾落脚的几乎所有地方，都把当年这段往事当作了本地的荣耀。在宜山――如今已更名宜州区，是广西河池市属地――我看到一尊竺可桢塑像，塑像矗立的广场，就叫浙大西迁纪念广场。高大的榕树下，一群老人在跳舞，几个孩子在做游戏，如今宜州的美好宁静恰与昔时的荒凉贫困形成鲜明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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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大师生在广西宜山逃避敌机的轰炸。（聂作平供图/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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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宜山。（聂作平/图）
竺可桢留下的照片上，以绵延的群山为背景，起伏的浅丘上，整齐地分布着几列低矮的房屋。时过景迁，80年后，当我前去寻找它们时，我已经完全看不出当年的痕迹了。在清代，这里是一座军营，称为标营。上世纪，成为一家部队医院的院址，后来，医院搬迁，偌大的院子沦为废墟。如果不是铁门前那对石狮子曾进入过竺可桢的镜头，我无法确认这就是曾经的浙大校园。翻过不高的铁门，我在一株大树下找到了竺可桢所立的《国立浙江大学宜山学舍记》石碑。根据碑文记载，浙大师生在此盘桓了一年半。
亚热带气候的宜山迥异江南，历史上，曾是流放犯人的烟瘴之地，有宜山宜水不宜人之说（
北宋诗人黄庭坚就曾流放到此，并在这里去世
）。疟疾给了远来的浙大师生一个下马威。到宜山不及一月，张荩谋教授的侄女便因疟疾去世。第二天，竺可桢在日记里忧心忡忡地写道：“日来校中患恶性疟疾者日多，昨下午四点张荩谋之侄女病殁，学生中患此症者已有十余人，女生庞曾漱几于不起。同事中张孟闻近亦发热，家族中则有卢亦秋一子、一侄，俞锡荣、孙沩，刚复之侄媳。此病初起时即发高热，到39.5或40.0，一二日后稍退又发，或竟不退，三日即不起。”
浙大在宜山停留的一年多，对浙大师生来说，疟疾的肆虐、物质的匮乏和日机的轰炸固然记忆深刻，但真正影响至今的，却是在宜山期间，竺可桢决定以“求是”为校训。求是原是浙大前身求是书院的院名，在宜山期间，竺可桢进一步深化了求是的内涵。他认为，求是既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又是西方近代科学的真谛，若想在继承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必须把握这个共同点。他用通俗的话解释说，所谓求是，就是冒百死，排万难，以求真知。
求是校训的提出，意味着浙大要培育的不是只精于某一门类某一技术的专门人才，而是要培养具有“不盲从不附和，一切以理智为依归的全新的通才”。这一点，和竺可桢的另一句话可互证：偌大一个大学，只注重零星专门知识的传授而缺乏研究的空气，又无科学方法的训练，学生的思想就难取得融会贯通之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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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山浙大校区被炸后的情形。（竺可桢/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