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戏称自己是“三朝元老”，一生在古文字学、历史学、东方学、佛学等诸多领域皆创下卓越成就。他精通英文、德文、梵文、巴利文，能阅俄文、法文，尤精于吐火罗文，是世界上仅有的精于此语言的几位学者之一。
他就是季羡林，他
最令人钦佩的地方，不是那些常人难以超越的成就，而是他永远保持着一份绝无仅有的清醒、坦荡与真实。
你我皆凡人，年少当轻狂
清华园时的季羡林，和你我一样，是一位有热血，有叛逆，爱打牌，好吃瓜，逼急了会爆粗口，伤感时会痛哭流涕的小年轻儿。
那时的他，喜欢写日记，将学校发生的琐事、对老师和考试的吐槽、文章发表时的骄傲、写不出文章时的烦恼，都一一记下来：
1932.9.11 “我的稿子还没登出，妈的。”
1932.9.21 “我以为老叶（季老的老师）不上班，他却去了，我没去，不知放了些什么屁。”
1932.12.21 “说实话，看女人打篮球……是在看大腿。附中女同学大腿倍儿黑，只看半场而返。”
1934.3.27 “论文终于抄完了。东凑西凑，七抄八抄，这就算是毕业论文。论文虽然当之有愧，毕业却真的毕业了。”
1934.3.31 “没作什么有意义的事——妈的，这些混蛋教授，不但不知道自己泄气，还整天考，不是你考，就是我考，考他娘的什么东西？”
以上这些不过是两年日记里的边角余料，更多的内容是他读书，研究的记录，以及日常生活。
但是这些话语却让我们看到了，原来大师季羡林，也曾年轻气盛，不但喜欢看女生的大腿，对于不合理的考试制度，也是说骂就骂，毫不遮掩。
提起大师，我们总是将其无限美化，甚至神化，将之视为圣人，却忘了他们也是凡心肉胎，吃五谷杂粮，有七情六欲。
其实这些日记在后来出版时，编辑曾提出“做适当删减”，季羡林是这么说的：
“我考虑了一下，决定不删，一仍其旧，一句话也没有删。
我七十年前不是圣人，今天不是圣人，将来也不会成为圣人。我不想到孔庙里去陪着吃冷猪肉。我把自己活脱脱地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
。”
每个人都有不好的一面，一般人总是要将其隐藏的，希望美化自己在别人心中的形象，特别是对负有盛名的人物来讲，形象名誉格外重要。
对于这些看起来似乎有损他形象的话，季羡林选择“一字不删”，作为一介大师，敢于如此真实，那一份率直坦荡，世间罕有。试问几个人能做得到呢？
我们的生活，大概缺少这种真实的坦荡。与其用去大量时间在朋友圈里展现自己生活的美好，
不如静下心来，三省吾身，作几篇日记，照见自己灵魂的样子。
做人坦坦荡荡，做事实事求是
2006年北大校庆时期，著名主持人杨澜对季羡林有一次电视采访录。
杨澜问季羡林，北大要如何才能建成世界第一流大学。季羡林却回说:“北大本来已经是世界第一流大学了。 ”
这可把杨澜难住了。 她就迂回问：“那么怎么把北大建得更好?”
季羡林说：“增加投资。
”
杨澜又给难住了。就又迂回说：“那么，你认为要胜任北大校长需要一些什么条件?”
季羡林说：“能找到投资！”他说，要说做学问，不是校长的任务，主要是找到投资，把好钢用在刀刃上，才是一个好校长了。
几句话下来，全谈的是钱，这可难坏了杨澜。杨澜就想起了爱国的话题，季老曾说过，
就是烧成灰了也爱国的
。
因此，她问：“当时在国家那么贫穷的时候，你怎么会想到回国建设呢?”
季羡林是1946年回国的，当时正是抗战胜利、百废待兴的时代。
季羡林说：“主要当时政府重视教育，当教授地位高、待遇好，一句话——钱多。”这话匣子一打开，季羡林就不放过了。他不等杨澜把话题岔开，继续说道：“那时一个留学生到北大，很快就可以评上正教授。正教授当时的工资是多少呢?是80块大洋!
”
80块大洋是个什么概念呢?
季羡林说：“当时的普通工人一个月才两三块钱工钱，而当时的谷是两块钱一石。”他问杨澜：“待遇这么高，而在国外很难找到工作，你能不回国吗? ”
这几句话，大概是把杨澜的采访计划给完全打破了，因此接着的访谈就匆匆结束了。由此可见，季羡林的为人是如何的坦荡和实在。
爱情，需要清醒与坦诚相待
1929年，刚满18岁的他，身上肩负着传宗接代的重大责任。于是，叔父之命，媒妁之言，季羡林结婚了。
妻子彭德华，比他大4岁，是非常传统的中国旧式女性。显然，这对夫妻之间根本没有共同语言，被硬生生地捆绑在一起。他们婚后生了一儿一女，直到1994年彭德华去世，这段婚姻一共走了65年。
要说他真的从来不曾有过别样的想法，未免言过其实。其实他老早就在著作
《留德十年》中，对世人将自己曾经的一段感人爱情坦白。
1935年，季羡林来到德国格廷根大学留学，房东女儿名叫伊姆加德，时年二十三岁。1937年，季羡林开始写博士论文。论文在交给教授之前必须打印成稿，这可难住了季羡林，因他买不起打字机，更不会打字——
几天后，伊姆加德首次造访季羡林：“我父亲的工厂淘汰了一部打字机，而我正好想练习打字。”季羡林高兴得跳了起来，他窘迫地问：“你不会要很高的报酬吧?我可是个穷学生。”伊姆加德笑了：“我要的报酬，是让你陪我走遍格廷根。”
伊姆加德（1935年）
接下来的四年，季羡林在伊姆加德帮助下完成了数百万字的论文集。
一天，两人相约去森林咖啡屋，伊姆加德突然问季羡林：“当我们七十岁时，你还会带我来喝咖啡吗?”季羡林立即明白了对方的爱意，低头不语。
如此一来，季羡林就陷入了矛盾与痛苦之中。
他品尝到爱情的甜蜜与幸福，可是他毕竟是有妻儿的人，虽然他的婚姻是包办的，但如迈出雷池一步，无疑就意味着是对妻子、儿女的背叛和抛弃，他的亲人无论如何都无法原谅他。可是要他放弃伊姆加德的爱，他自己就会遗憾终身。
因此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爱与痛的矛盾心理一直折磨着季羡林。最后，他终于决定，为了不伤害或少伤害别人，他选择了与伊姆加德坦诚相待，并放弃这段爱情。
那天凌晨三点，论文终于打完了——
季羡林对伊姆加德说：“累了吧，让我帮你揉揉肩。”
他按在她双肩的手有些颤抖：“我要离开了。我的祖国需要我，我的家人也需要我。”伊姆加德哭着央求：“留在这里好吗?我也需要你！”
季羡林仰起脸不让泪水流出来，他痛苦地摇了摇头：“我要回到祖国去。将来，一定会有一个比我更好的呵护你一生的男子出现的。”伊姆加德没有再说什么，然后在论文稿的最后打上了一行字：“一路平安！请不要忘记。”
1983年，迈入古稀之年的季羡林重返德国，一心惦记着伊姆加德，却未打听到她的消息。
2000年，一位女导演在拍摄季羡林传记片时，专程前往格廷根打听伊姆加德的下落。依然是那个地址，开门的是一位满头银发的妇人。她笑盈盈地向来客问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