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昌硕是站在他肩膀上抵达巅峰的？

文、图 | 杨频

2018年在故宫博物院文华殿举办的“铁笔生花——故宫博物院藏吴昌硕书画篆刻特展”上，笔者第一次看到吴昌硕与杨沂孙作品的并置，其中血脉衔接处可谓一目了然。套用牛顿的一句名言——吴昌硕是站在杨沂孙肩膀上逐渐抵达巅峰的。而在篆书创作的史脉上，我们对杨沂孙关注并不太多，或者说重视还不够。

往前追溯，在邓石如篆法风靡的时期，杨沂孙也曾是邓派流风体系中的一员“干将”。人们常说“大树底下不长草”，尤其是在宗师级人物的笼罩下，其门生后学大多数情况确实是这样的。但是每个时期都有可贵的例外，笔者想，这些例外构成了一部艺术风格史。

|  品位标签  |

当今的书学研究，尤其书法史学与技法理论，已经破除了一些关于古人书写的迷信，笔法传承的谱系与技术分析的精度都比过去更为深入与明晰了。我们知道，由于楷书强大的实用性质与主流地位，篆、隶这两种极为重要而基础的字体，在唐代以后上千年的漫长历史中一直缺少一流高手，甚至情形每况愈下。这其中小篆尤为明显，到清代前中期，其笔法更是几近中绝，著名学者书家如王澍、钱坫、孙星衍等，虽潜心学术、精通考据，但写起小篆来却大多需要依靠改变笔头的自然形态，或扎或裹，来完成匀圆的线条效果。直到邓石如探索成功，篆法中的锋颖部分才得到正确运用，人们对于毫尖顺逆方圆操控的原理与方法才有了根本的理解与确定的把握。因此康有为说，邓石如的意义如同儒家中的孟子、禅家中的大鉴禅师，直指本心，使人自证自悟。

邓氏的开山之功影响甚巨。篆法不再神秘，知识精英阶层对于金石考据的热忱也推动了古文字资源的扩大化和经典化，小篆的书写艺术尤其得到极大的提升，古文字修养与书写能力已然成为世间学问与品位的象征。不过，邓石如虽然在探索中尽可能运用了所能见到的古代篆书资源，但他主要还是醉心于秦汉小篆体系的借鉴，并奠定了小篆书写的笔法基础，有一扇重要的门，还不曾打开。邓派再传如吴让之等，也是在小篆的领域精耕细作，用笔更为轻松自如，但在体系和意识格局上并未跨出邓的樊篱。

|  力图超越  |

邓石如的划时代笼罩，因此也带来一个问题，即后来的书家如何突围并带来开创性的新贡献。到了清代道咸特别是同光时期，杨沂孙承担了这一历史使命，既得邓氏篆法精髓，又能深入字学、穷究字理，并由此开始反思邓氏的局限，力图有所超越。他的着力点与出发处，竟源自文字之学本身的梳理与思考。

《在昔篇》是杨沂孙毕生思考与实践探索的结晶，光绪三年（1877年）季春作，韵语一千余字，其视野纵贯篆籀史脉与渊源流变，评古论今，表现出卓然超群的识见。其中一个重要的观点，就是小篆兴而古籀废，由此古意凋疏，以至于“篆法之衰，将二千岁”。他认为，周宣时“史籀繁丽，大篆垂制”，而后“秦皇蔑古，李斯献媚。小篆聿兴，籀古乃废……古意渐漓，真形无几”。尤其是“销毁钟鼎，焚烧书纪，灭古之迹，壹民之志”，到元明时期已经俗学愈炽，“睹籀则蒙，视篆若眯”。所以自清代乾嘉以来，大量钟鼎金文的材料就显得异常宝贵，因为从中可以恢复三代古籀的气息，找到许慎字义的渊源，完善乃至修正许氏的说解。“唯此吉金，亘古弗敝。得而玩之，商周如对。以证许书，悉其原委。”这样的信念，使得杨沂孙在时代学术发展的支撑下，超越了对说文的迷信，并且溯本求源，发现古籀资源对于丰富与深化篆书创 作的历史意义。

清  邓石如  篆书《心经》

邓石如于清代篆书兴起有开山之功，影响力巨大，但后来者多未跨出其樊篱。

|  时代之变  |

因为坚持古籀大篆崇高审美与历史价值的信念，杨沂孙也成为篆籀一体的时代鼓吹者，对身边及后学起到了极大的启发与引领作用。

也是在光绪三年三月，吴大澂来访常熟，同心仪的前辈杨沂孙纵谈古籀文之学。在日记中，吴记下了耐人寻味的一句话：“先生劝余专学大篆，可一振汉唐以后篆学萎靡之习。”显然，一个新的时代将要来临了。尽管邓石如奠定了小篆书写的普泛根基，但一部分前行的人们已经感到不满足，吴大澂的四言和韵与大篆书写实践，也证明了时风所向，以及受到杨氏影响之深。

后来的吴昌硕专攻大篆、深究石鼓，方圆兼济，加以倚侧之变，其审美根底来自杨沂孙。类似者如黄士陵专为方直整饬、宽和劲挺，也是化取杨沂孙风格的一个面向而成的。

在邓派笔法与风格笼罩之下，以金文入篆，突出重围自成一家，开晚清大小篆书融合之风气，其字学修养与探索成就，惠及吴大澂、赵之谦、黄士陵、吴昌硕、王福庵等多位后学精英。杨沂孙的自我评价确是实事求是的：“吾书篆籀颉颃邓氏，得意处或过之，分隶则不能及也。”

本文选自

2019年第12期《中国收藏》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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