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北大国发院管理博士项目整理
【号外！号外！】：周末听帅哥声音？是一种怎样的感受？今天我们为大家带来了惊喜和一枚小彩蛋-------本文伊始首先为大家送上的是施一公的一篇演讲《不应该鼓励科学家创业》，接下来便是他关于“当这个国家所有精英都想往金融上转的时候，我认为这个国家出了大问题的”观点的论述和阐述------ 在演讲这个部分，您将有机会听到经管之家最帅、最有才、最个性的帅哥之一，为小伙伴们带来的最动听美妙的声音哦（小小剧透下：昨晚已经有人小小试听了一下，非常走心，而且行云流水哦）-------这也是我们第一次尝试音频的形式，与您相约空中，希望大家喜欢，欢迎留言说出您的想法或者建议哦，本文最后还有一个小小的投票，速来围观！
我在海外的时候，只要有人说我的祖国的坏话，我会拼命去争论，因为我觉得我很爱国。
我四月份在瑞典皇家科学院年会上领奖，在晚宴的时候，跟一位瑞典的知名教授聊天，谈到中国的科技发展，他很不屑一顾，我觉得很委屈、很愤懑，
但是我轻描淡写的说了一句：不管怎么说，我们国家登月已经实现了，你们在哪儿？但他回敬了一句，让我说不出话。他说：施教授，如果我们有你们中国的经济体量，我们能把五百个人送到月球上并安全回来。
在国内，我觉得自己是个批判者，因为我很难容忍我们自己不居安思危。我们对国家的科技实力和现状应该有一个清醒的认识，怎么发展，怎么办也要有清醒的认识，并形成一定的共识，而不是仅仅停留在争论来争论去的层面。
首先我想讲，大学是核心。中国的大学很有意思，比如我所在的清华大学，学生从入学开始，就要接受“就业引导教育”。堂堂清华大学，都要引导学生去就业，都让学生脑子里时时刻刻有一根弦叫就业，我觉得非常不可思议。
我想讲的第一个观点就是，研究型大学从来不以就业为导向，从来不该在大学里谈就业。就业只是一个出口，大学办好了自然会就业，怎么能以就业为目的来办大学。
就业是一个经济问题，中国经济达到一定程度就会提供多少就业，跟大学没有直接关系。大学，尤其是研究型大学，就是培养人才的地方，是培养国家栋梁和国家领袖的地方。
让学生进去后就想就业，会造成什么结果呢？就是大家拼命往挣钱多的领域去钻。
清华70%至80%的高考状元去哪儿了？去了经济管理学院。连我最好的学生，我最想培养的学生都告诉我说，老板我想去金融公司。
不是说金融不能创新，但当这个国家所有的精英都想往金融上转的时候，我认为这个国家出了大问题。
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是什么呢？是鼓励科学家创办企业。大家没听错，今年在人大会议我听到这个话后觉得心情很沉重。术业有专攻，我只懂我的基础研究，懂一点教育，你让我去做经营管理，办公司、当总裁，这是把我的才华和智慧用到了错误的地方。
人不可能一边做大学教授，一边做公司的管理人员，一边还要管金融。我们从领导到学校，从中央到地方，在鼓励科技人员创办企业，这是不对的。我们应该鼓励科技人员把成果和专利转让给企业，他们可以以咨询的方式、科学顾问的方式参与，但让他们自己出来做企业就本末倒置了。我想这个观点是有很多争议的，但是我笃信无疑。
我可以举个例子，JosephGoldstein，因为发现了调控血液和细胞内胆固醇代谢的LDL受体，获得1985年的诺贝尔奖获。他是美国很多大企业的幕后控制者，包括辉瑞，现在非常富有，应该说是最强调转化的一个人。他两年之前在《科学》周刊上写了一篇文章，抨击特别强调转化。
他说转化是来自于基础研究，当没有强大的基础研究的时候，如何能转化。他说，当他意识到基础研究有多么重要的时候，他就只是去做基础研究，转化是水到渠成的，当研究成果有了，自然转化是非常快的，不需要拔苗助长。
他列举了他在美国国家健康研究中心，九位学医的学生做基础研究从而改变了美国医疗制药史的过程，很有意思。
创新人才的培养，也跟我们的文化氛围有关。我问大家一句，你们认为我们的文化鼓励创新吗？我觉得不鼓励，我们的文化鼓励枪打出头鸟，当有人在出头的时候，比如像我这样，特别是有人在攻击我的时候，我觉得很多人在看笑话。当一个人想创新的时候，同样有这个问题。
什么是创新，创新就是做少数，就是有争议。科学跟民主是两个概念，科学从来不看少数服从多数，在科学上的创新是需要勇气的。
三年前，我获得以色列一个奖后应邀去以色列大使馆参加庆祝酒会，期间大使先生跟我大谈以色列人如何重视教育，我也跟他谈中国人也是如何的重视教育。他笑咪咪的看着我说，你们的教育方式跟我们不一样。
他给我举了原以色列总理ShimonPeres的例子，说他小学的时候，每天回家他的以色列母亲只问两个问题，第一个是今天你在学校有没有问出一个问题老师回答不上来，第二个你今天有没有做一件事情让老师和同学们觉得印象深刻。
我听了以后叹了口气，说我不得不承认，我的两个孩子每天回来，我的第一句话就是问：今天有没有听老师的话？
我想我今天的意图已经达到了，但我想说我并不是悲观，其实我很乐观，我每天都在鼓励自己，我们的国家很有前途，尤其是过去两年，我真切的看到希望。在这样的大潮中，我们每一个人做好一件事就够了，实事求是的讲出自己的观点，在自己的领域内做好自己的事情，就是我们的贡献。
这样，我们的国家就会大有前途。
当这个国家所有的精英都想往金融上转的时候 这个国家出了大问题
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是什么呢？是鼓励科学家创办企业。不是说金融不能创新，但当这个国家所有的精英都想往金融上转的时候，我认为这个国家出了大问题。
著名物理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通过视频祝贺西湖高等研究院成立，他在致辞中表示：假如我年轻的话，我一定会加入他们的队伍。“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所民办的、含理工生命等多个学科的小型、综合性、剑指世界一流的高等研究院。”清华大学副校长、浙江西湖高等研究院院长施一公说：“她寄托着社会各界的厚望，承载着一代人的梦想。”
2015年3月11日，施一公、陈十一、潘建伟、饶毅、钱颖一、张辉、王坚等七位西湖大学倡议人正式向中国国家领导人提交《关于试点创建新型民办研究性的大学的建议》并获得支持。2015年12月1日，西湖大学正式在杭州注册成立。
西湖大学组建四个研究所，其中，生物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施一公领衔生物学研究所，神经生物学家、北京大学理学部主任饶毅领衔基础医学研究所，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潘建伟领衔理学研究所，力学家、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陈十一领衔前沿技术研究所。
西湖大学已完成2次全球招聘，四个研究所由国家“千人计划”专家及其他顶尖人才领衔，预计将有200名教授，近2000名科研人员，在相关领域开展科学研究和博士生培养。
施一公，1967年出生在河南郑州小郭庄。1984年毕业于河南省实验中学，并获全国高中数学联赛一等奖（河南省第一名），保送至清华大学生物科学与技术系。施一公成为清华大学生物系复系后的首届本科生。
清华园里的施一公学习成绩年年名列全年级第一。1989年，他又以第一名的成绩提前一年毕业。在出色完成生物系课程的同时，他还获得了数学系的学士学位。
1995年获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分子生物物理博士学位，随后在美国纪念斯隆-凯特琳癌症中心进行博士后研究。他成了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分子生物学系建系以来最年轻的终身教授。施一公的妻子也是清华大学生物系的本科生、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博士，他们有一对龙凤胎儿女。
2008年，美国着名的马里兰州霍华德休斯医学研究所，向普林斯顿大学分子生物学家、美藉华人施一公颁发了1000万美元的科研资助。当时，从事细胞研究的施一公，在癌症治疗的研究上开展了一条新的研究路线。他的实验室占据了整个大楼的一整层，并获得每年二百万美元的研究经费。
但让美国人震惊的是，加入美国国藉、在美国居住18年之久的施一公，宣布放弃在美国拥有的一切，返回中国继续进行科学研究。为此，他回绝了美国人千万美元的研究经费，辞去了普林斯顿大学的职务。
施一公回国后，任职北京清华大学生命科学与医学研究院副院长。现在，他已成为了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长，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九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清华大学副校长。施一公先生到底有多牛，很多人其实没有太过直观的印象。
通过Scopus数据库分析一下施一公的主要论著，发现施一公先生这些年来总共发表了167篇重量级论文，而其中发表在《Nature》、《Science》、《Cell》、《PNAS》和《Nature子刊》等全球最顶尖期刊上的顶尖论文就高达76篇。（青塔）
施一公先生2008年全职回国后，以清华大学为第一单位发表的论文就高达60篇。
如果今天的演讲有一个标题的话，就是：我的科研动力。
我出生在河南郑州，但成长在河南省驻马店。为什么我要特别提驻马店呢？因为这个地方特别具有代表性。驻马店相对于河南，就像河南相当于中国，就像中国相对于世界。从地理，从经济，从科技，从文化，都是这样。我恰好是在开始有记忆、对社会有感触的时候成长在驻马店。
我在驻马店地区汝南县的一个小村庄──小郭庄──生活了三年多，然后在驻马店镇又生活了整整八年。我在驻马店度过了十一个春秋，这里有我人生中最亲切、最难忘的一段经历。虽然那里的生活一直很清苦，但心里一直很满足、很快乐。
我在驻马店小学升初中的时候，当时的小学常识老师对我说了一句话：施一公啊，你长大了一定得给咱驻马店人争光！大家可能想不到，这句很简单的话我刻骨铭心记忆至今。从那以后，每次得到任何荣誉，我都会在心里觉得是在为驻马店人争光。
今天，我同样想说：老师您好！我还在为咱驻马店争光。我中学去了郑州，大学到了清华大学。我常常很想家、也很想驻马店的父老乡亲，止不住地想：我的父老乡亲在过什么样的生活？过什么样的日子？
1987年的一件事对我冲击非常大，把我的生活和世界观几乎全部打乱了。在此之前，虽然我受到了传统教育，虽然我的父亲告诉我要做一个科学家、工程师，其实我心里并不知道自己将来想干什么、能干什么。
1987年9月21日，我的父亲被疲劳驾驶的出租车在自行车道上撞倒，当司机把我父亲送到河南省人民医院的时候，他还在昏迷中，心跳每分钟62次，血压130/80。但是他在医院的急救室里躺了整整四个半小时，没有得到任何施救，因为医院说，需要先交钱，再救人。
待肇事司机筹了500块钱回来的时候，我父亲已经没有血压，也没有心跳了，没有得到任何救治地死在了医院的急救室。这件事对我影响极大，直到现在，夜深人静时我还是抑制不住对父亲的思念。
这件事让我对社会的看法产生了根本的变化，我曾经怨恨过，曾经想报复这家医院和见死不救的那位急救室当值医生：为什么不救我父亲？！
但是后来想通了，我真的想通了：中国这么大的国家，这么多人，不知道有多少人、多少家庭在经历着像我父亲一样的悲剧。如果我真有抱负、真有担当，那就应该去改变社会、让这样的悲剧不再发生、让更多的人过上好日子。
直到父亲去世，我一直非常幸运。从小学就接受了很体面的教育，中学、大学更是如此，大家都很关照我；我不缺吃，不缺穿。我缺啥呢？我觉得我缺回报。父亲去世后，我真的开始懂事了，我发誓要照顾我的母亲，回报从小到大爱护、关心我的老师和父老乡亲。
我们缺什么？我们缺这份对社会的责任感，我们缺这份回报父老乡亲的行动。
在清华大学，我每次给生命科学学院的新生做入学教育的时候，我都告诉他们：你千万不要忘了，你来到清华，你不止代表自己，不止代表你个人，你也同时代表一个村，一个县，一个地区，一群人，一个民族。你千万不要忘了，你肩上承担了这份责任。
我真的希望，不管是我自己，我的学生，还是我的同道，我们每个人真的要承担一点社会责任，为那些不像我们一样幸运的人们和乡亲尽一点义务。这是我除了对科学本身兴趣之外的所有动力，也是我今后往前走最重要的一点支撑。谢谢大家！
美国一直引以为傲的是拥有强大且众多的高科技人才。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出于国家利益和战时需求，美国依靠以“阿尔索斯”命名的美军侦察部队，通过强制和非强制手段，把战败国德国、意大利的几千名科学家工程师带到了美国，迅速集聚了急需的原子物理学、核物理学、化学和数学等军工领域的专家。这些人才对美国二战后的快速发展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如今，中国的科技虽然取得了重大发展，与美国却依然有不小差距。当务之急是要解决顶级科技人才问题。要向美国学习，吸收全球顶尖人才。
施一公曾加入美国国藉、在美国居住18年之久，如今放弃在美国拥有的一切，返回中国。他还回绝了美国人千万美元的研究经费，辞去了普林斯顿大学的职务。
今天，我们伟大的祖国科技上真正渐渐拉小这些差距，真是有了像施一公这样的人才，不惜放弃自我的无限前途和个人梦想，而只为在世界的任何舞台都看到五星红旗在飘扬！
这些默默付出心血的科技人才，像屠呦呦、李四光、周培源、施一公、等等，相对于明星艺人，这些人更值得获得认同的地位和掌声！
我们欠这些科学家一个由衷的鞠躬！
50岁施一公的科研故事：
学术“大牛”的两个“黄金十年”
身材高挑瘦削，行色匆匆，记者在教学楼一层咖啡厅偶遇施一公。他刚出差回来，喝杯咖啡稍作休息，准备下一场活动。“给我打电话吧，”他低头一看表，边说着“我要去开会了”，边在楼梯上一路小跑。
出差、做实验、辅导学生、开会，施一公每天工作10个小时以上。
中科院院士、赛克勒国际生物物理学奖得主、美国科学院外籍院士、首位获得瑞典皇家科学院爱明诺夫奖的中国科学家……50岁的施一公有很多故事，2008年从海外归来，是其职业生涯第二个“黄金十年”的开始。
第一个“黄金十年”：大洋彼岸的他有一个中国梦
学术研究的第一个重要十年，施一公是在普林斯顿度过的。那是他攀登事业高峰的历程，也是他从一名博士后到世界结构生物学领域顶尖科学家的“黄金十年”。
名校毕业，普林斯顿大学分子生物学系最年轻的正教授，拥有全校最大的实验室……这些“重量级”的待遇勾勒出一个学术“大牛”，一个生活优渥、前途大好的科学家形象。施一公离开美国时，每年的研究经费是200万美元。
人在海外，但在施一公心里，祖国的分量很重。
“科学无国界，但是科学家有自己的祖国。”施一公说，他回国的念头在读博士期间就有了。在外多久，对家的思念和对国家的责任感就积蓄多久。
2006年，清华大学邀请施一公回国任职，施一公经过一晚上的思考就答应了。2007年，他正式调入清华大学，被聘为清华大学生命科学与医学研究院副院长，生物科学与技术系副主任。
第二个“黄金十年”：在清华发了近60篇顶级期刊论文
作为国家首批“千人计划”的一员，施一公身负重任。回国至今，已经累计以清华大学为第一单位发表顶级论文近60篇。
2015年8月21日，《科学》发表了施一公研究组两篇题为《酵母剪接体激活状态3.5埃的结构》、《第一步催化反应后的酵母剪接体3.4埃的结构》的长文，被认为是RNA剪接研究领域的又一突破性进展。“这项研究成果的意义很可能超过了我过去25年科研生涯中所有研究成果的总和！”施一公说。
2月20日，在2016年度中国科学十大进展发布会现场，中科院许瑞明研究员（右）向获奖代表施一公院士颁发证书。新华社记者 金立旺 摄
继2015年率先解析剪接体的结构之后，施一公团队在2016年又相继解析了3个关键工作状态下剪接体以及组装过程中一个剪接体复合物的原子级高分辨率结构，这极大地推动了RNA剪接这一基础研究领域的发展。
2017年2月20日，科技部发布2016年度中国科学十大进展，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施一公实验室的成果赫然在列。
为更多学子创造灿烂的“黄金时代”
就任清华大学副校长后，施一公依然带领他的实验室团队隔天下午4点在操场跑步，每次5到6公里。
“你问我最初回国最想做什么，我想教书育人。”十年过去了，这句他当年说过的话言犹在耳。他的身影经常会出现在实验室和教学楼，坚持日常教学工作，包括给本科生上基础课。
施一公的学生闫创业从2008年就加入团队，对老师行事风格深有体会，“他做研究不怕困难，敢于争先。”
施一公“走路快、说话快，做事雷厉风行”“对数字有着超乎常人的记忆力”。对学生来说，他却是“从不发脾气的老师”。“他能够看到我们实验中的不足和被忽略的细节。”他的学生万蕊雪说。
2016年12月，施一公领衔成立浙江西湖高等研究院，成立大会上他说出了自己的愿景：这里，将拥有世界上最杰出的一批科学家，培养最优秀的青年人才，从事最尖端的基础和应用研究，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科研教育体制机制，为中国的高科技可持续发展提供强大的引擎和支撑，为世界文明做出无愧于中华民族的贡献。
想必，施一公的第三个黄金十年将为更多学子创造灿烂的“黄金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