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后又一波中国游客在国外丢人现眼的报道出来。加拿大航班上占人家空姐的座位睡觉还撒谎，被警察请下飞机。在济州岛机场乱丢垃圾，满地狼藉无法下脚。值得庆幸，今年还没到大闹外国机场的档次，毕竟有进步。
我估计又是旅游团干的。拿在济州岛机场乱丢垃圾来说，我也算每年都旅行，去过十几二十国，还真的很少见单个中国游客随地乱丢垃圾的。一个人或三两个人，很容易受周围环境制约，也就是到乡随俗，人家都不丢，你也很难丢得出手。
但是旅游团不同。旅游团整体素质是比自由行散客低一点，但不至于低到不懂不能随地丢垃圾，或者不要在公共场所大喊大叫。今天我想分析一下深层原因，可能大家还没想到。
第一个是克服对陌生感的恐惧心理。人到国外，在陌生环境里边，单个人或少数人肯定比在国内更加小心，比如特别注意不要随地丢垃圾。但如果是一群人，比如几十人的旅游团，情况往往大不相同，甚至变本加厉。这是因为，虽然你面对的大环境是陌生的，但小环境（旅游团）却是熟悉的、同文同种的，这时候为了对抗陌生的大环境，可能人们会本能地放大旅游团的整体存在感，表现出在国内都未必有的豪迈和满不在乎，说话声音更大了，谈笑也更奔放，诸如此类。这种感觉或许还不错，甚至暗生出一些骄傲：你看，虽然我在国外，但我不怕，我不是没见过世面的人，我在哪都一样，我都是我！
总之这是一种自我心理暗示和抚慰，用夸张不羁的言行，去抵抗陌生大环境对自己造成的心理压迫感，让摇摇欲坠的自我获得片刻的安稳。旅游团，则提供了实现这种自我心理暗示的空间，并且每个团员都倾向于用夸张的言行去不断“喂养”这个空间，就像围坐火堆的每个原始人不断把小树枝投进火堆，为安逸的集体氛围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他们觉得，这样的默契和互相激励，可以对抗身后无尽的黑暗，以及黑暗中窥伺的野兽的眼睛。
每个旅游团或多或少都会有放团员自由活动的行程安排。那时候，他们几乎不需要提醒就立刻回归正常，说话声音也小了，也不那么肆无忌惮地东张西望了，跟自由行的游客几乎没什么差别。比如在国外的饭馆里，如果中国游客只坐一桌，声音绝不会比当地人大。但如果坐两桌以上，那一定是旅游团集体行动，只要有屋顶，基本上会制造出远远超过索尼或bose音响的混音效果。
第二个原因或许更有意思：荣辱。一个人，是什么原因驱动他在群体中做那些过分的甚至错误的事情，而在他独处的时候很可能不会去做，比如在机场乱丢垃圾？前边讲到，旅游团的成员，会产生抱团的心理需求，通过小团体内夸张的言行，去抵抗国外陌生环境造成的心理压力。这时候，实际上他是把一部分自我让渡给那个叫旅游团的东西，实现自我扩张，从而让自己在心理上感觉更舒适更安稳。同样也正是在这种时候，他的荣辱也就不再仅仅是个人荣辱，而变成旅游团集体荣辱的一部分。哪怕他做错，丢的首先是旅游团的脸，而不仅仅是丢个人的脸，并且无须对自己的行为负全部责任。于是，垃圾你丢我也丢，反正挨骂也首先是旅游团这个集体挨骂——“中国人太没教养”、“中国旅游团素质太低”，反正骂不到我具体张三李四太没教养素质太低。好吧，敞开干，管他娘。
如果只是在机场丢垃圾这种小事，也就罢了。如果大家面对的是文革或者纳粹呢？固然先贤说过“勿以恶小而为之”，但什么样的恶算小，自由裁量空间可就大了，特别是在人们自我辩护的时候。于是我们看到，反思文革，只有受害者，没有施害者；审判纳粹，自我辩解只有奉命行事，没有主观能动。恐怕不全是狡辩，而是由于向群体让渡自我，真心不觉得耻辱完全要由自己承担，至少自己所在的群体要承担大部分罪责。这种心理，跟在机场乱丢垃圾恐怕没有太大差别。
人们在群体中寻找安全感，也在群体中放纵自己，做出那些自己一个人很难做到的事情。特别是在整体环境产生巨大压力的情况下，不论是在语言不通面孔不同的国外，还是在潮流涌动形势逼人的国内，往往会产生惊人的效果。拿参加旅游团的人来说，很多平时都是很好很规矩的人，恰恰是在国外的陌生环境中，在临时组成的小团体里边，给世界各国人民造成了恶劣印象。大概也正是这种原因，当我们看到类似报道，觉得怎么奇葩都跑到国外丢人现眼去了，这个锅我们不背。事实上，那正是人们在环境压力下的应激反应。
有药吗？不断宣传和批评肯定有用，但最终解决办法还是得多出去走走，见多了，不再觉得国外陌生环境给自己巨大的心理压力，不再看见一个会讲中文的就像见了亲人，那时候情况可能会好得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