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特勒进攻苏联的情报 他送到使馆

（法制晚报记者  陈品） 1995年11月，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五十周年之际，俄罗斯驻华大使受总统委托，代表政府授予阎宝航、阎明诗、李正文三人“伟大卫国战争胜利五十周年”纪念奖章，表彰他们在国际反法西斯斗争中的特殊贡献。

“李正文”这个名字开始走进公众视野，然而很多人并不知道，他是一位杰出的地下工作者。他的经历颇具传奇色彩：赴苏联学习情报技术却被诬“日本特务”，在劳改营关押近两年受尽折磨；回国之后受共产国际领导从事情报工作，成为阎宝航的助手和联络员，将德国进攻苏联的重要情报送出；担任上海策反委员会委员，深入虎穴屡建奇功……

李正文之子李海丘在家中接受记者专访

近日，《法制晚报》记者在顺义后沙峪一所小区里见到了李正文之子李海丘。客厅里的桌上摆放着父亲获得的勋章，李海丘翻开勋章盒，开始向记者讲述一段惊心动魄的潜伏往事。

在位于顺义后沙峪的一处安静甚至略显偏僻的小区，记者如约见到了李海丘。打扫干净整洁的房子，客厅里用沙发和书桌隔出了一个书房，沿着墙放了两个大大的书柜，里面摆满了各式各样的书，茶几上则放着两个红色的盒子和一本书，显然这是为此次采访而准备的。身着卡其色上衣和裤子的李海丘看起来比实际年龄年轻很多，没有多余的客套和寒暄，李海丘打开茶几上的盒子开始给记者介绍父亲所获得的勋章，其直爽性格可见一斑。

据李海丘向记者介绍，1908年，父亲李正文出生在山东省潍县的一个贫苦农民家中，8岁时全家逃荒到了辽宁四平。

李海丘幼年时期与父母合影

“我父亲小学和初中的学费是二伯供给的，到了高中，二伯在经济上已经无力帮助父亲继续读书了，是父亲的同学们帮助他，这才读完了三年高中。”从中学时代起，他积极参与当时任沈阳奉天基督教青年会总干事阎宝航组织的进步学生团体的活动，受到阎宝航的关注和信任。

1931年9月，李正文升到大学二年级，不几天发生了“九一八”事变，李正文逃亡到了北平。 由于从1933年下半年起，北平的白色恐怖十分猖獗，组织活动陷于瘫痪状态，经在共产国际情报部工作的刘一樵推荐，李正文决定去苏联学习。

“我父亲被送到莫斯科郊区一所苏联国防部系统的专门培训情报人员的无线电学校，学习了将近两年，结业后住进了接待外国共产党人的国际招待所，等待分配工作，谁知一等就是一年多。 ”李海丘告诉记者。

先后来到这家招待所的中国人连李正文在内共有六个人，为了保密，他们相互都用俄文名字称呼对方，李正文的俄文名字是瓦夏。最后到的一位取名为罗莎的女同志，是刚从上海来的，原名吴先清。“吴阿姨是三机部部长刘鼎的夫人，是1924年入党的老党员，长期为苏联搞情报工作。”李海丘说。

1937年夏季的一天，吴先清对父亲说，她发现一个叫索妮的人经常偷偷给上级写针对他们几个人的诬告信，指控他们是反革命。“那封信里说瓦夏懂日文，说他的母亲是日本人，他长得也像日本人，肯定是日本特务。实际上我父亲从小在东北长大，当时东北被日本占领，实行奴化教育，东北学校都学日文，因此父亲日语说得特别好。”

当时在苏联和共产国际工作和学习乃至避难的外国共产党人也同时遭殃，一批接着一批被苏联内务部逮捕审讯，然后投入监狱和劳改营。住在招待所的六名中国人，除写诬告信的索妮外，都先后被捕，罪名都是“日本间谍嫌疑”。1937年11月，李正文和吴先清最后一批被捕。

李正文被关进了莫斯科的鲁别克监狱。他开始以为自己的被捕完全出于误会，弄清后很快就会获释，谁知大错特错了。对他的审讯既草率又粗暴，审讯者硬逼他承认是“日本间谍”，还用手枪顶着他的脑袋吓唬他，李正文一再抗议申辩，但他们根本不听。在无任何证据的情况下，把李正文定为“日本间谍嫌疑”，并判处5年徒刑。李正文就这样成了苏联的反革命罪犯。

上海市国家安全局为李正文赠送“疾风劲草、青史英豪”表彰条幅，教育部授予他“功在新中国”奖牌

李海丘告诉法晚记者，他记得父亲曾说过，在苏联时，审查者逼他承认是“日本特务”时，他说：“听说苏联有一种药酒，人喝下去就会迷醉，不自觉地把真话都说出来，我倒真想喝下这种药酒，那样你们就会知道我说的全是真话。”

即便在如此恶劣的生存环境下，李正文仍旧不忘充实自己。他们白天劳动，晚上则学习马列著作和研讨分析世界局势。和他一起被关的有一位乌克兰军官，他对李正文说：“等我们出去后，到中国去，我当司令员，你当政委，我们一块打日本鬼子。”

李正文对自己的冤案始终不甘心，他被捕后就不断给斯大林写信，信中还特意引用斯大林本人说过的话，为自己辩护。他坚持不懈地用俄文给斯大林先后写了60多封这样的信，最后终于出现奇迹，据说斯大林亲自发了话，经过有关部门甄别，于1939年9月正式向他宣布：“撤销原判，平反释放。”

一直到1940年秋天，李正文终于回到国内，他急于投身抗日行列，辗转到达重庆。

一到重庆，李正文立即找到了八路军办事处的负责人徐冰，徐冰对他说：“你在苏联被捕过，要恢复党的关系，先要有苏联方面正式平反的证明。”李正文找到阎宝航请求帮助。阎宝航当时是我党重要的地下党员，直接受周恩来领导。他还是共产国际的秘密人员，和重庆的苏联驻华大使馆有直接联系。阎宝航了解了李正文的情况后，十分同情他在苏联的不幸遭遇，立即告知苏联使馆的武官罗申(罗申在新中国成立后曾是苏联第一任驻华大使)，请他查询此事。

苏联方面很快来了答复，说“李正文是位好同志，他的被捕完全是一场误会，早已平反，共产国际已决定留他在东方部工作”。共产国际东方部实际上是苏联在远东的一个情报机构。罗申直接找李正文谈了话，并把这个答复的书面材料交给了他。

“我父亲拿了这份平反材料去见徐冰，要求回来，徐冰却说：‘既然共产国际要留你在他们那里工作，你就应该接受。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我们不能和他们抢干部，挖他们的墙脚，反正你在哪里都是一样干革命。’就这样，父亲只好接受苏方的工作安排。”作为共产国际东方部的工作人员，罗申就是他的领导人。

罗申要李正文先协助阎宝航工作。阎宝航将李正文安排在黄炎培主持的重庆战时公债劝募委员会任职，作为职业掩护。阎宝航当时身负重任，又有多重身份，需要各方应付，处境复杂艰险，李正文忠诚机智，处事得体，成了他身边最可靠最得力的助手和联络员。

1941年6月15日前一两天，纳粹德国军方代表访问重庆。德国驻华大使馆武官为其到访举行酒会，阎宝航也应邀出席。在酒会上，阎宝航从国民党于右任、孙科那里获悉希特勒德国将于6月20日以后几天内进攻苏联的重要消息，这个消息是从国民政府驻德使馆秘密传回来的。闻讯，阎宝航当即借故匆匆离席。因事先有约定：凡事通过情报系统联络，绝对不能去驻重庆办事处。晚上也不便去苏联大使馆找罗申武官。通过阎宝航的秘密情报系统，这一消息很快被送到周恩来那里，延安也很快收到周恩来从重庆发来的情报。

俄罗斯驻华大使罗高寿夫人为李正文佩戴奖章

李正文则亲自将这份情报送到了苏联大使馆。根据中共最高领导层的指示，这份已被译成俄文的重要情报最后交到了苏联红军情报人员手中。

1941年6月21日凌晨，斯大林从一名德军投诚人员中获悉：德军将于22日凌晨向苏联发动进攻，这才使李正文及苏联间谍佐尔格的情报得到确切证实。1941年6月的最后一天，苏德战争爆发后的第8天，斯大林特意给中共中央发来了一封电报：“感谢你们提供了德国进攻的准确情报，使苏联提早进入了战备状态。”

“正是因为这件事，1995年11月，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五十周年之际，俄罗斯驻华大使罗高寿受总统委托，代表前苏联政府授予阎宝航、阎明诗、父亲三人‘伟大卫国战争胜利五十周年’纪念奖章。”李海丘说，“用安全部办公厅谢振华主任话说，没有这份情报，世界历史搞不好要重写。”

1941年7月，共产国际东方部决定派李正文去上海从事对日寇和汪伪的情报工作。“上海对父亲来说十分陌生，因为父亲在小地方长大，没去过上海这样的大城市。阎宝航特意介绍了两个在上海的熟人给他。一个是上海慈幼院院长姚淑文，另一个是中国海关副总税务司丁贵堂，是实际掌握全中国的海关大权的人。”李海丘说。

李正文到上海后先找了阎宝航介绍的上海慈幼教养院院长姚淑文，并在慈幼院建立起对外联络站，然后和共产国际东方部负责上海地区情报工作的苏联人尼克莱·伊万诺维奇接上了关系。

尼克莱特意告诉李正文：“要有掩护职业，以便比较安全地在上海呆下去。特别注意不要和中国共产党发生任何关系，以免在安全上相互影响，不要看进步书刊，以免暴露自己。”　尼克莱还与父亲约好今后会面的时间和方式。

当时日伪统治下的上海，情况极为险恶。凭借通晓英、日、俄三国语言的优势，李正文很快落实了掩护职业。

他应聘担任了原公共租界工部局的日文教员，给原来以英文做通用语言的工部局职员教日文，职员中有不少外国人，因此日文教员必须懂英语才能胜任。这个职务对开展情报工作极为有利。

李正文获得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奖章和证书

除上海外，李正文也经常去汪伪的首脑机关所在地南京活动。他发展了一批得力的情报人员。

通过好友裘维琳，李正文发展了一个叫稽显庭的重要关系。稽显庭是南京汪伪政府秘书长陈公博的大舅兄，在该政府任文书科长，即高级机要秘书。日伪最高头目每周都要召开一次联席会议，商讨决定一些大政方针和重要决策。会议内容的记录和整理都由稽显庭负责，整理稿经审定后再打印三份，分送日伪双方有关当局，第三份给李正文。这些都是敌人的最高机密，据此可以了解日伪的最新动向。

李正文还通过申报馆的同事日文翻译肖百新认识了一位反军国主义的日本友人德田太郎。德田是反军国主义者，同日本驻华大使有联系，他也是日侨上海一个区的负责人。

从1944年起，他多次为李正文提供过重要情报，如日本军方掌握的中共及新四军的资料和日方的对策以及日侨的政治活动、日本投降后对华的潜伏计划等等。他还帮助李正文策反过来两个人，搞到一部分西药和少量武器献给了苏北革命根据地。

1944年，新四军新华社负责人于毅夫秘密专程来到上海找到李正文，迫切希望搞到华中局急需的两本日本书（也许是两本日本杂志）。

这件事难度极大。“父亲请德田帮忙，他花了很大力气，想方设法，巧妙地搞到手，经父亲转给了于毅夫。于毅夫当时对此事评价很高，父亲代表他向德田表示衷心的感谢。”

“1945年春，父亲在情报工作中搞到了一些物资，请求尼克莱可否和新四军联系，把情报直接发给他们?不料尼克莱大为恼火，严厉批评父亲不务正业多管闲事，还说这样做下去不仅不能完成自己的情报工作，而且会遭到敌人的破坏，对苏联情报组织有极大危险性。父亲试图说服他，他根本不听，还说这是组织纪律，必须服从。”李海丘说。

“当时父亲的思想斗争非常激烈，考虑再三，在敌我斗争如此尖锐复杂的情势下，把搞到手的有用的武装和物资扔掉，这是政治上的犯罪行为。再加上，父亲是冒着生命危险，对他们做了大量工作，人家才答应为新四军效力的，如果就这样不做任何交代，岂不是出尔反尔？对新四军也会造成恶劣的影响。”李海丘接着说，“于是父亲就瞒着尼克莱，在1945年3月派我妈妈陈蕙瑛到解放区，请新四军直接接受我父亲搞到的武装和物资。”李海丘说，华中局城工部部长刘长胜接见了妈妈，并答应立即派人接父亲的关系。

日寇投降后的1945年9月间，张执一同志代表党组织来上海接上了李正文的关系，1947年秋正式通知：批准父亲断绝和苏联情报组织关系。李正文从此与苏联方面一刀两断。

李海丘告诉记者，母亲陈蕙瑛也是一名优秀的地下工作者，是由父亲培养和发展命的。在上海局策委会成立之前，她的主要任务是掩护父亲，策委会成立后是机关党支部书记。“我母亲参与了由王月英搞到的《大上海城防计划图》的传递工作。由于她和父亲分属不同的情报系统，虽然他们是夫妻却互相不干涉，严格遵守组织纪律。”

李海丘说，记得上海快解放的时候，母亲将他送到姨妈家，给了一点钱，并告诉姨妈，如果他们回不来了，上海解放后一定会有人把孩子接走，“他们相信组织会照顾我，为了上海解放，他们已经做好了随时牺牲的准备。”

从1948年秋天开始，人民解放军已从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国民党中的许多军政人员感到大势已去，纷纷寻找出路。

为适应这一形势，中共中央上海局成立了以张执一同志为书记的策反工作委员会，李正文、王锡珍(陈约珥)、田云樵三人为委员，分别对国民党军政各界展开秘密活动。

李正文从此时起已完全转入地下，不再进行公开活动。 “父亲主要负责的是国民党陆军方面的军官起义工作。”李海丘说。

李正文这次在上海期间，还根据张执一的指示，到南京国民党海军部去会见了海军部办公厅少将主任金声。金声是一位爱国将领，坚决反对内战。张执一要李正文去南京会见金声，并请人告知了接头暗语。

当时局势已相当紧张，李正文到南京海军部时，那里岗哨密布，警卫森严，金声在海军总司令桂永清专用的小会议厅和李正文会见，还把桂永清的上校机要秘书游侠叫来介绍给李正文，说游侠是自己人，早就有意参加革命，苦于找不到关系。

金声和游侠同李正文联系上后的几个月内，两人就经常带着有关的重要情报，从南京到上海在约定地点和李正文见面，这些情报都经由他们两人作过精心整理和分析，详细而具体地把蒋介石整个海军的行动计划和作战部署，特别是沿海和沿长江的布防计划，包括炮台位置及其兵力、火力配备情况，还有海军部所掌握的其他兵种，如陆军、空军的调动计划和作战部署等都一一列出，有的还用地图和图解形式标出来。

1949年初，李正文被派去和以段伯宇为核心的一批准备反蒋起义的国民党进步将领会面。李正文和段伯宇一见如故，通过段，李陆续会见了国防部预备干部局代局长兼预干总队少将总队长贾亦斌、淞沪港口司令部少将副司令兼上海铁路指挥官段仲宇(段伯宇的弟弟)、伞兵第三团上校团长刘农睃等人。

在段伯宇的陪同下，李正文去了这些部队的驻地，代表上海局策委会和这些要求起义的将领一一见面谈了话，实地了解了他们的实力和情况。

贾亦斌是国防部预备干部局代局长兼预干总队少将总队长，和蒋经国关系不一般。但贾亦斌逐渐看清了蒋家王朝的腐败，对蒋家王朝的幻想彻底破灭，转而痛恨蒋介石。在联络员张文藻协助下，贾亦斌于1949年4月7日举行了武装起义。他所指挥的起义部队在国民党重兵的阻击下，因双方力量悬殊大，终被击溃，贾亦斌身负重伤，在游击队的救助下，逃出重围，到了解放区。蒋介石对他的起义极为痛恨，曾悬赏五万元购买贾亦斌的脑袋。

“段仲宇把自己在宝山路1号小白楼作为父亲的联络点，楼下驻有国民党兵一个排，楼上就是父亲的联络点。父亲还约段仲宇一起冒着生命危险，把地下党的秘密电台，也就是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中的李白在被捕前隐藏的备用电台，从虹口送到旧法租界，段仲宇穿着少将制服，亲自驾驶汽车，穿过几道国民党军警的联合检查站关卡，完成了任务。本来电台应该放在一个党员夫妇家里，由于女主人吓得哭鼻子，段仲宇就自告奋勇把电台隐藏在自己家里了。”李海丘告诉记者。

李海丘还告诉记者，此时，由于有人告密，国民党特务机关根据父亲的相貌特点，到处抓“白头发老李”，组织决定，父亲将一些未了的工作移交给上海策委会的田云樵等同志，于4月10日化装潜离上海，转道香港到达北平，从此结束了在上海敌占区长达八年的地下工作。

5月底，李正文回到了已经解放了的大上海。华东局宣传部长舒同告知李正文，他已被任命为华东军政委员会高教处副处长和上海复旦大学、暨南大学的军代表。

1950年2月，华东局调李正文担任华东人民革命大学副校长，华东革大的校部在苏州，他在那里工作了两年。1952年2月，他奉调回上海，任复旦大学党委书记兼副校长。

担任大学校长的这段时间，李正文全力办好教育，生活虽然回归平静，但他仍然牵挂着曾经和他一起并肩作战的战友们。

李正文夫妻合影

1959年反右倾运动中，高教部机关负责人诬称与李正文有过革命工作关系的德田太郎是“日本特务”，“他们说是德田策反了我父亲，而非父亲策反了他。德田曾协助过日本大使馆工作，而日本大使岩井英一系日本高级特务，因而怀疑德田是日本特务，说父亲也是‘日本特务’。德田在日本战败回国后就失去了联系，中方曾多次派人到日本寻找，杳无音讯。因此父亲的组织结论上就留了个尾巴。父亲一再说，什么是最大的考验，那就是遇到任何困难不要气馁。”李海丘说，父亲的这句话对他影响很深。

回到日本的德田被审查，直到1992年才被当局释放。出狱后，他在媒体上看到了夏衍到日本访问的消息，由于在中国期间德田就与夏衍有过接触，所以他主动找到了夏衍。这样，对父亲的疑问才彻底解除。

“1992年，安全部邀请德田到北京，罗青长让我父亲全程陪同，两个老人见面之后痛哭流涕。2002年父亲去世，7个月以后德田太郎来到北京，跟我和弟弟谈了三天。2003年，德田去世了。”李海丘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