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大学招生舞弊案：砸多少钱能上哈佛耶鲁？

这是选·美的第 1120 篇文章

pixabay.com

2019年3月12日，美国马萨诸塞联邦地区法院联邦公诉人起诉50人涉嫌以贿赂和欺诈的方式获取知名大学的录取。涉案学校包括耶鲁大学、斯坦福大学、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等一众名校。被指控的50人中有33名家长，包括出演《绝望的主妇》并拿下格莱美奖的女演员 Felicity Huffman，《倾听心灵》的主演 Lori Loughlin，Wynn Resorts 前总裁兼首席运营官、美高梅国际酒店前首席执行官 Gamal Aziz，太平洋投资管理公司 (PIMCO) 前首席执行官 Douglas M. Hodge 等演艺圈金融圈名流新贵。

消息一出，舆论哗然，富人特权、招生制度、教育公平等话题在舆论场不断被讨论。

《绝望的主妇》中，Felicity 所饰角色 Lynette 过着令人艳羡的中产阶级生活，现实中的Felicity也毫不逊色，以40万美元的单集片酬站在演艺圈收入金字塔的顶端。涉案高管们收入甚至更高，根据彭博咨询公司 （Bloomberg） 数据，美国CEO的平均年薪为1425万美元。

然而，这些年收入位于前1%的家庭 （2015年收入前1%的家庭平均收入为1 ，363，977美元） 无法通过富人通道进入美国精英院校。相比于顶级富豪，他们仍然不够有钱，或者说，不够有权，不够有人脉。

《华尔街见闻》的评论一针见血， “在穷人和富人的双通道名校入学体系下，本次爆出的舞弊案本质上是在维护按照‘游戏规则’入学的那群0.1%富豪的公平正义，属于富豪阶层的内部矛盾，跟穷人无关”。

社会分层研究领域有一个经典的研究结论，即高等教育在社会不平等的形成过程中扮演了双重角色。一方面，作为社会的均衡器 （equalizer） ，它可以帮助那些家庭出身一般的人实现阶层的跃升和极大的向上社会流动，从而从整体上降低社会不平等。但另一方面，高等教育，尤其是稀缺的优质高等教育，也逐渐成为权贵阶层向下一代传递社会经济地位优势的中间途径。权贵子女们更容易凭借优越的家庭背景进入顶尖名校，从而实现精英阶层的再生产 （reproduction） 。

克拉伦登学校毕业生进入《英国名人录》的几率

Aaron Reeves 等学者发表在《美国社会学评论》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上的文章曾对1892-2016年《英国名人录》 （Who’s Who） 的入选者进行了分析。这本英国人物传记字典记录了对英国社会产生重要影响的人物生平，包括法官、公务员、政治家以及来自学术界、体育界各种领域的知名人士。由于评选完全基于声望与成就，可以说，入选这本书的人是英国真正的精英群体。

他们的研究指出，伊顿公学、圣保罗等9所克拉伦登学校 （注：Clarendon Schools，通常用来指代英国九所顶尖的著名私校。有趣的是这些学校传统上被称作“公学”，被称作英国精英的摇篮） 的毕业生入选《英国名人录》的可能性是其他学校的94倍。

下列图表显示， 如果一个1847年出生的英国男孩进入了克拉伦登学校的其中一所学校就读，那么他长大后入选《英国名人录》的几率是其他人的274倍；120年后，在1967年出生的英国男孩身上，这个几率减小到67倍。尽管这9所私校的影响力在近百年已经锐减，但进入其中一所对成功跻身精英群体的影响仍然高得吓人。 那些能就读克拉伦登学校的男孩子们几乎个个都出身世家。毕业以后就读牛津剑桥，继而进入精英阶层，延续家门的荣光，这些对于他们来说似乎是一条康庄大道，得来全不费功夫。这群人在英国有一个特别的称呼，“the old boy”。

美国四所大学学生父母收入分布（哈佛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格伦代尔社区学院）

美国常青藤院校学生父母收入分布

相似的故事也发生在大洋彼岸的美国。哈佛大学教授 Raj Chetty 及其合作者的研究发现，70%的哈佛学生来自美国收入前20%的家庭，其中15.4%来自前1%，而家庭收入处于后20%的学生仅占3%。随后，他们又对常青藤大学 (Ivy-Plus college) 学生家庭收入分布进行了分析，得出相似的结论， 家庭收入在全美排到前1%的人就读常藤校的几率远高于家庭收入为后20%的人，前者是后者的77倍。

毋庸置疑，不同家庭出身的小孩享受到截然不同的教育资源。富裕家庭的父母把子女送入私立名校，请私人辅导；而穷人的小孩只能就读公立学校，或许，放学后还要去家附近的餐馆打工补贴家用。但是，精英院校录取更多的富人子女仅仅是因为他们更优秀的学业成绩吗？事实并非如此。

美国精英院校为穷人和富人提供了不同的入学体系，或者说，精英院校为富人子女增加了一条入学通道。穷人只能选择“正门”，而富人却可以选择“后门”，凭借大额捐赠和校友子女的身份获得精英院校的录取。

“正门”指的是常规申请流程。与中国不同，美国并非“一考定终身”，名校招生委员声称他们更注重学生的总体表现。美国高中生若想通过常规申请流程入读名校，那么，从高一起，他就要确保常规课程 （regular courses） 成绩名列前茅，进而要取得荣誉课程 （honor courses） 优秀，然后选修大学基础课程 （advanced placement） ，此外还要在 SAT 或 ACT 中取得优异成绩；勤奋苦读之余，要积极发展兴趣特长、参加课外活动，向招生官展示“有创造力、领导力、热情、正直、诚信、耐心、自信、勤于思考 （哈佛大学对个性品质的要求） ”等品质。

然而，就算如此，他也未必能获得名校通行证，因为精英院校的录取率实在太低了。 以常春藤联盟为例，8所学校中，只有康奈尔大学的录取率高于10%，耶鲁大学录取率为6.3%，哈佛大学的录取率仅有4.6%，其中超过一半的 SAT 满分者的入学申请会被哈佛拒绝。

常青藤院校2022届学生录取率（数据来源: Ivy coach）

当然，如果你有个美国福布斯富豪榜排得上名的爸爸，或者家族里曾有人毕业于藤校，事情就另当别论了。你可以理所当然地走“后门”，通过 发展录取 （Development Cases） 和 世家优先 （Legacy Preference, 又称为“ 传承偏好 ”） 大大增加获得录取的几率。

发展录取 （Development Cases） 是指申请人可通过家庭可能给予的捐赠被大学录取。通俗地讲，就是顶级富豪们可以通过捐钱盖楼增加被名校录取的机会，甚至直接被名校录取，其中最经典的例子莫过于美国现任总统Donald Trump 的女婿 Jared Kushner。

Jared 高中学业成绩平平，却在1999年获得了哈佛大学的录取，让他高中老师瞠目结舌。这次录取离不开家族的“鼎力相助”。此前，Jared 父亲 Charles Kushner 承诺向哈佛捐赠250万美元，并被纳入学校资源委员会。

入学价格似乎也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水涨船高。维多利亚的秘密掌舵人 Les Wexner 是俄亥俄州立大学毕业生，1989年他开始向哈佛大学捐款，从2003年到2012年，每年捐赠150万至210万美元。2013年起，Wexner 慈善基金会大幅加码，随后四年共捐款5600万美元。作为回报，Les Wexner 的四个子女则在2013、2014、2015及2017年先后入读哈佛大学。

世家优先 (Legacy Preference) 是精英院校的另一个传统，即校友子女在申请时会被优先考虑。根据 Chad Coffman 等人的研究，在满分1600的SAT考试中，校友子女可以获得相当于160分的额外加分。因此，他们的录取机会也远高于普通学生，就常春藤大学而言，校友子女录取率是总体录取率的两到五倍。2003年，哈佛大学录取了40%的校友子女申请人，当年的录取率仅为11%；2006年，布朗大学录取了33.5%的校友子女申请人，远远高于13.8%的录取率；同样，2009年，普林斯顿大学录取了41.7%的校友子女申请人，是非校友子女录取率的4.5倍。美国媒体《纽约客》曾爆料，小布什当年的SAT成绩比耶鲁学生的平均分低了180分，GPA只有C，但仍然通过“世家优先”的方式入读耶鲁大学。

经济学家 Thomas Piketty 和 Emmanuel Saez 的研究显示，2015年，美国收入前1%的家庭平均收入为1,363,977美元，而前0.1%的家庭平均收入为31,616,431美元，是前者的23倍。 前者通常被认为是 “working rich”，即通过自身努力获得财富，而非继承财产的人。 舞弊案中的涉案家长大多属于 “working rich”： 毕业于藤校达特茅斯学院的太平洋投资管理公司 CEO Douglas M. Hodge，在波士顿和康涅狄格州郊区长大； 美高梅国际酒店前CEO Gamal Aziz 在埃及长大，毕业于开罗大学； 演员 Lori Loughlin 的父亲是纽约电话公司的一个领班。

如果捐赠200万美元就可以通过“正门”让子女入读精英院校，我想，涉案家长们肯定毫不犹豫，但在当今美国，200万美元似乎已经不足以购买一张名校入场券，否则 Les Wexner 也不会在2013年后大幅加码，捐赠5600万美元给哈佛大学换取4个子女的入学机会。然而，对于working rich来说，像 Les Wexner 一样豪掷千金还是太过困难。不同于老牌贵族 （Old Money） ，他们缺乏家族的财富支持，数千万美元来换一个被录取的机会，对这些新贵来说并非一个容易的决定。

而杜邦、洛克菲勒、布什家族等老牌贵族的数代传承使得他们与精英院校建立了紧密的联系，除了大额捐赠外，他们也更有可能通过“世家优先”的方式进入精英院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