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来源：
2024年8月31日-9月1日，笔记侠于绍兴阳明故里举办的PPE（政经哲）2024级第三模块【东哲•心力：阳明心学】
主讲嘉宾：
董平，浙江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第
86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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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记君说：
王阳明一生汲汲于讲学论道，不仅开创了一个极为重要的心学时代，而且凭借平定宸濠之乱的功绩，缓和了明王朝内部深刻的政治危机，道德、功业、文章冠绝千古，影响世道人心既深且钜。
自20世纪以来，王阳明的哲学思想便已进入了西方人的学术视野，成为与朱子学相媲美的又一东方热门学问，乃是他们进行中国问题研究的一大重要领域。
在本次课程的第一天，董平教授为我们讲述了王阳明波澜壮阔的一生，关于这部分内容请参考笔记侠往期文章：
《王阳明的一生，都不在计划之内》
。
今天，董平教授将为我们深入解读阳明心学的“心即理”及“知行合一”。
同时，笔记君在文末为大家准备了惊喜哦。
另外，本次课程期间，董平教授也讲授了“致良知”和“心外无物”这两个重要概念，这部分内容将通过后续文章进行整理发布，敬请期待。
以下为董平教授关于阳明心学部分课程的内容整理。
王阳明的一生，不只是一个传奇，而应该它看成是一种我们不曾经验，甚至是难以经验、无法经验的人生体验。
王阳明是圣人，但如果圣人是不可企及的，我们要圣人干什么呢？圣人和神有所不同，神没有错误（哪怕是错误也会是正确的），而圣人可能犯错。
对神的信仰，可以到教堂中去解读，到上帝面前去忏悔，似乎错与罪就过去了。但对圣人的信仰却需要落实到“时时”中去，是一天24小时里都要做的。
在我们的语境中，我们表达信仰，不是到庙堂里，而是要到日常生活中去解决的。
这是中国文化和西洋文化的重大差别，这一点需要确信，否则中国文化学不好，也领悟不到它的真实意义。
佛教传到中国，好像到处是寺庙；道教模仿佛教，将自己发展成为了一个宗教，好像到处是道观。但我们不会天天去，有事才去。什么才是“有事”？是日常生活中遇到了处理不了的问题，才会走进寺庙，走进道观。
这与西方人进教堂的意识是不一样的。中国的文化是以“人的存在”作为第一性的，而西方文化是以“神的存在”为第一性的。
我之前向大家展示的王阳明，在其一生之中，是如此这般来处理自己所遇到的各种问题，生活问题、生命问题、价值问题，生还是死的问题。
我们不可能重新把他的生活经历重新过一遍，
我们要从他的生活经验当中领悟到他的学说、他的思想、他的观念。
王阳明到了龙场之后，他面对的是死亡，这是一种对比极大的反差，任何戏剧冲突恐怕都不会有如此这般的强烈。
他在龙场悟道之时悟出的第一个道理是“心即理”，但这是一个非常抽象的问题，所以他在龙场讲学时没有讲“心即理”，讲的是“知行合一”；
接着他离开龙场，到庐陵剿匪，然后又去平叛宁王朱宸濠，在平叛过程中，他讲的是“致良知”；平叛结束后，正德16年年末，王阳明回到绍兴连续讲学六年，讲的是“万物一体”，直至终老。
王阳明先生的生命史也是他的思想逻辑的展开史，我从未见过古今中外的思想家、哲学家能像王阳明一样，用其一生来完成自己思想逻辑的形成：
“心即理”是阳明心学最核心的理念，是阳明心学的第一原理；
“知行合一”和“致良知”是第一原理的表达方式和实践形式；
“万物一体”既是“知行合一”和“致良知”的实践境界，在理论上也恰好是“心即理”的完整逻辑的打开。
这三大理念之先后，与王阳明生命历程的先后完全一致。“万物一体”是他最后之说，也是他最初之说。
康德、黑格尔的学说总在不断变动，朱熹的说法也在不断变动。只有王阳明从未变动，通俗点说，就是“一个唾沫一个坑”。
他不会因为讲“致良知”，“知行合一”就无效了，也不是讲了“致良知”、“知行合一”，“心即理”就不要了，这反而都是他最初的意思，这四大命题可以合为一个东西。
他在龙场教学生“知行合一”之前，教学生的内容可以归结到八个字：立志、勤学、改过、责善。
其毕生学说，不论“心即理”，还是“万物一体”，都离不开这八个字。
阳明先生的心学，切不可把它理解为玄虚之学，切不可把它理解为一个有无之学，而是实实在在关乎自我的人生实践之学，否则，心学一点意义都没有。
在中国文化中，最早讲有无问题的是老子。“有”和“无”是存在的两种状态，“有无”是相生的，如果“有”是“positive”，“无”就是“negative”，只要理解了中国的一阴一阳之力，有无相生之意也就清晰了。
“无”不是“nothing”，不是什么都没有，“无”是存在的一种形式。纯粹的“无”，就是佛教中的“空”，是把有无的状态都否定之后，在逻辑上可以显现的“空”，称为毕竟空，它不在我们的实践经验范围内，至少在我们现在的头脑中不可思议的。
如果把“有”看成是实在的东西，我们通常会以占有来作为自己的目的，所以“无”是一种境界，任何东西你把它占有了，但终究是不能占有的，其终极根据是生命自身存在的有限性，任何个体的生命最终都归于解体。
我们要区分不同形态的“无”，当赫拉克利特讲“万物皆流”的时候，当孔夫子讲“逝者如斯夫”的时候，当中国人说“金木水火土”的时候，当印度人说“地水风火”的时候，实际都包含了一个基本观点——任何可见的存在物本身的存在是构成的。
既然是构成的本身，必然包含它的结构性，着重于结构而言就叫做“无”。
花非花，是因为花的存在过程就等同于它的解构过程，人也一样，从这个角度看是positive，从另一个角度是negative，所以存在等于非存在，有就是无。
通俗一点来解释：假定一朵花存在30天，那在这30天的过程中，它是存在的，那31天的时候，它就不存在了。但不存在不会突如其来，存在30天的这个过程，换一个角度，也恰好是它走向非存在的过程。既然是过程，便是展开的最后的一种状态，这是中国人讲的自然，没有目的性。
西方哲学的构建是基于神的存在，唯有神的存在是绝对的。因此，西方思想有一个最高点——上帝或神永远不可被认识，因为他根本不是你的认知对象，你本身才是被决定的，你只能作为现象的存在物去领略到上帝的存在，但你永远不可能到达上帝本身。
对中国人来说则相对简单，我学道、听道、悟道、行道，终究与道同一，我就是道。但把“道”换成上帝后，可以学，可以听，可以悟，可以按照上帝的指示“行”，但不能成为上帝。明白了这一点，东西方思想之间的鸿沟，真正最本质、最后面的关键差别就清楚了。
这就是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根本差别，西方文化站在神的角度，不能说“无”，因此，“无”的观点在西方人那里是很不容易理解的。西方对“无”的观点的接受，是尼采说“上帝死了”之后才开始转向的。
西方对此最开明的观点是德国哲学家菲希特，他曾说，当我们转向自然世界的时候，居然发现自然世界是一个有机的生命体，自然界本身没有死亡，一切死亡都意味着新生命的诞生。这是和东方哲学观点最接近的西方思想。
科学精神表面上是对“有”的研究，为什么没诞生在东方？这并不是说东方诞生不了真正的科学。
人类发展至此，除了特别原始的采集渔猎时代之外，我们有三种生产方式到现在为止都没改进。
首先，是农耕的生产，最典型的代表就是东方；其实，是游牧的生产方式，最典型的是以色列人；最后，是工业的生产方式。
但工业的生产方式原初的观念，同样是为了荣耀上帝。如何荣耀上帝？通过上帝的作品来理解上帝的存在，这就叫荣耀神。上帝的作品在哪？整个世界都是，于是乎我们沉迷于发现规律，沉迷于发现自己，于是引导出关于人体的生理学和生物学。
当我们面向外界寻求这一个所谓的整个世界相互之间联系的规律的学问，关于存在就导向到纯粹对象来理解的一种世界观念，然后得出了世界的构造是上帝的伟大结果的一种规律。
因为我们发现所有一切到最后都是有规则的，粒子结构非常规整，一滴水看似乱七糟八，我们会发现它是非常美妙的圆球。诸如此类，我们以此来荣耀上帝，上帝创造的一切多么美丽。
过去我们以为科学和宗教是对立的两端，其实我们错了，科学的动力就在于寻求上帝。科学发展到如今，都不能证明上帝死了，对太阳系的研究不能证明，对整个宇宙的研究不能证明，对外层空间的研究也不能证明。
2014年，我在印第安纳大学曾经和一位神学教授讨论过这个话题：宇宙诞生于137亿年前的奇点大爆炸的研究，是不是证明世界的形成与上帝没关系？上帝是不存在的？
神学教授如此回答：爆炸是无序的，就算你现在去设计一次爆炸，你可以做到定向，但你保证所有微尘都会变得有秩序吗？这场爆炸形成了我们现在可观测、可理解的宇宙，看似乱七糟八，事实上是秩序井然的。
为什么？这就是上帝！当爆炸结束之后，天体之间、灰尘、微粒相互之间的距离、关系、大小，甚至成分构成等都有一只手在不断做微调，所以上帝没死。
坦诚地讲，在国内我从来没接触过诸如此类的观点，我们对于宗教学的研究在一定意义上仍然是回避的。对他的观点我很惊讶，而且也反驳不了。
我突然意识到，所谓的上帝就是原始秩序，在这点上反而和中国的理念相通了。因此，对秩序的寻求是人类的一种公共情绪。
当我们处于某种秩序之中时，会觉得可以把控，心里不慌；当我们处于无序状态的时候，我们会茫茫然不知所措。
对于秩序的寻求与向往，在中国人这里就被称为“道”，也就是原始秩序。道作为原始秩序，规定了所有一切的秩序。
如果我们按照这个观点往前推导，就能像王阳明一样把道作为秩序寻求的精神，就可能转变成一种科学精神。可惜的是，中国人总喜欢把它转变成玄学的精神。
“立志、勤学、改过、责善”，这八个字是对自我人生的规划，也是对自我人生的构建。这好比造房子，原料无非是木头、砖块、泥、水等等，但造出来的房子可以大大小小、高高低低、千差万别、各不相同的。
你愿意自己的人生是什么样的人生，取决于你自己，你才是自己的主人，自己说了算，这就是“立志”。
阳明先生说“志不立，天下无可成之事”。所以，要以立志为先。但立志一定是建立在公共的价值基础上，按照阳明先生自己的说法，是“立必为圣人之志”。立志如果建立在个人私心私欲的基础上，这样的立志也不会有什么用。
河南话有一个被广泛使用的词——“中”，中就是善，就是对的，不中的就是错的，就是不善的。先有“无善无恶”，才可“有善有恶”，以“无善无恶”之心，才能行至善之事。
当然，因为角色不同、身份不同，语言的边界也就不同，要承认这种不同。
在合适的、恰当的边界之内做合适的、恰当的事，说合适的、恰当的话，这才叫“中”。
立志，仅有意志还不行，还取决于志立于何处。为什么一定要立“圣人之志”呢？按照古人的说法，立圣人之志，没有成为圣人，也很可能是个贤人；没有成为贤人，很可能算个君子；没有成为君子，至少是个人。
如果不立志，或者不立到圣人这个地方，很可能你变成了“不是人”。中国人很忧虑，看似是个人，但活着活着很可能就变成了不是人。
立志之后要实现志，就要勤学。中国人喜欢讲学，我们也总觉得学很简单，但只有人才能学，“学”是对人来讲的，牛马不能学，只能驯服。
学，效也。效，就是模仿。觉，是内在的自我省思。如果仅仅是模仿，就是效，没有觉，学是没有用的。因此，孔子告诉我们，学之后必须习，还要“时习”，要“不时”的习。
当你的行为表达和你的天性相统一的时候，才是合乎人性本身的，才是令人愉快的，这才是“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的真正意义。有人把“习”解读为不断的复习，这样有什么快乐呢？
因此，立志之后要勤学，勤学就是“时习”。
在时习的过程中，一定就会发现有过，改过了，就是放下，没有改过，“过”就一直在心里，怎么能放得掉呢？人不可能不犯错，知道是错误，就是觉，改正错误就是改过。
什么是过？大中至正的时候，无过也无不及，请注意，“无过无不及”不是两不得罪，不是中庸之道。举个吃饭的例子：把自己吃撑了，就是过头了；如果不吃，饿晕了，这就是不及。
因此，过与不及都不是善的，只有大中至正，才是恰到好处，才是好的。
改过也好，改不及也好，都是改正，都要改革到大正至中的地方。所以，改正就是改到无过无不及之处，改到恰到好处的地方。
所谓共同体，是一个有共同目标、有共享的价值观念的团队，几个胡乱凑在一起的人不是共同体。
责善仅对一个共同体而言，不在一个共同体中，就没有资格要求别人。在一个共同体中，我原来的错误改正后，发现别人也有类似错误，给别人指出来，要求别人改掉，这就是责善。
王阳明的立志、勤学、改过都
是对个人讲的
，唯独责善是就个体所处的共同体的相对关系来讲的。
如果你立必为圣人之志，再勤学把圣人之志通过“学而时习之”表现出来，在表现的过程当中，发现自己的错误并改正就叫“正心诚意”，发现别人的错误也指出来让他改正，就是责善，就是共同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