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3岁的黄旭华每天早上准点走进办公室。他教我们辨认办公室里一胖一瘦两个核潜艇模型：“胖一些长一些的是中国第一代‘夏’级弹道导弹核潜艇，瘦一些短一些的是中国第一代‘汉’级攻击型核潜艇。我们都把核潜艇叫作‘三驾马车’——水下航海技术、水下机动核电技术、导弹装备，缺一不可。核就是‘三驾马车’之一。”
“我们”，是近60年前和黄旭华一起被选中的中国第一代核潜艇人，29个人，平均年龄不到30岁。一个甲子的风云变幻、人生沧桑，从头到尾、由始至今还在研究所“服役”的就剩黄旭华一个。“我们那批人都没有联系了，退休的退休，离散的离散，只剩下我一个人成了‘活字典’。”
2017年7月17日，黄旭华在湖北武汉接受本刊记者专访。 （本刊记者 姜琨 / 摄）
这句话听来伤感。然而庆幸的是，“活字典”黄旭华和1988年共同进行核潜艇深潜试验的100多人还有联系。那是中国核潜艇发展历程上的“史诗级时刻”——由于北方的水浅，中国核潜艇在问世18年后，一直没能进行极限深度的深潜试验，1988年才到南海开始这项试验。有了这第一次深潜，中国核潜艇才算走完它研制的全过程。
这个试验有多危险呢？“艇上一块扑克牌大小的钢板，潜入水下数百米后，承受的水的压力是1吨多。100多米长的艇体，任何一块钢板不合格，一条焊缝有问题，一个阀门封闭不足，都可能导致艇毁人亡。”黄旭华当时已是总设计师，知道许多人对深潜试验提心吊胆：“美国王牌核潜艇‘长尾鲨号’，比我们的好得多，设计的深度是水下300米。结果1963年进行深潜试验，不到190米就沉掉了，什么原因也找不出来，艇上129个人全找不到。而我们的核潜艇没一样东西进口，全部是自己做出来的，一旦下潜到极限深度，是不是像美国的一样回不来？大家的思想负担很重。”
中国第一艘核潜艇航行。
有一天，艇上的艇长和政委找到黄旭华，他们做了3个月思想工作，但还是没有把握，有人写好了遗书，有人哼唱《血染的风采》，“也许我告别，将不再回来”。黄旭华第二天就带着几个技术骨干跟艇上的人座谈：“这样吧，我跟你们一起下去。”
一句话点炸了整个会议室。“总师怎么能下去？”“您冒这个险没有意义！”“您都64岁了，身体怎么受得了？”“这不行，绝对不行！”
面对群情激动，黄旭华拿出了科技人员的范儿：“第一，我们这次去，不是去光荣的，是去把数据拿回来的。第二，所有的设计都留了足够的安全系数。第三，我们复查了3个月，很有信心。”
其实，他心里比谁都绷得紧。这样的生死选择，没想到妻子李世英成了他的支持者。他和妻子是同事，在工作中相知相爱。她当然知道试验的危险性，说的却是：“你是总师，必须下去，不然队伍都带不好，没人听你的话。再说，你要为艇上人的生命负责到底。”黄旭华明白，妻子比他更紧张，她的平静，只是为了不动摇他的决心。
深潜试验当天，南海浪高1米多。艇慢慢下潜，先是10米一停，再是5米一停，接近极限深度时1米一停。钢板承受着巨大的水压，发出“咔嗒”“咔嗒”的响声。极度紧张的气氛中，黄旭华依然全神贯注地记录和测量各种数据。核潜艇到达了极限深度，然后上升，等上升到安全深度，艇上顿时沸腾了。人们握手，拥抱，哭泣。有人奔向黄旭华：“总师，写句诗吧！”黄旭华心想，我又不是诗人，怎么会写？然而激动难抑，“我就写了4句打油诗：‘花甲痴翁，志探龙宫。惊涛骇浪，乐在其中。’一个‘痴’字，一个‘乐’字，我痴迷核潜艇工作一生，乐在其中，这两个字就是我一生的写照。”
“您当时不怕死吗？”
“怎么不怕！我不是不贪生怕死，我也贪生怕死的，但当时只有这一个选择，顾不得了。”
“那么多人哭了，您没哭吗？”
“没有，没哭，就是松了一口气：太好了，没出事！眼睛里有点湿润。”
千里之外，终于等来人艇平安消息的妻子李世英，泪如雨下。
对于大国而言，核潜艇是至关重要的国防利器之一。有一个说法是：一个高尔夫球大小的铀块燃料，就可以让潜艇巡航6万海里；假设换成柴油作燃料，则需要近百节火车皮的体量。
黄旭华用了个好玩的比喻：“常规潜艇是憋了一口气，一个猛子扎下去，用电瓶全速巡航1小时就要浮上来喘口气，就像鲸鱼定时上浮。核潜艇才可以真正潜下去几个月，在水下环行全球。如果再配上洲际导弹，配上核弹头，不仅是第一次核打击力量，而且有第二次核报复力量。有了它，敌人就不大敢向你发动核战争，除非敌人愿意和你同归于尽。因此，《潜艇发展史》的作者霍顿认为，导弹核潜艇是‘世界和平的保卫者’。”
正因如此，1958年，在启动“两弹一星”的同时，主管国防科技工作的军委副主席聂荣臻向中央建议，启动研制核潜艇。中国曾寄希望于苏联的技术援助，然而1959年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访华时傲慢地拒绝了：“核潜艇技术复杂，要求高，花钱多，你们没有水平也没有能力来研制。”毛泽东闻言，愤怒地站了起来。赫鲁晓夫后来回忆：“他挥舞着巨大的手掌，说：‘你们不援助算了，我们自己干！’”此后，毛泽东在与周恩来、聂荣臻等人谈话时发誓道：“核潜艇1万年也要搞出来！”
黄旭华在核潜艇建造现场。
就是这句话，坚定了黄旭华的人生走向。中央组建了一个29人的造船技术研究室，大部分是海军方面的代表，黄旭华则作为技术骨干入选。苏联专家撤走了，全国没人懂核潜艇是什么，黄旭华也只接触过苏联的常规潜艇。“没办法，只能骑驴找马。我们想了个笨办法，从国外的报刊上搜罗核潜艇的信息。我们仔细甄别这些信息的真伪，拼凑出一个核潜艇的轮廓。”
但准不准确，谁也不知道。恰好，有人从国外带回了两个美国“华盛顿号”核潜艇儿童玩具。黄旭华如获至宝，把玩具打开、拆解，发现玩具里排列着复杂的设备，和他们构思的图纸基本一样。“我当时就想，核潜艇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嘛！不需要神话尖端技术，再尖端的东西，都是在常规技术的基础上综合创新出来的，并不神秘。”
黄旭华至今保留着一把“前进”牌算盘。当年还没有计算机，他们就分成两三组，分别拿着算盘计算核潜艇的各项数据，若有一组的结果不一样，就从头再算，直到各组数据完全一致才行。
还有一个“土工具”，就是磅秤。造船最基本的需求是：不能沉、不能翻、开得动。核潜艇发射导弹，要从水下把导弹推出去，这一瞬间发射的动力、水的压力与浮力，都会挑战潜艇的稳定性，就需要船的重心准。黄旭华便在船台上放了一个磅秤，每个设备进艇时，都得过秤，记录在册。施工完成后，拿出来的管道、电缆、边角余料，也要过磅，登记准确。黄旭华称之为“斤斤计较”。就靠着磅秤，数千吨的核潜艇下水后的试潜、定重测试值和设计值完全吻合。
1970年，我国第一艘核潜艇下水。1974年“八一”建军节，交付海军使用。作为祖国挑选出来的1/29，黄旭华从34岁走到了知天命之年，把最好的年华铭刻在大海利器上。
1985年，中国第一代核潜艇工程四位总师在某专项试验成功后合影，自左向右为：赵仁恺、彭士禄、黄纬禄、黄旭华。
如今回想那段岁月，黄旭华别有一份达观。他会笑着说，最“舒服”的是“文革”时下放养猪的那两年，白天与猪同食，晚上与猪同眠，但常有“访客”趁着月色来猪圈找他求教技术问题。他把图纸铺在泥地上，借着月光悄声讲解。告别时，“访客”会偷偷说一句：“明天要斗你，不要紧张，是我们几个来斗。”黄旭华很感动，忙说：“谢谢！”
“那是我人生中唯一轻松的时候，没什么责任，也没有负担，把猪养好就行了。”
“也没有牵挂吗？”
“有，我放心不下核潜艇。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造不出核潜艇，我死不瞑目。”
准确地说，黄旭华是把最好的年华隐姓埋名地刻在核潜艇上。
“别的科技人员，是有一点成就就抢时间发表；你去搞秘密课题，是越有成就越得把自己埋得更深，你能承受吗？”老同学曾这样问过他。
“你不能泄露自己的单位、自己的任务，一辈子都在这个领域，一辈子都当无名英雄，你若评了劳模都不能发照片，你若犯了错误都只能留在这里扫厕所。你能做到吗？”这是刚参加核潜艇工作时，领导跟他的谈话。
93岁的黄旭华回忆起这些，总是笑：“有什么不能的？比起我们经历过的，隐姓埋名算什么？”
他所经历的那些——一个广东海丰行医之家的三儿子，上初中的年龄却遇到日寇入侵，附近的学校关闭了，14岁的他在大年初四辞别父母兄妹，走了整整4天崎岖的山路，找到聿怀中学。但日本飞机的轰炸越来越密集，这所躲在甘蔗林旁边、用竹竿和草席搭起来的学校也坚持不下去了。他不得不继续寻找学校，“慢慢越走越远，梅县、韶关、坪石、桂林……”1941年，黄旭华辗转来到桂林中学，他的英语老师是当过宋庆龄秘书的柳无垢，数学老师是代数极好的许绍衡。
1944年，豫湘桂会战打响，中国守军节节败退，战火烧到桂林。黄旭华问了老师3个问题：“为什么日本人那么疯狂？想登陆就登陆，想轰炸就轰炸，想屠杀就屠杀。为什么我们中国人不能好好生活，而到处流浪、妻离子散、家破人亡？为什么中国这么大，我却连一个安静读书的地方都找不到？”老师沉重地告诉他：“因为我们中国太弱了，弱国就要受人欺凌。”黄旭华下了决心：“我不能做医生了，我要学科学，科学才能救国，我要学航空学造船，不让日本人再轰炸、再登陆。”
1945年抗战胜利后，他收到了中央大学航空系和交通大学造船系的录取通知书。他想了想：“我是海边长大的，对海有感情，那就学造船吧！”
交通大学造船系是中国第一个造船系。在这里，黄旭华遇到了辛一心、王公衡等一大批从英美学成归国的船舶学家。辛一心比黄旭华大一轮，他留英时，在家书中写道：“人离开祖国，如螺旋桨之离水。以儿之思念祖国，知祖国必念念于儿也。”战火中，他赶回祖国，一面在招商局做船舶实业，一面在交通大学教课。正是辛一心教给了黄旭华那三条造船的规矩：“船不能翻，不能沉，要开得起来。”在黄旭华入选建造核潜艇的1/29时，辛一心却因积劳成疾，45岁英年早逝了。
黄旭华在交通大学造船系的恩师辛一心（1912年—1957年）。
王公衡授课则是另一种风格。当时，上海的学生运动如火如荼，黄旭华加入了“山茶社”。课间，他走到王公衡讲台边，恭敬地说：“王教授，我们‘山茶社’下午有活动，我向您请个假。”王公衡一听，故意拍桌训斥道：“班上的同学都让你带坏了！”吼罢，睁只眼闭只眼，默许了黄旭华的“胡闹”。新中国成立后，师生二人重逢，王公衡笑呵呵地说：“要不是解放了，你毕业考试都通不过我这关。”黄旭华连连向他道谢。
一代名师荟萃，成就了黄旭华这日后的火种。而“山茶社”的经历，则在他心中开出了另一条道路。在这个学生社团里，他口琴吹得极好，指挥也很在行，登台演进步话剧更是不在话下。但这些都比不上其他事情精彩：去南京请愿的“护校”运动中有他，掩护进步同学厉良辅逃跑的是他，躲过宪兵抓捕的还是他……终于有一天，“山茶社”一名成员找到他，问：“你对共产党有什么看法？”
黄旭华又惊又喜：“共产党在哪里？”
同学笑了笑：“我就是。”
多年后，黄旭华丝毫不以隐姓埋名为苦时，总会回忆起秘密入党的这段往事：“有人同我开玩笑，你做核潜艇，以后整个人生就是‘不可告人’的人生了！是的，我很适应，我在交通大学上学时就开始‘不可告人’的地下党人生了！”
时至今日，我辈年轻人在面对黄旭华时，很容易以为，像他这样天赋过人、聪明勤奋的佼佼者，是国家和时代选择了他。然而走近他才会懂得，是他选择了这样的人生。1945年“弃医从船”的选择，与1958年隐姓埋名的选择，1988年一起深潜的选择，是一条连续的因果链。
他一生都选择与时代相向而行。
学生时代的黄旭华。
人生是一场“舍得”，有选择就有割舍。被尊称为“中国核潜艇之父”的黄旭华，他的割舍远远超出人们的想象。
从1938年离家求学，到1957年出差广东时回家，这19年的离别，母亲没有怨言，只是叮嘱他：“你小时候，四处打仗，回不了家。现在社会安定了，交通方便了，母亲老了，希望你常回来看看。”
黄旭华满口答应，怎料这一别竟是30年。“我既然从事了这样一份工作，就只能淡化跟家人的联系。他们总会问我在做什么，我怎么回答呢？”于是，对母亲来说，他成了一个遥远的信箱号码。
黄旭华的母亲曾慎其。她从一本《文汇月刊》上才知道儿子的工作，几十年默默支持儿子的选择。 （视频截图）
直到1987年，广东海丰的老母亲收到了一本三儿子寄回来的《文汇月刊》。她仔细翻看，发现其中一篇报告文学《赫赫而无名的人生》，介绍了中国核潜艇黄总设计师的工作，虽然没说名字，但提到了“他的妻子李世英”。这不是三儿媳的名字吗？哎呀，黄总设计师就是30年不回家的三儿子呀！老母亲赶紧召集一家老小，郑重地告诉他们：“三哥的事，大家要理解、要谅解！”
这句话传到黄旭华耳中，他哭了。
第二年，黄旭华去南海参加深潜试验，抽时间匆匆回了趟家，终于见到了阔别30年的母亲。父亲早已去世了，他只能在父亲的坟前，默默地说：“爸爸，我来看您了。我相信您也会像妈妈一样谅解我。”
提及这30年的分离，黄旭华的眼眶红了。办公室里有深海般的寂静，我们轻声问：“忠孝不能两全，您后悔吗？”他轻声但笃定地回答：“对国家尽忠，是我对父母最大的孝。”
幸运的是，他和妻子李世英同在一个单位。他虽然什么也不能说，但妻子都明白。没有误解，但有心酸：从上海举家迁往北京，是妻子带着孩子千里迢迢搬过去的；从北京迁居气候条件恶劣的海岛，冬天几百斤煤球，妻子和女儿一点点往楼上扛；地震了，还是妻子一手抱一个孩子拼命跑。她管好了这个家，却不得不放弃原本同样出色的工作，事业归于平淡。妻子和女儿有时会跟他开玩笑：“你呀，真是个客家人，回家做客的人！”
聚少离多中，也有甘甜的默契。“很早时，她在上海，我在北京。她来看我，见我没时间去理发店，头发都长到肩膀了，就借来推子，给我理发。直到现在，仍是她给我理。这两年，她说自己年纪大了，叫我‘行行好，去理发店’。我呀，没答应，习惯了。”黄旭华笑着说。结果是，李世英一边嗔怪着他，一边细心地帮他理好每一缕白发。
2014年5月，妻子李世英为黄旭华整理着装。
“试问大海碧波，何谓以身许国。青丝化作白发，依旧铁马冰河。磊落平生无限爱，尽付无言高歌。”这是2014年，词作家闫肃为黄旭华写的词。黄旭华从不讳言爱：“我很爱我的妻子、母亲和女儿，我很爱她们。”他顿了顿，“但我更爱核潜艇，更爱国家。我此生没有虚度，无怨无悔。”
黄旭华的办公桌上有张照片，照片上的他衬衣、领结、西裤，正在指挥一场大合唱。自从2006年开始，研究所每年文艺晚会的最后一个节目，都是他指挥全体职工合唱《歌唱祖国》。
“对您来说，祖国是什么？”
“列宁说过的，要他一次把血流光，他就一次把血流光；要他把血一滴一滴慢慢流，他愿意一滴一滴慢慢流。一次流光，很伟大的举动，多少英雄豪杰都是这样。更关键的是，要你一滴一滴慢慢流，你能承受下去吗？国家需要我一天一天慢慢流，那么好，我就一天一天慢慢流。”
“一天一天，流了93年，这血还是热的？”
“因为祖国需要，就应该这样热。”
作者：《环球人物》记者 许陈静 郑心仪 姜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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