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佳 | 隋唐胜州平河水与北部边疆军需补给运输问题研究

隋唐时期，朝廷利用河川开凿渠道，构筑了以通济渠、永济渠、邗沟及江南河为主要干线的水道交通网，还开凿了许多小型支渠补缀，以充分利用水路运输提高效率，节省人力财力。在隋唐北部边疆，中原王朝与北方草原游牧势力交锋的前沿阵地就有一条小型漕渠，《元和郡县图志》胜州榆林县条载:“平河水，首受黄河，隋文帝开之以通屯仓。”[1]

古时平河应指内陆水势调匀可以航运的河流和漕渠，敦煌写本残卷唐开元《水部式》载“沧、瀛、贝、莫、登、莱、海、泗、魏、德等十州共差水手五千四百人，三千四百人海运，二千人平河”[2]，则平河区别于海运，为内陆河运。白居易《想东游五十韵并序》有“平河七百里，沃壤二三州”，自注“自常及杭凡三百里”[3]，此平河即指今京杭大运河的一段。因此，以平河来命名北部边疆的胜州榆林漕渠，说明其性质应属“平河”，具备水运条件。

胜州段黄河两岸诸水俱入黄河，平河水既“首受黄河”，说明并非自然河流，是人工开凿的漕渠。其主要功能是“通屯仓”，“仓谓贮粟、麦之属”[4]，此“屯仓”并非普通的地方性粮仓，而是军仓[5]，所以隋文帝时开凿平河水的主要目的是运输军需补给。唐代，平河水也一度启用，敦煌文书唐《朋友书仪》中有较多关于北部边疆水路运输的记述，其中“别平河之南运，骤西武之般输”[6]，吴丽娱认为此平河即胜州平河水[7]。

隋文帝时在北部边疆兴修漕渠、军仓，与这一时期北部边防形势密切相关。在中原各政权割据混战时期，北方草原上的柔然趋于衰落，突厥作为新的游牧势力强势崛起，佗钵可汗在位时“控弦数十万，中国惮之”[8]，中原诸政权争相向突厥供奉，以期获得军事支持。公元581年，佗钵可汗去世，突厥帝国内部因汗位继承产生裂隙，最终沙钵略可汗继承大可汗之位。同年杨坚建立隋朝，他改变了自西魏以来一直实行的、以满足突厥对内地货物的要求来维持与突厥关系的策略，决心与突厥进行战争。[9]面对中原政权态度的转变，沙钵略可汗率领大军多次南下侵扰隋朝北部边疆，掳掠牲畜，期望迫使隋朝对草原采取一种更为适当的政策。[10]

突厥南侵多由白道川越过阴山，再入参合陉进攻朔州与代州，隋朝军队也多由这条军事要道出兵。位于白道川与参合陉之间的土默特平原是突厥越过阴山南侵时重要的中顿点，也是隋朝发起进攻的起点，这一地区对双方都至关重要，能否控制这一地区深刻影响着战争结果。[11]开皇三年（583）四月，卫王杨爽率领隋军精锐在白道突袭沙钵略可汗，大胜而归。[12]此后，突厥内部沙钵略可汗与阿波可汗矛盾升级，互相攻伐，隋文帝趁机经营河套地区，构筑北部边疆防御体系。为抵御突厥侵扰，隋文帝对这片地区的经营策略主要有二。

其一，修筑长城的同时在北方边境配置较多兵力。[13]一方面，于黄河左岸置数个军镇，开皇三年四月，卫王爽大破突厥于白道后，修筑原阳、云内、紫河等镇[14]（图1）。

图1　隋开皇十八年（598）云州军政建置示意

原阳镇，《太平寰宇记》引《冀州图经》云“白道川当原阳镇北”[15]，盖即汉原阳县地，约在今呼和浩特东南。云内镇，岑仲勉指其即北魏云中镇，避杨忠嫌名而改，应在古云中城[16]，今和林格尔县上土城村[17]。紫河镇，开皇五年（585）沙钵略可汗寄居白道川内时曾设牙帐于紫河镇[18]，盖因临近紫河而得名，《隋书·地理志》载云州大利县“有长城，有阴山，有紫河”[19]，《通典》所载紫河有二，一条发源于朔州善阳县，即今浑河，另一条为金河上游分支，单于大都护府金河县“有金河，上承紫河及象水”[20]。又《太平寰宇记》引《郡国志》云:“云中郡有紫河镇，界内有金河水，其泥色紫，故曰金河。”[21]如此，紫河镇应在金河上游。除诸镇外，还置有万寿戍，大业四年（608）四月，隋炀帝于万寿戍为染干可汗“置城造屋”[22]，此万寿戍建置时间不详。另外，于黄河右岸沿河险要关津处修筑关隘。开皇三年，黄河右岸修筑榆林关城[23]，此城附近的黄河河道较窄，水流平缓，平时便于用船横渡，冬季又较易冰冻，可通过大批车马[24]，有君子津等非常重要的黄河渡口。古代，若河流与山川走向与防御方向大致平行，有限的通道会给敌人带来极大阻碍。隋文帝置榆林关，既可以防守黄河渡口，阻止敌人渡河，也可以控制关中地区北出河套、东至河东的通道，是这一地区防御体系的重要支柱。按《元和郡县图志》载，隋文帝所置之榆林关在榆林城东三十里，东北临河。[25]隋唐胜州榆林城已确定，在旧汉沙南县城址内，即今内蒙古准格尔旗十二连城城址。[26]城东直线距离约7千米处有天顺圪梁古城，地表散布唐代遗物，采用双重瓮城上下结构，具有更强的防御性[27]，艾冲认为此即隋唐榆林关所在[28]。

其二，增设郡县以实现对此地的实际控制。开皇三年黄河右岸修筑榆林关后，同年置阳寿县，四年（584）置油云县，七年（587）置榆林县，十年（590）置富昌县，十八年（598）改阳寿为金河。[29]至此，左岸并无郡县设置，仅有军镇。开皇十九年（599），突厥染干可汗内附，隋文帝命修大利城以处之[30];二十年（600），云州从河右岸移至左岸大利城，领大利一县，以右岸为胜州，治榆林，领富昌，金河、油云县废，仁寿二年（602）又置金河县，带关[31]（图1）。

开皇四年四月，军镇要塞构建基本完成，隋文帝设榆关总管府，加强这一地区的军事管理。是年末，榆关总管府改名为云州总管府[32]，“晓习边事”的上大将军贺娄子干任“云州总管诸军事云州刺史”[33]一职，统辖黄河两岸原阳、云内、紫河等十个军镇[34]。隋代设总管府于战略要地以负责军事防卫，可兼辖数州，至仁寿末共三十六总管府，半数为抵御突厥而置。[35]云州总管府为西北及北边八府中最重要的一个，因其处于与突厥交锋的前线，在北部边疆防御格局中十分重要，数次被隋文帝称为国之“北门”“重镇”[36]。

伴随着要塞的构筑和常驻军的设置，军需补给问题继之而起。开皇初，云州诸军镇的军粮应来自后方的转运般输。开皇六年（586），因“北接蕃境，常劳转运”，与云州总管府相邻的朔州总管府请求置屯田，使“民免转输之劳”[37]。之后，朔州总管郭衍择“沃饶地”置屯田，北方边地军屯迅速发展，至赵仲卿任朔州总管时，“于时塞北盛兴屯田”[38]，军屯所得粮食成为边地戍卒军粮来源的一部分。云州总管辖内有无屯田并无明文记载，但府兵制下军屯所得粮食是北部边疆军需补给的主要来源，云州当也不例外。云州境内发展军屯的农业生产条件也很充分: 年降水量为350—450毫米，热量充足，土壤为温带干草原栗钙土，又可引黄河水灌溉[39]，后来在唐宪宗元和年间就在此实行了大规模营田[40]。又有云州南部的窟野河河谷地带降水充足，属侵蚀性黄土丘陵地貌，土壤为适宜农业耕作的绵土，唐会昌二年（842）时李德裕也曾上书请在此设使和籴，以供军需。[41]

《元和郡县图志》将平河水记于胜州榆林县下。唐时榆林县城在右岸，但榆林县境跨有黄河两岸，唐代诸地志中，将黄河左岸的金河泊、云中故城也都记在榆林县下。[45]结合隋代军镇、郡县建置，以及屯仓的性质与形制，本文认为屯仓与平河水应置于右岸。

首先，平河水“首受黄河”，说明平河水连接的屯仓与黄河距离较近，且附近没有其他可利用的河流。此“屯仓”是设于军屯处的军仓，应在前述云州总管府辖内军镇附近。原阳镇、紫河镇距黄河甚远，而距金河及其支流较近，若利用金河进行运输，无需耗费财力另外开凿漕渠连通黄河。隋炀帝大业三年（607）北巡榆林，“溯金河而东，北幸启民所居”[46]，说明金河具备通航能力。考古人员还在金河左岸发现一座汉代城址，即沙梁子古城，城内发掘出一座大型仓储遗址。[47]将粮仓置于此处，应是为了利用河流运输粮草。相比之下，右岸没有可利用且具备通航能力的河流，因此，在黄河右岸开平河水连接屯仓与黄河再补给左岸诸驻军的可能性更大。

其次，从地形考虑，黄河左岸诸军镇正当突厥由白道南下入侵之垭口，是抵御突厥侵扰的第一道防线，右岸则依靠黄河天险，可阻隔敌骑，更为安全。存储军屯粮草的屯仓选址首要考虑的应是安全性与防御性，以最大限度避免被敌人占领。而且统管左右两岸军镇的云州总管驻地在黄河右岸。隋代总管府可理解为非正式的一种军政合一机构，总管多兼当州刺史，具有一定行政权力[48]，诸总管府中置有仓曹参军管理粮仓[49]。《隋书·地理志》将云州总管沿革记于榆林郡金河县条下[50]，开皇二十年云州移至河左岸大利城时，金河县废，则二十年前云州总管与云州治所应在黄河右岸的金河县。所以屯仓与平河水与云州总管府同设在黄河右岸的可能性更大。

最后，隋初云州所辖州县均置于黄河右岸。除了军屯外，当州租税也是边疆军队后勤补给的重要来源。开皇三年隋廷修筑榆关城后所置州县均在黄河右岸，云州境内黄河左岸并无州县设置，仅有军镇。直到开皇二十年才将云州从右岸移至左岸大利城，于右岸置胜州。[51]

综上，平河水与屯仓应置于黄河右岸。此屯仓作为北部边疆地区规模较大的军仓，安全性与军事防御能力是重中之重，其选址应考虑置于军城或州县城，依托其防御设施与军事力量保障军需补给的安全。根据目前考古发现，云州境内黄河右岸的隋唐城址，有前述十二连城城址（隋唐榆林县）、天顺圪梁城址（榆林关）和古城圪梁城址[52]，它们都有可能是屯仓及平河水所在。此三城中，古城圪梁城址在今魏家峁乡乡政府驻地北约6千米[53]，东距黄河直线距离约7千米。此地距离榆关总管驻地甚远，且此段黄河已进入山陕峡谷，水流湍急，不宜通航。天顺圪梁城址位于黄河西南岸被流沙覆盖的山坡上，西高东低，距今黄河直线距离约1.7千米。作为榆关关城及云州总管驻地，其防御性极强，城门开在西侧城墙，瓮城为防御性最强的双层结构，若粮仓置于此城内，平河水连通此仓时就需在东侧城墙开凿码头，势必会降低其防御性。此城外围还筑有一道高约1米的圆弧形土垅，但未见有豁口。[54]

所以，屯仓与平河水最可能位于十二连城城址，即隋唐榆林县城（图1）。十二连城城址如今虽也北临黄河，但隋唐时期并非如此。按《通典》所载，胜州西北到黄河二十里，北至黄河五里，东至河四十里[55]，东北至黄河十里[56]。李逸友经过实地考察，发现这段黄河故道至今仍有迹可循，它在土默特右旗程奎海村北向东流，经二道河村南，在托克托县哈拉板申村西南与大黑河汇合，回折东南流经托克托城西侧，再向东南流下。[57]再者，屯仓所在地的选择有严格规定，唐令规定，“仓谓贮粟、麦之属……皆须高燥之处安置”[58]。十二连城城址位于黄河右岸台地上，地势较高，规模较大，长1165米，宽1039米[59]，能满足设置屯仓的条件。另有研究发现此城曾为汉沙南县城址，城址内中部隔墙可确定为汉代修筑[60]，说明开皇七年（587）的榆林城是以汉沙南县城址为基础而成。此处距离云州总管驻地阳寿县城仅7千米，隋时利用古城址新置榆林县，也应是为了维持此屯仓与运河的正常运转。

隋代平河水的主要功能是将右岸屯仓中的军屯粮草转运至左岸诸军镇。入唐后，唐玄宗开元时，北部边疆防御体系再次构筑与完善，平河水被重新启用，继续为黄河沿岸驻军运输军需补给。其发展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开元初，平河水被用于向黄河左岸的军镇运输军需补给。景龙二年（708），为抵御突厥，朔方道大总管张仁愿于黄河左岸构筑三受降城，置常驻军进行防御。东受降城“隔河便是胜州，相去数里”[61]，辖兵7000人[62]。右岸胜州都督府与左岸东受降城往往为一使所辖，如杨献、邵宏曾任胜州都督、东受降城使[63]，又如唐隆元年（710）公孙思观“迁正议大夫，行胜州长史，兼充东授降城副使”[64]，开元九年（721）臧怀亮“复以本官兼胜州都督兼东受降城大使，朔方军节度副大总管”[65]，冯承宗曾任“胜州都督府司马兼东受降城营田副使”[66]。胜州都督府统管两岸军政，右岸胜州是左岸东受降城及单于都护府的后备区（图2）。

图2　唐开元年间关内道北部军政建置示意

敦煌写本唐残卷开元《水部式》记载:“胜州转运水手一百廿人，均出晋、绛两州，取勋官充。”[67]李鸿宾曾论及胜州转运水手负责的是内河航运[68]，任艳艳认为胜州转运水手的职责是为边军运输军粮和盐[69]。然《水部式》规定胜州转运水手限额为120人，而自河东地区向河曲沿河诸州军进行军需补给运输时，发动的水手数可至千人。德宗贞元中，京北水运使薛謇在雁门负责筹措运输北部边疆军需补给，其溯黄河运输粮草时，“募勇壮且便弓矢者为榜夫，千有余人”[70]。而且《水部式》规定的120人甚至少于黄河上渡桥所置的水手数，“河阳桥置水手二百五十人，陕州大阳桥置水手二百人”[71]。所以，胜州水手所负责的运段运输距离应较短，但其番期、待遇又与平河、海运水手类似，“二年与替”，“更给勋赐”，“胜州转运水手……其白丁充者，应免课役及资助，并准海运水手”[72]。综上，开元初胜州转运水手很可能是利用平河水，将军需补给自黄河右岸胜州运输至左岸东受降城及单于都护府。

第二阶段为开元中至天宝末，平河水是构成河曲地区军需运输水运线的重要一环。唐开元时，北部边疆防御体系进一步完善，开元中府兵制逐渐解体，职业兵构成北边驻防军队的主干，其军需补给主要由唐廷从后方调配。为了满足河曲地区诸常驻军的军粮需求，其中部分粮草由河东道太原府和籴提供。自河东太原至河曲地区黄河沿线诸州军的军粮补给线就此形成，自关内道北部灵州至胜州段黄河溯流水运线也应运而生。[73]

而据《朋友书仪》所载，平河水也是河曲地区黄河溯流水运线的一部分。敦煌写本唐《朋友书仪》中有大量与灵州、丰州、胜州相关的地名，如“丰州地多沙碛，灵武境足风尘，黄河带九曲之源，三堡接斜川之岭”，“河边媚柳，接胜地而连阴，灵武浮萍，牧金花于紫水”，“长河入榆塞之关”，所描绘的生活场景也透露出其应是从事于黄河转运工作，“塞外风尘，伤金河之役士”，“某乙悬心塞外，驱驱役役于边州，积念思乡，凄凄骤骤于戍舸”[74]。其中，“别平河之南运，骤西武之般输”[75]，“西武”为灵武，“平河”即胜州平河水[76]。

这条自开元中形成，自灵武至胜州的黄河两岸诸驻防军队的军需补给路线，由太原北出雁门关经参合陉，陆运至黄河左岸，经黄河溯流运输至中、西受降城和天德军，再远至经略军。胜州处于这一陆运转水运的关键节点，水陆转运交接的形势、籴粮运至胜州的时间、黄河此时段的水运状况、水运漕粮的规模等因素，都影响着陆运粮草是否能够顺利转入黄河运输至沿河州军。因此，和籴粮草会经清点后存储于粮仓中，待合适的时机再溯流运输至诸州军。胜州粮仓相当于自太原至河曲诸州军军需补给运输线的中转站，是陆运的终点，也是水运的起点。王承裕曾在开元中“任榆林郡都督府长史，兼充朔方道水陆运使”[77]，负责此条水运线的官职由胜州都督府官员兼任也是为了方便管理交接、组织运输等事宜。胜州也有大量役卒从事粮草转运，“榆多役士，长悬胜府之忧”[78]。在这一转运环节中，连接左岸的粮草与右岸胜州粮仓的便是平河水，所以《朋友书仪》中描绘黄河运卒的生活时才会记述其经平河水向南运输粮草之后常常又要向西行运输粮草至灵武。不同于开元中以前平河水转运水手仅负责黄河左右两岸的粮草转运，由勋官充任，此时水手由招募而来并负责自胜州至灵州全线的运输。《朋友书仪》的致书人便是由征募而来的黄河运卒，其自述“家之（乏）衣缨，长居兵役”，“望丰州之乡邑，地多运暮之营”[79]，吴丽娱认为此“暮”当作“募”，“运暮之营”即招募的运卒营地[80]。

第三阶段，唐后期平河水不再承担运输任务，渐趋淤废。安史之乱爆发后，河曲黄河水运线暂停运作。唐德宗贞元中，伴随着北边军事防御体系及供军系统的再建，此水运线也恢复运行。但因为边疆防御系统重构，防御重心已从右岸胜州转移至左岸的振武镇，又令驻地在黄河左岸单于都护府的振武节度使统辖右岸的胜州。开成三年（838），“度支使杜悰奏:‘水运院旧制在代州，开成二年，省司以去营田、发运公事稍远，遂奏移院振武’”[81]。可见，左岸振武军成为河曲地区黄河沿岸驻防军军需补给运输线的发运起点。会昌二年，李德裕上书请在右岸的胜州、麟州设使和籴以供军需，“如万一振武不通，便改充天德军运粮使。胜州隔河去东受降城十里，自东受降城至振武一百三十里。此路有粮，东可以壮振武，西可以救天德”[82]。说明此时由河东运输而来的粮草一般通过振武军转运，无需再经黄河右岸集散，位于右岸的平河水也因此弃用。

隋文帝开皇三年，在白道川南的土默特平原及隔河相望的鄂尔多斯高原东北角之冲要处设置军镇驻守，构建抵御突厥的军事防线，并设立郡县以拱卫，实现对这片地区的实际控制。为维系这一边防线，在黄河右岸榆林城修筑了屯仓与平河水，其作用是存储军屯所获粮食及后方转运军需，并通过平河水经黄河及其支流运输至黄河左岸诸军镇。唐景龙年间，因北部边防线的构筑，平河水再次启用，通过平河水与黄河将军需补给运输至左岸驻军。开元中至天宝末，伴随着自太原至河曲沿岸诸州郡军需补给运输线的形成，平河水成为河曲溯流黄河水运线的重要一环。唐后期，河曲地区新的军需补给运输线已不再经右岸中转，平河水遂被弃用，逐渐淤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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