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大学排名公布时，大学管理者总是倍感压力。“几分钟之内，全世界都会知道结果。” 一位法学院院长坦言，最怕的就是在自己任期内学院排名下滑。因为这会引发一连串的问题：学校需要召开闭门会议分析原因，应对校友的质问，还要安抚在意排名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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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并非所有的院长都在乎“榜单”。
2022年11月，耶鲁大学法学院院长希瑟·格肯（Heather K. Gerken）宣布退出《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U.S. News & World Report）》的排名。她表示，过去30年来，这家商业杂志一直在为全美法学院排名，使得许多学校不得不遵循一本商业杂志的偏好。
“我相信U.S. News的初衷是好的，但其排名体系存在显著缺陷，它使得学院改善教育质量的努力和投入成为拉低排名的原因（指‘增加对低收入家庭学生的支持’等指标在排名中的权重不足）。”耶鲁法学院院长总结道：“与它合作不符合我们的核心价值。我们将不再向排名提供本院数据。”
此后几周，
美国“T14”精英法学院中，有九所学校质疑排名的可信度，并决定停止向U.S. News提供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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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哈佛大学法学院院长约翰·曼宁（John F. Manning）也表示，哈佛的教育使命与U.S. News的排名方法不符，退出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决定。他批评这些排名过度强调学生就业率和毕业率，导致学校做出不利于学生长远利益的决策。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法学院也宣布退出，院长埃尔温·切莫林斯基（Erwin Chemerinsky）在一封信中直言，这些排名妨碍了学校支持毕业生从事公共服务的努力。
然而，尽管抵制声不断，排名的“统治”地位似乎难以撼动
。因为排名的存在一定程度上确实满足了市场的某些需求。
2023年8月，新一轮U.S. News各类排名如期公布，宣布“退出”的法学院依然在榜。因为即便大学不与排行机构合作，不提供相关数据，排行机构照祥可以根据公开数据（如国际论文发表、国家专利申请情况）给大学打分、排名。同样的例子也发生在国内，中国人民大学在2022年宣布退出国际排名后，依然在全球大学排行榜中出现。
早在耶鲁大学发出声明的几天后，U.S. News就在官网回应：“我们将继续为所有法学院排名，不管他们是否主动提交数据。
我们依然有责任帮助未来学生获得最好、最准确的信息。
”
这正是榜单的价值所在——通过量化和标准化的方式，将原本难以比较的学校进行分类，从而帮助用户在众多选项中找出更符合自己期望的选择
。正如1983年，当U.S. News首次发布“美国最佳大学（Best Colleges in America）”排名时，其首席数据分析师就表示：“选择大学需要一份值得信赖且有连续性的参考信息。U.S. News排名让你能更便捷地在1400多所高校中做出选择”。
目前，多项研究显示，U.S. News的排名已成为学生择校时的重要参考，且影响效力不断上升。
正如一位校长所言，“我讨厌榜单排名，但单边裁军无异于自杀。”
当学生考虑申请大学时，许多人确实依赖于排名，因为他们不知道有什么更好的方法。尽管人们对U.S. News排名的公平性和可靠性持怀疑态度，但它往往是高中生的第一个参考标准。
同样在律师行业，榜单的魔力有增无减。
学生择校指南，企业选律依据
一些人认为商业杂志制定的律师榜单毫无意义，但这种观点显然低估了这些榜单通过简单易懂的‘分级’和‘排序’形成的表格在市场传播中的效力。
学校看重榜单，是因为学生看重。律师重视榜单，同样是因为他的客户关注这些排名。
对普通客户而言，他们无法理解法律服务的复杂构成，也很难准确预判法律服务的质量与回报。排名用“科学”的量化方法，以“中立”的立场为他们提供最直接、简明的建议：
排名更高的律师，就是更好的律师。
如今，各种“获奖榜单”仍是影响国内外客户选择的重要标识。
如获得客户资源：有些客户内部规定，如果在XX榜单的律师自动成为合作律师；提高中标率：还有些客户指定上榜律师在招标时增加X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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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标人自2023年1月1日以来在Asian Legal Business.The Legal 500、Chambers and Partners、Benchmark Litigation评比中获得荣誉的，每次得1分。拟派本项目的法律顾问团队成员自2023年1月1日以来入选Asian Legal Business.The Legal 500、Chambers and Partners，Benchmark Litigation律师榜单的，每次入榜得1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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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条件：律师个人于2021年至2024年中任意一年在钱伯斯或法律500或IFLR1000的对冲基金或私募基金领域相关榜单中上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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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师及/或所在团队近3年在相关领域的排名或奖项情况（包括《亚洲法律杂志》、钱伯斯）等国际知名排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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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大国际榜单在“中立”之维面向全球客户“推荐”律师，赋予了获奖律师（律所）在传播和“可见”层面上更大的可能性。
同时，需求决定了榜单的维度，
律师们的客户看重哪些方面，哪些方面就成为榜单的评价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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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亚洲法律杂志（ALB）榜单：根据案件的类型、规模、数量、价值、复杂性及其对市场的影响、主要客户反馈、律所和客户的市场声誉等进行评价。
· Benchmark Litigation榜单：注重案件的复杂度、处理创新性，以及同行和客户反馈等。
· 钱伯斯榜单：考虑法律专业能力、客户服务水平、勤勉尽责程度、成本效益等。
· The Legal 500榜单：评估业务市场份额、市场认知度、大型或复杂案件的处理能力及声誉等。
· LegalOne榜单：关注项目本身的复杂性、借鉴性、影响力以及项目本身的社会经济意义（金额仅作参考因素）等。
榜单的“魔力”还远非于此，榜单的“统治力”并不仅仅来自发布机构的“影响力”或评价标准的“合理性”。真正导致大学和律师在无形中被“榜单”束缚的是其制造的不断叠加的“自我实现预言”。
美国社会科学家罗伯特・墨顿（Robert Merton）提出:“自我实现预言是一种对情景的错误定义，引发一系列反应行为，从而将错误定义变成现实...如果人们认为某事是真的，就会引发真正的后果。”
在以“专业能力”论英雄的律师行业，基于用户口碑、评分和评论的榜单在客户选择律师时产生了不可小觑的影响。
在传播过程中，榜单所展示的律师信息潜移默化的影响着它的使用者（企业、自然人等律师客户）对法律服务的购买欲望和偏好，无形之中使上榜律师在市场竞争中占据优势。
而这种购买偏好反过来又强化了榜单的权威性。至此，一套完整的榜单市场逻辑得以生成并持续运行。
与此同时，各类榜单的指标权重使一些微小排名差异被不断叠加、放大和强化
。最终，可能造成两个专业能力不相上下的律师由于细微的排名变化产生了一系列连锁反应，从而直接影响律师的案源、创收和声誉。
正是这种“自我实现预言”的效应，赋予了榜单真正的“统治”力量。
一些头部的国际第三方机构为了更好的表彰律师（律所）在特定领域的杰出成果，推出了种类繁多、愈发细分的榜单奖项。尽管排名机构都声称自己的排行榜具有权威性，但由于每个榜单的侧重点各异，各种排名的不一致难以避免：
一方面，有的榜单为求提供一个全面的对比，评价维度包含了律师的学历背景、过往资历和律所声誉等指标，但这种基于综合得分的评价方法也可能一定程度上造成信息失真。
另一方面，榜单有限的体量范围，决定了新生律师的上榜需要原榜律师的让位。部分榜单为避免知名律师的经典案例被忽视和埋没，其评价体系更加倾斜资历，使得年度榜单常年不变，无法发挥榜单对行业市场准确的反应，甚至陷入论资排辈、论标的额大小排序的怪圈。
这也使得律师们不再局限于单一榜单上的表现。
毕竟，一家榜单数据与位次只不过是外界对律师业绩带有主观评价色彩的高度概括，而律师服务的“非标化”需要不同评选标准、评选宗旨和评选规则，这也就形成了当前律师国际评价体系的多样化特点。
各榜单有着不同的评选标准、宗旨和规则。榜单的竞争力既来源于其长期积累的声誉，也取决于它能否实现“自我实现预言”，即能否影响市场的实际选择。
只要客户对榜单的需求存在，榜单就不会消失。
未来，能够准确反映律师“亮点”、符合客户“需求口味”、有科学评价体系和合理领域划分，并关注新晋有实力律师的榜单，将在未来长时间内继续疯狂生长。
榜单统治何时终结，律师能否挣脱“榜单”牢笼，只能留待未来解答。
要吸引客户，就必须让他们“看到”你。
当法律服务市场的供给积累到一定“量级”时，榜单的价值愈发凸显。如果将法律服务视为一个巨大的“矿藏”，那么榜单就是一张寻找“宝藏”的“藏宝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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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合研究院高级研究员，关注律师行业数据，关注关于法律科技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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