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栏名称: 叙拉古之惑

西方保守主义思想研究和推介

李凭：黄帝历史形象的塑造（下）

叙拉古之惑 · 公众号 · · 2017-06-28 00:00

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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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北朝各族共同祖先

司马迁按照建立政权、巩固政权和建设政权三项全能的标准树立起“法天则地”的黄帝，不仅要将黄帝视为当朝天子的楷模，而且意欲推远成为万世传承的榜样。为了达到这样的效果，司马迁采用了将黄帝祖宗化的办法。读《五帝本纪》之末“太史公日”可知，他这样做是因为受到《帝系姓》的启发。

顾颉刚曾将《帝系姓》所述世系仔细排列成表，使人一目了然，但也因此发现了它的片面。他指出：

看此表，可知《帝系》独详于高阳一系，高阳系中又独详于楚之一系。意者此篇是楚之谱牒乎？抑作者据楚之谱牒而缘饰之以成书乎？“中国四万万同胞皆黄帝子孙”的一个观念，即由此篇来。在此表中，楚与虞之世系特久，虞十世、楚十世外（舜为颛顼族，楚为高阳族，虞与楚合，故颛顼与高阳合）。叙述母系者，以楚系为最详，其他惟尧、舜、禹及稷、契、启、挚等著名人物耳……《帝系》篇不及炎帝，亦不及少皞。[50]

《帝系姓》的片面有二：其一，独详于楚之一系；其二，不及炎帝和少皡。针对其一，司马迁将《史记》所列本纪、世家大多归为黄帝后裔，使得黄帝名下世系不再独详一系。经此推广，黄帝成为诸王与诸侯众家的共同祖先。于是，在华夏的传统中黄帝自然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祖宗崇拜遂与中原的社会政治结合一致。至于其二，则正合司马迁编撰《史记》的宗旨，因为在他的历史系统中本来就没有炎帝和少皡的位置。炎帝虽然早于黄帝，却是被黄帝打败的英雄，司马迁要树立的是开天辟地的帝王，炎帝只能被排除在五帝之外。

祖宗化的办法在司马迁笔下得到充分发挥，他在《帝系姓》的基础上，将以黄帝为祖先的观念整理成为富有条理的世系，以此来体现他的历史系统。而在这样的世系中，是既有纲又有目的。

司马迁世系布局的纲领体现于《五帝本纪》。黄帝在五帝中占据最为突出的地位，不仅由于时代上最古老，而且因为其他四帝都被编排成为他的子孙。对黄帝而言，颛顼是孙子，帝喾是曾孙，尧是玄孙，舜是八世孙，则此四帝的后裔就全都成为黄帝的子孙。

司马迁世系布局的要目体现于《三代世表》。所谓三代，虽然指夏、殷、周而言，但是表中并不仅仅排列三代世系，而是往上追溯至黄帝，往下延续及西周共和以前封建的鲁、齐、晋、秦、楚、宋、卫、陈、蔡、曹、燕等十一诸侯。在《三代世表》中，司马迁创造了一种强调血统的语言格式，表述为“某属+某生”。比如，夏的血统，被表述为“夏属，黄帝生昌意”。其意为，夏属于黄帝之子昌意后代中的一支。通过这样的语言格式，司马迁将上古到先秦的诸王与诸侯之间的血缘关系，特别是他们同属于黄帝后裔的特点，鲜明地显示出来。

正是以《五帝本纪》为纲，以《三代世表》为目，司马迁为世人编织成一张硕大I网络，缔结这张网络的纽带则是血脉。继《三代世表》之后，司马迁还编撰了《十二诸侯年表》、《六国年表》、《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高祖功臣侯者年表》、《惠景间侯者年表》、《建元以来侯者年表》、《建元已来王子侯者年表》等表，它们也是以血脉为纽带编织的网络，可以看作《三代世表》的补充。东汉学问家应劭对此有精到的概括：“有本则纪，有家则代，有年则表，有名则传。”[51]纪、代、表、传分明，纲举目张地体现着司马迁的历史系统。

为了让人们相信《三代世表》中的血缘关系，司马迁还在相应的本纪和世家中继续强调列朝诸王与诸侯都是黄帝后裔的观念。这种强调血脉的语言，均置于本纪或世家之首，表现为追溯先世的词句，从而形成《史记》体例的固定格式。这样的体例也显示了森严的等级，从中可以看出列朝诸王、诸侯与黄帝的血缘有着明显的亲疏之别。按照亲疏之别，可以将诸王与诸侯划分为三个层次。

处于第一层次者，是血缘关系上最接近黄帝的颛顼、帝喾、尧、舜，以及被编排为黄帝玄孙的夏、殷、周之先祖禹、契和后稷。[52]这正是应劭所谓的“有本则纪”。其外第二层次，列有众多诸侯，他们的血缘都与第一层次中的帝王相连，因此也与黄帝血脉相通。如，楚人祖先出自颛顼，陈胡公满是舜的后裔，杞东楼公是禹的后裔；宋微子开是殷朝帝乙之首子；吴太伯是周太王之子，鲁周公旦、管叔鲜、蔡叔度、卫康叔都是周武王之弟，晋国祖先唐叔虞是周武王之子，郑桓公友是周厉王少子，这些诸侯都与后稷血脉相连。上述均应了所谓“有家则代”。[53]

再外第三层次，情况比较复杂，虽然多数被列为世家，但是与黄帝的血缘关系比较含混。这个层次中有不少是所谓与周同姓的诸侯，如燕召公奭、魏之先毕公高和韩之先原本都为姬氏。[54]然而这些诸侯或者道不明始祖，或者难以理清世系，与周的血脉显然甚为疏远，与黄帝的关系更属勉强粘连。除以父系为纽带与黄帝接上关系者，还出现了以黄帝为母族的情况。例如，“秦之先，帝颛顼之苗裔，孙曰女修。女修织，玄鸟陨卵，女修吞之，生子大业”。[55]秦人祖先虽然号称颛顼之苗裔，但对于大业而言，黄帝系统是其外家。由此再推导，黄帝系统还应该是赵人的外家，冈为“赵氏之先与秦共祖”。[56]

按照如此牵强的逻辑，华夏各姓氏就大多可以在司马迁编织的血脉网络上找到相应的位置，甚至处于边缘地带的异族也都可以挂到这张网络上。例如，“越王勾践，其先禹之苗裔，而夏后帝少康之庶子也。封于会稽，以奉守禹之祀。文身断发，披草莱而邑焉”。[57]越人“文身断发”，风俗与华夏迥异，却被视为少康后裔，得以奉守夏禹之祀。又如，“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日淳维”。[58]匈奴的血缘竟能与夏人沟通，这是令人惊讶的。然而，司马贞却拥护这种说法，他在该条之下作[索隐]，居然提出若干依据：

张晏曰：“淳维以殷时奔北边。”又乐彦《括地谱》云：“夏桀无道，汤放之 鸣条。三年而死，其子獯粥，妻桀之众妾避居北野，随畜移徙。中国谓之‘匈奴’，其言夏后苗裔，或当然也。故应劭《风俗通》曰：“殷时曰獯粥，改曰匈奴。”又晋灼云：“尧时曰荤粥，周曰猃狁，秦曰匈奴。”韦昭云：“汉曰匈奴。荤粥，其别名。”则淳维是其始祖，盖与獯粥是一也。[59]

从司马迁到司马贞关于匈奴血缘的说法当然难以令人置信，但是在民族关系的处理方面却具有积极意义。

分析上述血脉网络，不难发现三个特点：其一，按照司马迁的模式，诸王与诸侯乃至庶民百姓，或者能在网络上找到相应位置，或者可以通过与某个支系挂钩而攀接到网络上面。比如战国七雄之一齐国田氏，原非周初所封诸侯，其祖先田完本系陈氏，陈氏为舜之后裔，而舜为黄帝八世孙，因此田氏也就成为黄帝子孙。[60]其二，按照司马迁的逻辑，这张血脉网络具有蔓延的性质。例如，越王勾践得以奉守禹之祀，那么闽越王无诸及越东海王摇也都成了夏的后代，因为“其先皆越王勾践之后也”。[61]其三，按照司马迁的布局，为后世陆续进入域内的各族留下人围的空间。《五帝本纪》称“黄帝二十五子，其得姓者十四人”，关于十四位得姓者，已经难辨清楚；至于另有十一位未得姓者，就更加无从考证。[62]既然难辨清楚或者无从考证，就留下了填空的余地。

总之，在司马迁编织的血脉网络上，黄帝高踞在顶端，既是颛顼、帝喾、尧、舜四帝的祖先，又是夏、商、周三代诸王以及众诸侯的祖先；不仅如此，他还被推广成为后世帝王及诸侯的祖先，乃至庶民百姓的祖先。以血缘网络作为维系华夏一统的办法并非司马迁的原创，其发明应该归于春秋战国间的《帝系姓》；将这样的观念整编成为有条理的世系，从而提升、放大和推广黄帝的历史形象，才是司马迁的历史贡献。顾颉刚指出的“‘中国四万万同胞皆黄帝子孙’的一个观念，即由此篇（指《帝系姓》）来”，这是讲到黄帝问题的根源上了。毋庸置疑，将黄帝视为祖先的观念，应该源于战国之前，决非如孙隆基所说的那样“一首一尾都是舶来品”。然而，司马迁的血脉网络并不能够网罗一切。比如齐太公吕尚本姓姜氏，他就不属于黄帝子孙，而是比黄帝时代更早的炎帝的后裔。[63]姜姓齐国在春秋时期地位重要，在《史记》世家中排名第二，却与司马迁的血缘网络格格不入。这确实令人遗憾，好在类似的情况并不多。

《汉书》的作者班固对于司马迁追溯祖宗的做法不仅赞成，而且还运用于为汉家天子寻根方面。刘邦祖籍沛县丰邑，父母是连名字都没有留下的平民。然而，班固却将汉室的祖先攀附到唐尧名下，归位于黄帝后裔，这样做是要表明刘家得天下乃“自然之应”。[64]不过，《汉书》虽然效仿《史记》强调血统，但对于独尊黄帝为华夏始祖的做法却不赞成。

《汉书》是专述西汉一代的断代史书，然而偏要对西汉以前人物加以评价。其中《古今人表》就一直追溯到上古，网罗众多人物，并将他们区分成圣人、仁人、智人及愚人，排列为上上至下下九等。在该表中，黄帝虽然被排在上上之列，但是地位并非至高无上，因为在黄帝之前还有宓羲和神农。[65]可见，《史记》与《汉书》对于上古时代的理解是不同的。司马迁能够“毅然”划清传说人物与历史人物，从而确立中国通史的上限；班固却割舍不掉宓羲等传说人物，对于上古的看法就只能陷入混沌状态。

东汉科学家张衡同样割舍不掉许多传说人物，他曾坚决主张“并录”三皇。[66]张衡、班固的思想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东汉学界的观念，对于司马迁独尊黄帝的做法具有强大的冲击力，其影响颇为深远。所以，直到唐朝中期，司马贞还对司马迁割弃黄帝以前人物感到不平，终于按捺不住而为《史记》作补，撰写成《三皇本纪》。[67]

在众多的批评之中，崔述的考据最为彻底，他从根本上反对血统之说，而不再拘执于独尊与并录之争：

盖古之天下，原无父子相传之事，故孰为有德则人皆归之……要之，上古人情淳厚，慕义向风者为多，故其得天下之次第大概如此，不必尽藉于先业也。若尧不藉父兄之业即不能有天下，则（宓）羲、（神）农、黄帝又何所藉而能得天下也哉！且使尧之天下果传之于父兄，则尧当世守之，丹朱虽不肖，废而他立可也。[68]

五帝嫡传既然不可能，黄帝为华夏单传的始祖之说自然难以成立。崔述的考据为现代疑古派着了先鞭，顾颉刚正是在他的基础上提出了“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观”。

司马迁将黄帝供奉为华夏祖先确实是牵强的作法，不可能得到普遍认可。不过，司马迁努力弘扬黄帝是极有远见的举动。独尊黄帝的说法后来发展成为中华民族一元一体理论，与此相对，“并录”之说则趋向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理论的雏形。后者较为合理，但前者则在凝聚民族关系方面具有深远的意义。

司马迁的历史系统终究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正宗，尽管屡受来自不同角度的批评，但是影响历久而不衰。后世治史者大多遵奉《史记》为圭臬，其中对于司马迁的精神领悟至深者是北齐史家魏收。魏收撰写的《魏书》，是一部专门记述拓跋魏诸朝历史的著作，在传统的中华正史中属于断代史书。然而，《魏书》与《史记》具有相同之处：《史记》虽然以西汉王朝的历史为重点，但记述了西汉以前自上古至秦的史实；《魏书》虽然以拓跋魏诸朝历史为重点，但记述了北魏以前自嘎仙洞至拓跋代国的史实。既然与《史记》有相同的特点，《魏书》也就可以看成一部通史；所区别者，它不是华夏的通史，而是拓跋氏的通史。《魏书》的通史性质不仅贯穿于若干纪传与书志对于往古的追溯之中，而且集中体现在该书的《序纪》里。

与《史记》以“黄帝纪”为开篇一致，《魏书》的《序纪》竟然也是以黄帝张本的：昔黄帝有子二十五人，或内列诸华，或外分荒服；昌意少子，受封北土，国有大鲜卑山，因以为号。其后，世为君长，统幽都之北广漠之野，畜牧迁徙，射猎为业，淳朴为俗，简易为化，不为文字，刻木纪契而已，世事远近，人相传授，如史官之纪录焉。黄帝以土德王，北俗谓土为托，谓后为跋，故以为氏。其裔始均，入仕尧世，逐女魃于弱水之北，民赖其勤。帝舜嘉之，命为田祖。爰历三代，以及秦汉，獯鬻、猃狁、山戎、匈奴之属，累代残暴作害中州。而始均之裔，不交南夏，是以载籍无闻焉。[69]

这段不足二百的文字，将拓跋氏的祖先与五帝紧密地联系起来。其一，拓跋氏的初祖是黄帝之子昌意的少子，亦即黄帝之孙；其二，拓跋氏的祖先始均曾经加入尧的部落联盟，并为驱逐女魃出过力；其三，始均还受过帝舜的嘉奖，被命为田祖。其四，“拓跋”二字意译为“后土”，与黄帝“以土德王”意义相通。归纳这四点的中心思想，就是表明拓跋氏系自黄帝部落分化出去的一支，并在早期一直与五帝部落有所联系。

不过，令史家为难的是，在中原早期文献中并没有关于拓跋氏的相应记载。为了消除疑问，《序纪》作了三点解释：其一，拓跋氏“不为文字，刻木纪契而已”；其二，拓跋氏的历史是“人相传授”的，言外之意，拓跋氏与黄帝的关系虽然没有文字记录，但在本部之内不见得没有说头；其三，从三代到秦汉诸朝，匈奴等族累代作害中州，但拓跋氏始终没有参与。尤其是第三点解释，不仅看似合理，而且还有向中州表示友好的含意。

虽然《序纪》之中追记拓跋氏祖先的内容甚为附会，但是为了体现统治者的意图，魏收却偏要努力将拓跋氏填人司马迁血脉网络之中早已预留下的空间，而这个空间就在昌意的名下。昌意为黄帝与正妃嫘祖所生之少子，按照“黄帝纪”的记载似乎是实实在在的人物；至于昌意生有多少个儿子，昌意少子为谁，却没有确切的记录，这就只好听便于魏收的杜撰。于是，通过所谓昌意少子的传说，魏收就将拓跋氏的初祖设定成为黄帝的后代。魏收能够作这样的设定，好像蛮有道理：首先，《史记》中有众多先例可循，不少姓氏可以通过迂回曲折的方式攀接到与黄帝血脉相连的网络上面，拓跋氏何以不能径直挂到昌意少子的名下？其次，拓跋氏虽然为北方射猎部落，但是越王得以奉守禹之祀，匈奴亦可当作夏后氏之苗裔，拓跋氏何以不能成为黄帝的后代？

虽然《魏书》之中有与《五帝本纪》相对应的《序纪》，但是魏收并未编写与《三代世表》相对应的世表。不过，在《魏书》卷113《官氏志》下特设有“姓氏志”，在一定意义上发挥了世表的作用。于是，魏收就以《序纪》为纲，以“姓氏志”为目，也像司马迁那样构建起一张庞大的血脉网络。

《序纪》是魏收编织的血脉网络的纲领，它贯穿着北魏建国以前拓跋氏发展的线索。关于这条线索，在始均之下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的起点是成帝毛，此时拓跋氏尚在大鲜卑山一带“畜牧迁徙，射猎为业”；第二个阶段的起点是献帝邻，此时拓跋氏“始居匈奴之故地”；第三个阶段的起点是神元帝力微，此时拓跋氏已“迁于定襄之盛乐”。[70]上述三个阶段的出现，标志拓跋氏经历了三次大的部落迁徙事件。拓跋氏的历次迁徙都与部落组织的整顿同步，具体内容则反映在“姓氏志”中。

“姓氏志”是魏收编织的血缘网络的要目，它较为详细地反映着北魏建国以前拓跋氏部落联盟内外姓氏演变的情况。在以成帝毛为起点的第一阶段，拓跋氏诸部有九十九姓，这是部落组织分化出诸多姓氏的时期。在以献帝邻为起点的第二阶段，拓跋氏进入匈奴故地的新环境后获得很大发展，于是“七分国人，使诸兄弟各摄领之，乃分其氏”；随后，每支国人又“兼并他国，各有本部，部中别族，为内姓焉”：这是拓跋本部大发展的时期。在以神元帝力微为起点的第三阶段，拓跋氏以盛乐为中心组建成为强大的部落联盟，该联盟广泛地接纳草原游牧部落，形成“余部诸姓内入”的兴旺局面。[71]此后，拓跋部落联盟虽然历经兴衰曲折，但联盟的格局一直延续到北魏建国之前。建国之后，北魏王朝采用离散诸部措施陆续将游牧部落民收纳成为其统治下的编民。[72]收编之后的部落民多数被安顿在北魏前期国都平城附近，孝文帝迁都之际大部分部落民随同拓跋氏政权来到新都洛阳附近。虽然屡经迁徙，但是部落民姓氏的归属已经相对稳定，这就为孝文帝推行姓氏改革奠定下基础。

将《序纪》与“姓氏志”相对照，就能纲举目张地看清楚魏收编织的这张庞大网络，它已经将北朝各游牧部落尽数纳入。同时也就不难发现，像司马迁笔下的诸王与诸侯那样，魏收笔下的北朝部落姓氏也是依照关系的亲疏划分为三个层次的。第一层次共有十姓，“姓氏志”称“凡与帝室为十姓，百世不通婚”，这是因献帝邻“七分国人”而分裂形成的姓氏，为拓跋氏的嫡系，包括献帝邻代表的拓跋帝室，献帝兄纥骨氏、普氏和拔拔氏，献帝弟达奚氏、伊娄氏、丘敦氏和系俟亥氏，献帝叔父之胤乙旃氏，以及疏属车焜氏。第二层次共有75姓，是神元帝力微之际“余部诸姓内入者”，它们最初与拓跋氏并无血缘关系，是陆续加入部落联盟的外姓。第三层次包括35姓，它们按照东方、南方、次南、西方与北方等方位分布在拓跋部落联盟的周围，与拓跋氏保持所谓“岁时朝贡”的关系。[73]

上述二三个层次的出现，是由拓跋部落联盟的发展进程确定的；换言之，每个层次的形成，都与拓跋部落联盟发展的重大阶段关联着。南这三个层次的姓氏结成了等级分明的网络格局，其下层为四方诸部，中层是内人诸姓，上层即帝室十姓。这样的层次划分反映了拓跋部落联盟分化与重组的历史状况。

拓跋部落联盟不断地分化与重组的影响是弥久的。因此，直到北魏中期定姓族之际仍然要强调层次分明的观念，致使区分姓氏的高低成为姓氏改革的重要目标。在“姓氏志”中，记载了孝文帝于太和十九年（495）下达的布置定姓族工作的诏书。按照诏书的规定，在帝室十姓之下，为穆、陆、贺、刘、楼、于、嵇、尉八姓；此八姓以下，再依具体标准划分为姓和族。该诏书宣称：

凡此定姓族者，皆具列由来，直拟姓族以呈闻，朕当决姓族之首末。其此诸状，皆须问宗族，列疑明同，然后勾其旧籍，审其官宦，有实则奏，不得轻信其言，虚长侥伪。不实者，诉人皆加“传旨问而诈不以实之坐”，选官依“职事答问不以实”之条。令司空公穆亮、领军将军元俨、中护军广阳王嘉、尚书陆琇等详定北人姓，务令平均。随所了者，三月一列簿账，送门下以闻。[74]

孝文帝定姓族的工作安排得很具体，要求也很严格，目的是要达到“详定北人姓，务令平均”，而至为关键处则是“送门下以闻”，“朕当决姓族之首末”。姓氏改革的终审权，孝文帝是牢牢抓在手中的。

定姓族工作有一个明显特点，那就是在北人姓族与华夏姓族之间进行比照。尤其是，将北人高层的八姓与汉族最高门第的四姓列为同等级别。[75]从表面上看，突出了北族与华夏的高等门第，实质上则将它们全都置于帝室十姓之下。这样一来，帝室十姓，尤其是其核心拓跋氏，就理所当然地高踞于包括部落姓氏与华夏姓氏在内的北朝各族的顶巅。族权与政权结合起来，北魏皇帝于是拥有傲视一切的权威。孝文帝姓氏改革中的另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将包括拓跋氏在内的部落姓氏改为汉姓。历来围绕拓跋氏改汉姓问题的讨论颇多，虽然在细节上存在诸多不同的看法，但是认为这项措施有力地推动了中华民族的融合则是学界一致的观点。生活在孝文帝时代之后不久的魏收，也自然能够感受到拓跋氏统下各部族改汉姓运动的强烈脉冲，所以这场运动必定会成为他编撰“姓氏志”时重点反映的内容，于是在各部族姓氏之下标注汉姓就成为“姓氏志”的显著特征。换一个角度来说，由于孝文帝的姓氏改革，特别是经过改汉姓运动，已经将部落的新旧姓族梳理得十分清晰，客观上为魏收撰写“姓氏志”提供了充分的准备。

与司马迁的网络相同，魏收编织的网络也利用了血缘关系，其中第一层次帝室十姓就都属于拓跋氏的血脉。但是，魏收网络的第二层次和第三层次所列部落则与拓跋氏似乎没有血缘关系。不过，在“姓氏志”中，不仅逐一列出120个部落姓氏的旧姓，而且标明了各自新改的汉姓。这样一来，众多部落姓氏之间似乎就都由血脉潜在地沟通起来了，因为大多数的汉姓都已被列为黄帝的后裔。于是，通过汉姓的标示，原来并无血缘关系的诸种部落竟然被血缘的纽带系牢在一起，并且都被挂到魏收的网络上面。而且，通过汉姓的标示，魏收的网络又可以全部挂到司马迁的网络之上。换而言之，魏收网络与司马迁网络合并成了一张更大的网络，这张大网遂将北朝各族，包括新改成汉姓的部落姓氏与华夏旧有的诸姓氏，统统归纳成为一体。于是，四海之内皆是兄弟或者叔侄，全都成为黄帝的后裔。

魏收生活在东魏北齐之际，此时部落贵族势力依旧占据主导地位，他却敢于公然编织意味拓跋氏向华夏姓氏靠拢的网络，那是因为这张网络体现着孝文帝姓氏改革的成就。不过，值得思考的是，意味着拓跋氏向华夏姓氏靠拢的改革竟然是由拓跋氏统治者主动发起的。更加耐人寻味的是，孝文帝竟然带头将拓跋之姓改为元，从而公开标榜自己的祖先是华夏祖先黄帝的子孙。[76]

其实，孝文帝推行姓氏改革，并非数典忘祖，而是贯彻北魏开国皇帝道武帝的意图。道武帝在登基时就曾赞许朝廷群臣所谓“国家继黄帝之后”的奏言：

天兴元年，（道武帝）定都平城，即皇帝位，立坛兆告祭天地……事毕，诏有司定行次，正服色。群臣奏以国家继黄帝之后，宜为土德，故神兽如牛，牛土畜，又黄星显曜，其符也。于是始从土德，数用五，服尚黄，牺牲用白，祀天之礼用周典。[77]

由“宜为土德”等语可以知道，《序纪》中所谓“黄帝以土德王，北俗谓土为托，谓后为跋，故以为氏”的说法，并非魏收撰写《魏书》之际的发明，而是北魏初期就已经杜撰的。有道武帝作为榜样，孝文帝的态度便十分坚定，不但自己改姓元，而且敢于将全体部落姓氏都改成为汉姓，统统认作黄帝的后裔。

道武帝之所以会自认黄帝后裔，那是听从崔宏建议的缘故。[78]崔宏属于汉族高门士族，提出这样的建议很合乎他维护华夏传统的立场。[79]不过，并非华夏族的道武帝，却对于崔宏的倾向性如此鲜明的建议不觉反感，未尝不是因为他曾受过在北魏之前进入中原的鲜卑慕容氏、氐族苻氏、羌族姚氏等编造祖宗故事的启迪。

慕容氏是比拓跋氏更早自称黄帝后裔的部族，据称慕容魔的先祖为有熊氏之苗裔，[80]而有熊氏是黄帝所在氏族。苻洪被编造为有扈之苗裔，[81]有扈氏是被夏后启灭亡的部落，[82]却被苻氏供奉起来。姚弋仲的先祖据称为舜之少子，因为该少子被禹封在西戎，故而世为羌酋。[83]慕容、苻、姚等部族的姓氏原本自成体系，但是当他们在中原建立政权以后却偏要编造故事，将其先祖安排到华夏的某个姓氏之下。这些部族的首领如此煞费苦心，就是为了尽快地让华夏的民众接受他们建立的政权。

《晋书》是唐朝房玄龄等编撰的正史，晚于《魏书》问世，但上述三篇载记的史料应该源于晋末十六国之际，所述三家部族关于祖先的说法与后来的唐朝人绝无关系，应该是十六国时人编造的。道武帝在淝水之战前曾经流落中原，对于苻、姚等部族的故事或许略有所闻；特别是，他早年与慕容氏尤为亲近，对其自称黄帝后裔之事应该有所了解。[84]道武帝颇能理解这三支部族追溯祖先故事的用意，所以他在北魏建国之初就能不囿于民族的偏见，而听从崔宏的建议，立即高调地认可黄帝为其祖先。在追溯祖先的故事方面，慕容氏最为大胆，径直以有熊氏为其祖先，但是理由含混；苻氏不够大胆，选择了不甚令人注意的有扈氏为其祖先；姚氏力图将其祖先与五帝之中的两位挂钩，还提出了所谓的依据：这三支部族的事例成为拓跋氏认祖的先导。道武帝倡导的追溯祖先的说法，正是在对比这些部族说法的优劣之后提出的。所以，拓跋氏的作为最大胆，居然将祖先径直安排为黄帝的直系孙辈；而且，还在编造其依据上下足功夫，于是就有了“拓跋”与“后土”对译的说法。

在厘清北魏编织之早期历史的基础上，姚大力对道武帝的用意提出了精湛的看法：

皇始、天兴年间对拓跋先世史的重构深受汉文化观念的影响。初入平城的道武帝居然能接受如此形态的一部远古史，证明他那业已酝酿就何等坚定的统治北中国的意志。[85]

北魏建国之初就能着手重构其先世史，系外因与内因共同促成。慕容、苻、姚等部族的认祖，是各自与汉族求同的表象；崔宏的提议，具有华夏士族积极接纳北族的意义；道武帝的坚定意志，则反映出拓跋氏的强烈倾向：种种因素的交织使得拓跋先世的历史烙上了深深的汉文化印记。这部重构的先世史，被道武帝的后人孝文帝深刻领悟和充分发扬，于是就有了太和年问的定姓族和改汉姓运动。此后，经过不断的修正，以黄帝为祖先的说法在拓跋氏朝廷终于获得认同。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生活在东魏北齐间的魏收才敢在《魏书》开篇第一句就抬出华夏的祖先黄帝。

返回来考察司马迁的“黄帝纪”所载世系，便不得不承认，北魏王朝将拓跋氏的祖先挂到昌意名下是经过精心设计的。其一，昌意是嫘祖之子，而嫘祖为黄帝正妃，则拓跋氏为黄帝嫡系，并非庶出；其二，昌意长子颛顼接替黄帝而成为五帝之中的第二位，作为昌意少子的拓跋初祖则与颛顼辈份相当，地位也极高；其三，昌意有兄长玄嚣，玄嚣这一支直到孙辈高辛才获得帝位，高辛即五帝之中的第三位帝喾，但对于拓跋初祖而言已经处于族子的辈份。[86]在辈份和地位两个方面，昌意少子都占据了制高点，不但北朝部落姓氏望尘莫及，华夏姓氏中也极少有超越者。由此看来，拓跋氏远认昌意少子为其初祖，正是为了表示，虽然他们居处偏僻，但是与黄帝的血缘关系却是至亲至近的，其氏姓最为优越。这的确是超越前人的设计，从道武帝到孝文帝焉能不乐于接受和发扬之呢？

拓跋氏远攀黄帝之胤的效果可以从以下这段记载看出：

众议以薛氏为河东茂族。帝曰：“薛氏，蜀也，岂可入郡姓！”直阁薛宗起执戟在殿下，出次对曰：“臣之先人，汉末仕蜀，二世复归河东，今六世相袭，非蜀人也。伏以陛下黄帝之胤，受封北土，岂可亦谓之胡邪！今不预郡姓，何以生为！”乃碎戟于地。帝徐曰：“然则朕甲、卿乙乎？”乃入郡姓，仍曰：“卿非‘宗起’，乃‘起宗’也！”[87]

不难看出，虽然孝文帝受到薛宗起无礼的冲撞，但他的内心却是宜嗔宜喜的。嗔的是，薛宗起刨根问底，居然敢挖苦皇族谓之“胡”；喜的是，薛宗起能在朝廷公开承认拓跋氏为黄帝之胤；更为可喜的是，河东茂族薛氏的社会地位最终要由拓跋皇帝认可。由此可见，编造拓跋氏的祖先源自黄帝的故事，最得便宜者竟然是拓跋氏。孝文帝热衷于姓氏的汉化，表面上似乎在向华夏这边靠拢，实质上是将华夏族与部落姓族一起置于拓跋氏之下。这样做的宗旨当然是着眼于北魏政权的巩固，不过在客观上也有力地推动了民族的融合。

要之，拓跋氏早期的历史并非魏收的编造；魏收的贡献在于，遵循司马迁的体例，将北魏建国以降陆续修订而成的先世史辑入《魏书》。通过这样的编辑，全面地总结了十六国北朝时代民族融合的巨大成就；通过这样的总结，将黄帝从华夏祖先推广成为北朝各族共同祖先。

五、结论

黄帝的形象，在脱离传说境界以后是向神仙偶像与历史人物两个方向发展的，而黄帝神仙偶像的出现远早于黄帝历史人物的形成。司马迁编撰《史记》建立起中国历史的系统，并以黄帝为该书首篇本纪第一人，从而划清历史人物与传说人物的界限。司马迁采集众多与黄帝相关的文献和传说资料，努力排除方士对黄帝的神仙化宣扬，使黄帝凝炼成介于虚实之间的人物，尊崇为封建帝王的理想样板，供奉为华夏的始祖，这才将黄帝的历史形象塑造成型。

然而，司马迁的作法引起诸多学者的质疑乃至否定，而且愈往后世批判者愈多。司马迁笔下的黄帝是否符合历史真实，他以黄帝为《史记》第一人的做法是否妥当，或许还将争论下去。不过应该看到，司马迁塑造的黄帝形象，虽然与上古黄帝的真相不尽相合，却符合汉武帝时代的现实需要。

从高祖创业到武帝集大成，西汉王朝在政治上经历了建立政权、巩固政权和建设政权三大发展阶段。在军事上，北定匈奴，南安诸越，构筑成庞大的封建帝国；在意识形态方面，则罢黜百家，确定了独尊儒术的思想体系。面对如此恢弘的形势，迫切需要总结历史的经验与教训，以利于巩固刘氏家天下的专制统治局面，以利于发展汉族为主体的大一统宏图。与汉武帝同处一个时代的司马迁，将黄帝加以世俗化、个体化、楷模化和祖宗化的塑造，为专制集权的封建制度树立起膜拜的象征，为华夏各族擎起集合的旗帜，在客观上顺应了历史的发展。

汉武帝之后，刘氏两汉王朝维持二百余年。东汉末年，在黄巾起义及军阀混战的轰击下，以汉族为主体的封建中央集权统治大堤崩溃了。此后，华夏大地经历了分裂割据的魏晋南北朝时期。动荡不安的局面和连绵不断的战争，如同汹涌澎湃的波涛，刷洗了作为华夏文明发祥之地的中原大地，标志华夏传统的黄帝历史形象似乎可以摈弃了。然而实际并非如此，物质文明虽遭破坏，精神文明却依旧长存。

动乱与战争引起频繁的民族迁徙，成为魏晋南北朝时期重要的社会特征。大量华夏民众从中原奔向周边，华夏传统文化也随而播撒到偏僻的辽西、漠南、雁北、河西、西蜀、江南等地。与华夏民众迁徙的方向相反，匈奴以及胡、羯、鲜卑、氐、羌、乌桓等部族不断涌向中原，在洛阳与长安之间散布，并带来异彩纷呈的文化。民族迁徙难免引发纷争，但也加深了民族交往，加速了文化交流。经过十六国割据与北魏统治，民族迁徙运动逐渐停滞，民族融合成为社会发展主流。于是，从中原播撒到周边的华夏传统文化，经过一番曲折途径之后陆续从各地汇拢起来，在北魏都城洛阳撞击到一起，形成为民族文化融汇的高潮。不过应当认识到，这场文化融汇的主体虽然是华夏文化，但此时的华夏文化已不同于秦汉传统的华夏文化。这是因为，当年播撒到周边地区的华夏文化，都已不同程度地吸收了所在地区的各部族的文化，含有浓郁的异族成分。由于种种文化熔于一炉，传统的华夏文明升华了，不但内容丰富，而且精神清新。所以，经过升华的文明，虽然依旧以华夏传统为主干，但是能够被北朝各部族普遍接受。于是，文化的融汇反过来又推动民族的融合，而此时的民族融合，不仅是广泛的，而且是深层次的。[88]

这样的历史动向被北魏孝文帝敏锐地感悟到了，他适时发动姓氏改革运动，通过姓氏的全面汉化达到令北朝各族承认同宗共祖的目的。其效果，恰如顾颉刚形象地比喻的那样：

我们的古史里藏着许多偶像，而帝系所代表的是种族的偶像……但各民族间的种族观念是向来极深的，只有黄河下流的民族唤作华夏，其余的都唤作蛮夷。疆域的统一虽可使用武力，而消弭民族间的恶感，使其能安居于一国之中，则武力便无所施其技。于是有几个聪明人起来，把祖先和神灵的“横的系统”改成了“纵的系统”，把甲国的祖算作了乙国的祖的父亲，又把丙国的神算作了甲国的祖的父亲。他们起来喊道：“咱们都是黄帝的子孙，分散得远了，所以情谊疏了，风俗也不同了。如今又合为一国，咱们应当化除畛域的成见！”这是谎话，却很可以匡济时艰，使各民族间发生了同气连枝的信仰……借了这种帝王系统的谎话来收拾人心，号召统一，确是一种极有力的政治作用。[89]

孝文帝正是顾颉刚所说的“聪明人”，他为了使各民族间发生“同气连枝的信仰”而进行姓氏改革；他的姓氏改革能够成功，就是因为高擎黄帝这面旗帜。

孝文帝之前的慕容魔、苻洪、姚弋仲等是“聪明人”，孝文帝之后的魏收也是“聪明人”。魏收纵观北朝巨大民族融合潮流，总结孝文帝姓氏改革成就，将以北魏与东魏为主要内容的《魏书》撰写成为拓跋氏的通史。他创立《官氏志》的“姓氏志”，以梳理诸部落的汉化姓氏，又在《序纪》之中将黄帝尊为拓跋初祖的祖先。魏收的做法显然过于大胆，作为北朝各族共同祖先的黄帝，与上古黄帝的真相存在很大差别，也远不同于司马迁笔下的历史形象。然而，黄帝的历史形象，在灌注蛮族的新鲜血液之后，被推广成为北朝各族共同祖先的形象，客观上顺应了新的历史发展形势。

司马迁撰写《史记》，将黄帝的形象塑造成型；魏收撰写《魏书》，将黄帝的形象弘扬推广：这正是两位史家的历史贡献。不过，当黄帝被推广成为北朝各族共同祖先的形象以后，就跳出了历史形象的框架，而被放大成为人文初祖的形象。至此，历史学家的历史使命基本完成，他们将黄帝的人文初祖形象交给了社会。此后，黄帝的形象又被多次弘扬，每次弘扬都与当时社会的形势密切关联，也都在客观上顺应着更新的历史发展形势。

魏收之后，弘扬黄帝的方式并不仅限于撰述正史了。孙隆基谈到的“奉黄帝为华夏畛域之奠立者”的王夫之和“将黄帝转化为民族始祖”的“清季的汉民族主义分子”，也都是顾颉刚所说的“聪明人”，他们的历史贡献同样不容忽视。正是由于众多“聪明人”的长期努力，黄帝的人文初祖形象从原属北朝统治的黄河流域推广到大江南北、长城内外，在宽广的中华大地播撒开来，并且普遍地深人人心。所以，进人近现代的中华民族，依旧需要黄帝这面旗帜。如所周知，为了推翻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同盟会高擎起象征民族复兴的黄帝旗帜；为了中华民族的生存，国共两党都曾以祭奠黄陵的方式倡导万众一心的团结，以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强寇。

经过史家精心塑造和社会长期弘扬，黄帝已经成为海内外公认的中华民族人文初祖，成为广泛团结世界华人的旗帜。如今的黄帝形象更加远离上古时代，但是依旧适应中华民族发展的需要：这就是历史的辩证法则。

注释：

[1] 《顾颉刚读书笔记》卷1《纂史随笔三》“黄帝故事的演变次序”条，《顾颉刚全集》，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431页

[2] 《顾颉刚读书笔记》卷16《史林杂识初编》“黄帝”条，《顾颉刚全集》，第407—408页。

[3] 《史记》卷1《五帝本纪》，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46页。

[4]陆懋德：《史学方法大纲》第3编第3章，《民国丛书》第61册，上海：上海书店，1989年影印本，第55页。

[5]陆懋德：《评顾颉刚（古史辨）》，顾颉刚编：《古史辨》第2册，《民国丛书》第65册，上海：上海书店，1989年影印本，第384页。

[6]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分论一第2章，《饮冰室合集》第12册《专集》之99，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49—50页。

[7]顾颉刚：《战国秦汉间人的造伪与辨伪》，吕思勉、童书业编：《古史辨》第7册（上编），《民国丛书》第70册，上海：上海书店，1989年影印本，第47页。

[8]顾颉刚：《战国秦汉间人的造伪与辨伪》，吕思勉、童书业编：《古史辨》第7册（上编），《民国丛书》第70册，第47—48页。

[9] 《史记》卷13《三代世表》，第487页。

[10] 《顾颉刚读书笔记》卷2《泣籲循轨室笔记五》“《史记》、《汉书》取舍之异”条，《顾颉刚全集》，第255页。

[11] 《史记》卷130《太史公自序》，第3320页。

[12]孙隆基：《清季民族主义与黄帝崇拜之发明》，《历史研究》2000年第3期。

[13]黄震：《黄氏日钞》（七）卷46《读史》之一“史记·五帝纪”条，钟肇鹏选编：《（宋明）读书记四种》第16册，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影印本，第1—2页。

[14] 《史记》卷1《五帝本纪》，第1—12、14页。

[15] 《十三经注疏》（清嘉庆刊本）第一册之二《尚书正义》卷2《虞书》之《尧典》、《舜典》，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影印本，第247—263、264—281页。

[16]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卷5《史一》，《续修四库全书》第1125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影印本，第549页下栏—550页上栏。

[17] 《史记》卷1《五帝本纪》，第15、20—22、38页。

[18] 《大戴礼记》卷7《五帝德》，《四库全书精华》经部第4册，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0年影印本，第283页下栏。

[19] “神灵”在梁启超的引文中作“神明”。

[20] 《史记》卷1《五帝本纪》，第3—6页。

[21]王仲孚：《黄帝制器传说试释》，《台湾师范大学历史学报》1976年第4期。

[22]林立仁：《论〈史记·五帝本纪〉首黄帝之意义》，《人文社会学报》总第5期，2009年3月。

[23] 《礼记正义》卷46《祭法篇》，《十三经注疏》第3册，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影印本，第3445页上栏。

[24]夏曾佑：《中国古代史》第1篇第1章，北京：三联书店，1955年，第20页。

[25]范文澜：《中国通史》第1册第1编第1章第3节，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3—19页。

[26]翦伯赞主编：《中国史纲要》第1册第1章第3节，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9—10页。

[27]郭沫若主编：《中国通史》第1册第1编第3章第3节，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18页。

[28] 《史记》卷1《五帝本纪》，第9页。

[29] 《大戴礼记》卷7《五帝德》，《四库全书精华》经部第4册，第283页下栏 284页上栏。

[30]李邺嗣：《杲堂文钞》卷4《五帝本纪论》，《丛书集成续编》第124册，上海：上海书店，1994年影印本，第141页下栏。

[31]薛士学：《书小司马补三皇纪后》，陈继聪等编：《蛟川先正文存》卷14，中山大学图书馆藏光绪八年（1882）刊本，第33页。

[32] 《史记》卷28《封禅书》，第1355页。

[33]张强：《司马迁学术思想探源》第六章第三之（二），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460页。

[34] 《史记》卷28《封禅书》，第1404页。

[35]李邺嗣：《果堂文钞》卷4《五帝本纪论》，《丛书集成续编》第124册，第141页下栏—142页上栏。

[36] 《史记》卷28《封禅书》，第13931394页。

[37] 《史记》卷28《封禅书》，第1394页。

[38] 《顾颉刚读书笔记》卷7《缓斋杂记一》“汉武帝被捧成活黄帝”条，《顾颉刚全集》，第142—143页。

[39] 《顾颉刚读书笔记》卷7《缓斋杂记一》“《封禅书》讫于天汉三年”条，《顾颉刚全集》，第143页。

[40]李景星：《四史评议·史记评议》之《封禅书第六》，长沙：岳麓书社，1986年，第32页。

[41]李景星：《四史评议·史记评议》之《封禅书第六》，第32—33页。

[42] 《史记》卷28《封禅书》，第1364—1395页。

[43]崔述：《补上古考信录》卷上，《丛书集成A新编》第5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5年，第726页下栏—726页上栏。

[44] 《史记》卷28《封禅书》，第1403—1404页。

[45] 《史记》卷28《封禅书》，第1388—1389页。

[46] 《顾颉刚读书笔记》卷3《旅杭杂记二》“汉武有一事，黄帝即多一事”条，《顾颉刚全集》，第622页。

[47] 《顾颉刚读书笔记》卷3《忍小斋笔记》“西汉中叶所创古史不占势力”条，《顾颉刚全集》，第13页。

[48] 《顾颉刚读书笔记》卷3《忍小斋笔记》“黄帝之变化”条，《顾颉刚全集》，第13页。

[49] 《史记》卷130《太史公自序》，第3301页。

[50] 《顾颉刚读书笔记》卷2《东山笔乘（一）》“帝系表和（帝系）所无”条，《顾颉刚全集》，第360页。

[51] 《史记》卷130《太史公自序》“作《五帝本纪》第一”条司马贞《索隐》引应劭云，第3301页。

[52] 《史记》卷2《夏本纪》、卷3《殷本纪》、卷4《周本纪》，第49、91、111页。

[53] 《史记》卷40《楚世家》、卷36《陈杞世家》、卷36《陈杞世家》、卷38《宋微子世家》、卷31《吴太伯世家》、卷33《鲁周公世家》、卷35《管蔡世家》、卷37《卫康叔世家》、卷39《晋世家》、卷42《郑世家》，第1689、1575、1583、1607、1445、1515、1563、1589、1635、1757页。

[54] 《史记》卷34《燕召世家》、卷44《魏世家》、卷45《韩世家》，第1549、1835、1865页。

[55] 《史记》卷5《秦本纪》，第173页。

[56] 《史记》卷43《赵世家》，第1779页。

[57] 《史记》卷41《越王勾践世家》，第1739页。

[58] 《史记》卷110《匈奴列传》，第2879页。

[59] 《史记》卷110《匈奴列传》，第2880页。

[60] 《史记》卷46《田敬仲完世家》，第1880页。

[61] 《史记》卷114《东越列传》，第2979页。

[62] 《史记》卷1《五帝本纪》“黄帝二十五子，其得姓者十四人”条司马贞《索隐》，第9页。

[63] 《史记》卷32《齐太公世家》“东海上人”条司马贞《索隐》引谯周曰，第1477页。

[64] 《汉书》卷1下《高帝纪下》“赞曰”，第81—82页。

[65] 《汉书》卷20《古今人表》，第863、866、86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