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行家】
我们一个人物特写新栏目，名字来源于德国记者格特勒的同名书籍。那本书里，格特勒采访了德语国家32位各行各业公认的专家，约半数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领域的著名人物和新兴应用科学领域的代表，另一半则活跃在全然普通而实用的行当中，也有少数人从事着具有异国情调的职业。
而接下来，我们会把范围确定为时尚、设计、建筑等领域不那么幕前、但却为某个领域贡献过重要创意的人物。
你有没有想过，那些秀场上你看得懂或者看不懂、到了店里买天价的时装，究竟是谁做出来的？
你可能会说，肯定是设计师呀，他们不还有个更高级的头衔，叫“创意总监”吗——的确，他们是
秀后谢幕时走出来的那一位，外人自然会把成果都归功于他；你可能还会说，不对，创意总监是部门主管，是头儿，哪有功夫自己动手挨件又裁又缝的？肯定是团队里的裁缝先做出来，然后交给工厂。
这已经接近答案了，但裁缝还是个笼统的叫法，裁缝裁缝，有裁有缝，但让这一切开始的，是打版师。
时装设计师和打版师的关系，好比建筑师和打地基的工人，主厨和他的副手，亦或是汽车发动机和轮胎一般……没有打版师，设计师的手稿只是一张着重服装的人物画，缝纫师、样衣工也只能感叹巧妇难无米之炊。
如果说设计师的思绪就像一堆恐龙化石，七零八落地埋在地下，那么打版师就是那个把碎骨重新拼接起来的人——得罪谁也不要得罪你的打版师，因为他是让你的理想变成现实，甚至是钞票的关键人物之一，况且真的打版人才，可遇不可求，需要数年甚至数十年才能培养出一位。
生活在伦敦的王庆就是这么一个打版师，包括陈序之、陈安琪、李筱等一批曾求学于中央圣马丁时装学院、随后在国际上崭露头角的华人设计师，从毕业设计开始，都是请他担任打版师——当然，也有一些客户，纯粹为了混个文凭，或者是玩票。
当我们向陈序之问及王庆时，这位刚在米兰发布完新系列的设计师，立即本能地回应道，王哥是他们一票人打心眼里尊敬并且依赖的人。
但王庆也说，大部分人都不想让外界知道自己的存在。
王庆的故事有点复杂，他生在裁缝之家，靠着手艺赚了第一桶金，但又不甘心一辈子只做个村头裁缝，跑到俄罗斯想练摊发财，之后到伦敦，把目标换成做个中餐馆小老板，结果现在又成了伦敦时装界颇有名声的华人版师“王师傅”、王哥”。这期间，小学文凭的他，学会了俄语、粤语、英语。他21年未曾回过中国。他说，要回也要等混到“人模狗样”——听起来，他有点像《北京人在纽约》里的王启明。
提到现在流行的匠心精神，王庆觉得自己不挨边，他就是个钻牛角尖的人，比方接受采访，早就有媒体想挖一挖他的故事，但都被他婉拒了。如今，可能是觉得自己离“人模狗样”的目标稍微近了一些，49岁的王庆决定和我们聊一聊。
裁缝的儿子
1968年，王庆生在福建福清一个裁缝世家，第一次真正接触缝纫是在9岁。那天他和父亲还吵了架，起因是家里的铺子新添了一台锁边机，但父亲忘记了用机器针头穿线的方法，没法干活，赶巧刚放学回家的他吵着嚷着非说自己会穿这个线，父亲却死活不信。一来二去，爷俩的对话就冒了火。
“我真的会！”
“滚！”
“真的！”
“滚！”
“你让我试试！”
“你来吧，你不会，弄坏了，我就抽死你。”
王庆没吹牛，果然穿好了线，他还找了块布，踮着脚，模仿着曾经见过的祖母和父亲踩缝纫机的样子，一踩一踩地把布头锁上边。当他得意地把成果摆到父亲面前，被眼前事实打了脸的父亲竟然还说了声不错，接着拿了条做到一半的裤子给他，让他再试。这一试，换来的除了又一声“不错”，还有一大包等着锁边的货。父亲对他说：“锁完这些就去玩吧。”他当时觉得这是一种莫大的奖励，证明了自己的确牛，但没过多久，他发现“这是一个坑，因为货是永远做不完的，今天做完了，明天又会有新的。我的童年就这样结束了。”
王庆不是无师自通。实际上，前一天开发那个机器的老师来家里上门讲解使用方法时，王庆就躲在一边看。他第一次见这种机器，觉得新奇，所以听得入心。另外，作为一个裁缝的儿子。他对大多数缝纫设备的重要部件都不陌生，尤其是针头——他懂事起的第一个记忆就是自己偷玩祖母的缝纫机，结果手指被针戳穿取不下来，哭到晕菜，他说那是他记事以来，第一次哭。
虽然手艺是从祖辈传下来的，但王庆的父亲似乎并没期盼自己的两个儿子中会有人继承家业。从开店起，他每年都会收一个学徒，不收学费，还包吃包住，付薪水。但直到1986年，哪怕他一口气收了3个关门弟子，却也从未正式教授过王庆和弟弟一丁点东西。现在，王庆的弟弟就是个十足的门外汉。
王庆倒是学了点本事，比如量体定制的方法，但那都是他多年锁边、车衣时被动“偷听”师兄弟们上课学来的。至于缝纫活儿，则是常年累月锻炼出来的，“是个熟练功”。
“只有你做错了，你才记得住，学得会。”王庆的爹这样告诉儿子。
村头万元户
王庆果然没有子承父业，甚至20岁时自立门户在老家开了自己的铺头，刚开始客人嫌他是个愣头青，不相信他，生意自然不好，他就把铺子的一半改成杂货店，后来父亲店里忙不完的活儿，顺道转交给他做。
在父亲的帮助下，小店生意逐步有了起色，给王庆送洋烟洋酒，以求加个塞的华侨客人越来越多，他托这些客人给他带点杂志回来，想着从外国杂志上研究几个流行款，结果华侨们会错了意，带给他的都是些成人杂志。
虽然初中文凭没拿到，但靠着祖母和父亲传下来的裁缝手艺，和“来一个客人留一个客人”的倔脾气，王庆发了小财——他是村里1000多户人家里的第一个“万元户”，还是全村第一个买彩电、买摩托车、买DVD机的人。1996年，他的年收入已经可以轻松赚到五六万。
但那时候的王庆，已经对做裁缝这个职业产生了厌倦。在老家，做裁缝最大的目标就是留住客人，恨不得从对方襁褓时的童衣，一路做到闭眼时的寿衣；虽然发了点小财，但却也被同乡的暴发户说成是“赚针眼钱”的小打小闹。王庆烦了，加之沿海地区的居民多有志在四方走南洋的憧憬，一辈子没离开村头的他，决定闯一闯。
28岁那年，王庆关了老家的店，筹谋出国。他在出发前一天才告诉了父母这件事，完全没带商量。他也没和自己十岁不到的女儿、儿子道别。他是趁着他们睡着的时候走的。从头至尾，他出国的决定只有妻子一人知道。他俩说好，5年后他一定“人模狗样”地回来。
俄罗斯败家记
他没想到，自己这一走就是21年。期间，他再没回过国，连女儿出嫁都没回去。他偶尔梦到家里，梦里的家人还都是他走时的模样。
他没预料到的还有自己的职业走向。他是冲着做大生意才出的国，但最后却做回老本行，当了打版师傅。现在，他在伦敦时装圈小有名气，尤其是华人设计师里，大伙都喊他“王哥”或者“王师傅”。想约他也变得越来越难。他今年的40磅每小时的酬劳报价已超过当地普通版师快一倍，但订单还是多得要排队，今年6月的订单，据说有不少都是从去年9月就开始排上的。
“王哥太有名了，所有人都知道他能打出很好的版，在圣马丁大家做毕业设计都会想找他，”毕业于中央圣马丁学院的设计师陈序之和王庆在毕业设计里有过合作，之后又和他签了长期合约：“我觉得性价比很高，就好像一件一万块的衣服如果你买回家能一直穿，穿很久，那么其实它一点也不贵。”
王庆不挑客人，他的客户既有在时装周走秀的成名设计师，也有尚在求学的学生，只要排得上时间，他就接单。这是他在国内做裁缝时一直遵照的规矩，从祖母传到父亲，再传给他。
1996年，他先去了俄罗斯，瞎猫抓死耗子似地打算跟着同胞的大流去那儿“练摊”。在老家，乡里乡亲中靠着这样出国做买卖成了百万富翁的比比皆是。他眼红，尤其是看到从前一起喝酒、搓麻将的小兄弟们都成了大款之后。
可没过多久，他发现自己做不了这样的买卖。他脾气急，又怕被打，没办法在那些总找中国摊主麻烦的魁梧俄罗斯警察面前忍气吞声；他也不喜欢“压榨”别人的感觉，开裁缝铺时，所有活儿他都亲自上阵，唯一的小工是妻子，但也只是打打下手。
王庆的俄罗斯房东曾提议出钱出铺子让他在俄罗斯干回老本行。那位房东把自己身材走样前买的贵重衣服都交给王庆拆拆补补做成新衣，因此知道王庆手上有功夫，也看好开店的前景，可王庆没接下这桩生意，他嫌赚得少——这与俄罗斯当时的经济状况有关，他拿房东的收入举了例子——房东是当地一家公司的经理，算是高薪人群，但收入还不如他在老家开店时多。
结果是人家赚钱他花钱，“在俄罗斯就是玩，吃吃喝喝，放松自己，”王庆说，“我在那里把十几万的积蓄都花光了，小老板的心性也磨得差不多了。”
来到伦敦
他在俄罗斯一直呆到1998年4月，除了学会一些日常可用的俄语，一无所获。这让他决定去英国找找机会，他听说那是个“文明程度更高的国家”，自己也受够了当时俄罗斯社会的野蛮。尽管他会说的英语只有“早上好”和“再见”，但他记得自己有位表弟已在伦敦安了家，所以计划先去投靠他。
表弟实际上住在另一个小城市，离伦敦不远，但也不近。这是王庆到伦敦那天才知道的。好在全球各地都有福清侨民，他打了几通电话后，当天就得以投靠老乡。第二天一早，老乡还带着他去了一家香港人开的中餐馆见工。
那个年代出国的中国人多半都有在餐馆打工的经历，有些甚至一干就是一辈子。做前厅跑堂的，对英语有要求，一般都会由香港人，或是内地留学生来做。后厨帮工虽然辛苦，但没什么门槛，收入也还得去，正适合王庆这样初来乍到的闯客。
事后回想起来，这次见工颇有转折性。王庆并没有接受这份后厨帮工的工作。理由和他在之后的几年里频繁在几十家制衣工厂间跳槽一样，他没办法忍受老板对他的一丁点“不尊重”，尤其是亚洲老板。直到现在，他说起当时那位香港老板在厨房用粤语粗口骂他老乡的情形时还是恨得咬牙切齿。也正是因此，他彻底把手艺扔到一边，准备谋划未来的转行“大事”：他要盘下一家餐馆，自己做老板，并且“全请香港工人”。
这是个有点赌气的想法，也可以说是王庆的阿Q精神，可却也终抵不过在外漂泊的苦楚，他记不清有多少次，自己在被窝里，撒着撒着恨就没羞没臊地哭起来了，他想孩子，想爹妈，想老婆，想这到底什么时候才是个头……
漂泊他乡的孤楚促使他自发成为了一名基督徒。出国前，有过牧师想感化他，却被他倔了回去：“我那时候还挺叛逆，他问我信不信，我说我不信，我只信自己。”
在王庆的家乡，家家户户几乎都是基督徒，他的祖辈、父辈都是，他的妻子全家也是，只有他不是，“但出国以后，人抓不住自己的命运，觉得前途渺茫，在最落魄、无助的时候，就会希望找个依靠。”
餐厅复仇计划
宗教让王庆有了精神上的依靠，但也没让他忘了远渡重洋的目的，他要赚钱，要混出个“人模狗样”。
当时看来，对于像他这样想掘金的中国人，薪资水平高、又有汇率优势的伦敦真是绝好的地方——光是当地中文报纸《星岛日报》上的招工广告每天就都不带重样的，只要肯干，不愁没钱赚。但这其中，王庆想做的不多，况且受限于自己的语言障碍，选择更少。他仔细考虑了一下，决定先做回自己最擅长的事——裁缝——但这只是迂回之术，赚了钱，还是要开餐馆，还是要“全请香港工人”。
在伦敦，因为人工贵，制衣工厂又追求效率，所以导致规模普遍不大，但细分化程度很高，一般一家工厂只会生产一个品类的衣服，有时甚至连面料都有限制。在这样的制衣厂工作，工人不需要动太多脑筋，成熟的缝纫技艺才是最被看重的——这正是急着赚钱的王庆需要、也能抓住的机会。
决定做什么后，王庆每天的头等大事就是买《星岛日报》，那里有他的希望。他会把招工版上的服装厂广告一一挑出、剪下、叠好，再放进钱包。他试着给工厂打过电话，但对方只说英语，他听不懂，只得不请自来直接登门。除去周日要做礼拜，他每天吃完早饭就揣着钱包，带一瓶在家里灌好的水，买张1到6区的一日地铁通票，去找这些工厂，“跑一天回家基本得到晚上七八点，有时会到十一二点。”
王庆不懂英文，那他怎么找制衣厂呢？他把每个区有点规模的大楼的垃圾桶翻了个遍。他在找碎布、线头来确认制衣工厂的存在。他也试过把整幢楼的门铃通通按一遍，他赌其中总有一家会给语言不通的他开门。只要进门，他就可以一家家听，一家家看了。这样找了7天，他找到了一家越南老板的裤装工厂。监工大姐虽是越南人，但会说中文，简单沟通后，他入了职。两个星期后，他升职成了工头，大姐成了他的翻译和副手。又过了两周，他领到了第一个月的薪水，差不多2000镑。
2002年，当王庆攒够了可以盘下一家中餐馆的几万英镑时，他已经在伦敦几十家制衣工厂里干过活。那时，伦敦制衣厂的老板主要是越南、香港和英国本地人。由于早期多给越南人和香港人打工，为了解决交流问题，他看了两个半月港片，每天从下班看到睡觉，片子说一句，他按暂停跟读一句。翻来倒去地把四台录像机看破后，他学会了广东话。后几年，他有了经验作本钱，开始拣着老板跳槽。他比较喜欢英国老板，“起码他尊重我，越南人和香港人的老板不好，所以我再也不跟着他们干了。”
不过，这也导致了他当时的英语说得没粤语溜的窘况，除了和服装相关专业的术语以外，他的日常英语仍不见进步。但那会儿他对此一点也不上心，反正自己的目标是开家餐馆，请香港伙计，所以会粤语就足够了——在服装厂打工，就是个过渡嘛！
王庆工作照
重拾老本行
王庆终于攒够了开餐馆的钱，但他却不着急了。
在他老家有句俗话：不熟不做。王庆深以为然。怎么说呢，毕竟餐饮业对他来说，是个陌生的领域。所以，即使攒够了钱，他也不着急盘店。他先用了一整年硬背一本英文交规考出了驾照，买了车，之后再用一年时间去中餐馆做外卖小工。
2004年，他一直同时做三四份工，白天在制衣厂，晚上5点下班后去餐馆送外卖到11点半。周一到周日他会为三家不同的店送餐。每家店的业务一般都是晚上6点到9点最忙。空下来，他会坐着和老板、小工偷学生意经，偶尔也会在后厨和前厅帮忙。
在王庆为餐馆老板梦做冲刺时，当年父亲的三位闭关弟子中的其中一位也来了伦敦。王庆喊他一声师弟，交给师弟自己当年找工作的方法。师弟最终找到了间设计补习学校，并转而得到了在中央圣马丁学院做“客席技术支持”的机会。这份工作是王庆用电话一边帮师弟翻译一边谋来的。电话的那一头是补习学校当天的代课老师，平时他是圣马丁服装设计专业的研究生导师。
王庆没听说过圣马丁，也不关心，在电话里他只介绍自己是师弟的朋友，在伦敦靠送外卖为生。那位导师却反问道一个外卖小哥怎么会能准确又熟练地使用服装专业术语？王庆只好承认自己做过样衣工。他因此得到了导师的工作邀请，只是他当时记下了对方的联系方式后就丢到一边，结果之后想找也没能找到。
王庆还是一门心思地想开餐馆。他找好了要盘的店，也和老板达成了初步的意向，就差签约付钱。可在约定签约的前一天，他和餐馆老板“闹了点小矛盾”，一气之下，他放弃了盘店的计划。
“我发现我不是这一行的，还是和他们沟通起来有一点点问题，”他说，“现在看来那就是上帝的安排。”
和餐馆老板闹掰的两个月后，王庆决定去找当时对他有兴趣的那位圣马丁导师。他后来觉得这位导师的出现也是命运。
这之前，他又回到了制衣厂。他不希望教授知道他弄丢了联系方式，所以找师弟通过一个叫王海震的中国留学生要电话，恰好王海震，还真知道导师的电话。
2004年，国内还没几个人知道伦敦中央圣马丁是个什么学校，况且彼时想学时装设计的中国留学生亦远没有今天多。但对于真正想从事时装设计的人来说，这所学校是一个神圣、甚至有点“高不可攀”的存在。那年头，走在圣马丁的校园里，几乎见不到亚洲面孔，更别提中国人——王海震是和王庆师弟合作的那一届服装设计专业研究生中唯一的中国面孔。
或许是冲着这个原因，王庆和王海震一见如故。待到王庆进了圣马丁工作，他也帮王海震做过所谓的技术支持。做版师后，他又和王海震有个几次合作。2012年，王海震成为首个获得Fashion Fringe奖的华人，而得奖的系列，正是由王庆操刀打版。也是因为这个奖，王海震得以在伦敦时装周办秀，并得到了英国时装界在资金、办公场地等方面的创业支持。
王庆和师弟在圣马丁做的“技术支持”，其实就是帮着本科生们根据自己的设计图及纸样做出样衣。这对于王庆这样的娴熟车工没什么难度可言，但他还是花了很长一段时间去适应。他需要试着去理解为什么有学生要在衣服的胸口挖个洞，为什么有的裤子要做的这么短，连屁股都遮不住。这和他过去三十几年做衣服要贴身舒适、朴素大方的理念完全相悖，“但我慢慢也觉得这样挺好，这些就是设计，可以说是圣马丁一步一步颠覆了我的三观。”
王庆喜欢这种感觉，他也喜欢学校单纯的环境，但讨厌学校有暑假，因为作为客席员工，学生放假时，他也跟着放假，同时意味着没有薪水。他没办法接受两三个月的停工，他还需要赚钱养家。
第一个暑假来临时，他向导师申请辞职。导师提出可以为他介绍暑期兼职，只希望他能留下来，他答应了。在导师的引荐下，他认识了Avshalom Gur，一位刚刚创立自己工作室的独立设计师。
“我后来一直和Avshalom说，没有他逼我，就没有我的今天。”
“全世界最好的版师”
2017年2月伦敦时装周期间，我和王庆约在Bora Aksu 2017秋冬秀场碰头。距离开秀还有20分钟，但现场已是人满为患。王庆微信我说自己到了，但他一米七出头的个子，隐在人堆里并不好认，我一时没能找到他。
“王哥吗？”我试着冲人群里一个像是在找人的亚洲面孔说。
“对对对，是我。你好！”他也在找我。
他冲我笑得很开，就跟他的微信头像一样。不过和微信头像上戴着牛仔帽，穿着休闲格子衬衣的装扮不同，他那天穿了一身合身的藏青色西装，没系领带，深灰色的衬衫领口只解开最上头的一颗扣子，裤管上还有清晰的熨烫痕迹。配上他的板寸头，以及稍稍有点中年发福的身材，看起来有点像广东福建一带的先进企业家。
“你想喝什么？我去给你拿。”王庆像个主人一样招呼我，边说边向秀场外的饮料吧台走。
“没关系，我不渴。”
“你确定？”他反复问了我两三遍，确认我是真的不想喝后，给自己点了杯咖啡。他的英文比我想象得好，尽管带着浓浓的口音，却说得流利自然。
Bora Aksu曾是他的老板。从2006年到2009年，他每月都有一半的时间为Bora Aksu打版、盯样衣，碰上有难度的样衣还会自己做。另一半的时间，他在圣马丁导师介绍的那位设计师Avshalom Gur的工作室做着同样的工作。两边按单双周切换。巧的是，Avshalom和Bora交情颇深，Bora之所以会认识王庆也是因为Avshalom的介绍。他俩共同负担全职聘请王庆的费用。
因此，王庆没有再回圣马丁做技术支持。
“你好，王！”秀场外有个外国男孩亲昵地跑向了王庆。随后，一对夫妇马上跟上来与王庆拥抱、吻面礼。他们一家看起来和王庆都很熟，在得知我正在采访王庆后，那位丈夫兴奋地对我说：“太好了，王是全世界最好的版师，没有他做不了的东西，相信我，他真的可以做任何事。”这家人走进秀场后，王庆告诉我，刚才和我说话的人就是Avshalom。
王庆第一次见Avshalom是为了样衣工的面试，他没想到这场普通的面试会因为他非要纠正制版的错误，而最终变成一个限时挑战。据他回忆，自己当时一边指出制版师的工艺错误，一边挑衅地问Avshalom：“你想要我做套垃圾吗？”结果话一落口，Avshalom就指着墙上的钟对他说，“现在是10点，我晚上7点回来想看到一套成版以及一件样衣。”接着，Avshalom当着他的面把之前的版片丢进了垃圾桶，回过身又毫不犹豫地辞退了与那套错误打版相关的制版师、样衣工和车工，而这三个人，就是工作室当时的全部员工。
“他在逼我，他断了我的后路。”王庆说。“我那一刻觉得自己可能闯大祸了。”
他最担心的是制版，因为做裁缝时并没有打版的说法，客户的衣服都是单件做，因此裁布只用根据公式和经验用粉笔在布料上直接画了再剪就行。他不会老外那种在人台上操作的立体裁剪，况且自己甚至已经十几年没有从裁布的步骤开始做过衣服了，可话都撂了，也只得硬着头皮做。
“（Avshalom）问我，现在把我推进水里我会不会淹死，我说不会，我懂游泳。然后他就指着工作台，说这就是个水池，我现在把你推下去了。”
王庆不能死，但他也不可能一下子就学会立体裁剪，死马当活马医，只得拼了老命，霸王硬上弓了，就用自己原来的那点本事，可劲儿造吧！
6点50分，他总算把版和样衣都做完了，等到全部整理妥当，刚好7点——那一刻，他才发现自己衣服都湿透了，整整9个小时，整整一身汗。
王庆一度觉得，这是自己打过的最完美的一套版。他因此也从样衣工直接转型成了一名版师。Avshalom和Bora在事业有了起色后，还租下了一个工作室，组起一个30多人的制作小团队，让王庆担任负责人。但这之后没多久，他意识到自己打的版没有工业通用意义，因为没有在纸样上标注说明，导致其他工人们无法接手到下一步骤，进而直接影响生产效率。很长一段时间里，他每天的主要任务，就是回答来自工人们的各种关于纸样说明的问题。
“一个好的版应该能让车工毫无障碍地做出设计师想要的衣服，”他说，“一个好的版师应该是设计师和车工之间承上启下的关键链接。可以说，版师决定了一件衣服的成败。”
正因此，版师的压力相当大，但好处也很明显，王庆的收入水涨船高。2007年，他把妻子接到英国——那时，他出国刚满10年。
王庆与之前的顾客Nicole Farhi的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