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达、陈亮：世界历史进程的演进与中国对外开放的世界意义

“党的百年奋斗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党领导人民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

回望历史，中国式现代化内生于世界历史，并日渐深刻地影响着世界历史进程的演进。面对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以及逆全球化思潮抬头和单边主义、保护主义的明显上升，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中国特色的对外开放之路正准备经受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如何在立足本国实际与民族特色的基础上，把握世界历史进程的演进逻辑，如何在坚持独立自主与大胆吸收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特别是资本主义有益成果之间保持必要的定力与张力，如何在引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向现代化的世界历史中心挺进的进程中行稳致远，正是当下世界历史进程演进中探索如何注入中国智慧的重大课题。本文在马克思 “世界历史”观的基础上，透视全球化进程的现实起源、发展轨迹与未来趋势，揭示中国独立自主的对外开放进程推动中国式现代化探索与融入世界历史 进程的当代意义。

一、马克思的 “世界历史”的理论阐释

由民族国家历史汇聚成为世界历史，有其形成、发展的历史必然性。“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来说的生成过程。”人们从事生产劳动或其他社会活动，不能单个人孤立地进行，而是互相依赖、互相合作，结成一定的社会关系才能进行。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对黑格尔的世界历史思想进行了唯物主义的改造，提出世界历史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而非“自我意识”的历史，其驱动力在于生产力基础上的社会分工和各民族的相互交往，由此第一次系统地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历史进程观。“各民族之间的相互关系取决于每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分工和内部交往的发展程度……而且这个民族本身的整个内部结构也取决于自己的生产以及自己内部和外部的交往的发展程度。”  “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 。

从“世界历史”的动因来看，资本主义“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推动了世界历史的进程。“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开发，到处建立联系”。在这个过程中，资本成为推动全球化发展的直接动力，一切民族都被卷入世界交往的大潮之中，人类社会从此走向整体，走向普遍性和世界性。

从“世界历史”发展演进的进程看，在“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之前，社会经济发展主要取决于自然条件，人们只是在一定界限内闭关自守地满足于现有需要和重复旧生活方式，自然分工向社会分工的转变，它使地域性的生产向世界性的生产转变，使地域性的交往发展为世界性的交往，由此历史实现了向世界历史的转变的可能；历史转向“世界历史”之后，自然经济条件下对劳动者束缚被解除了，但是却形成了资本对劳动者的束缚。“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

二、 世界历史形成的历史轨迹 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演进

世界历史的形成与重商主义的产生发展及其欧洲列强的海外殖民扩张密不可分，与“历史转向世界历史”的欧洲社会的转型密切相关。15世纪末地理大发现，直接导致了新的市场不断被开发，落后国家和民族开始在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等的殖民扩张与掠夺争霸中被卷入世界经济体系。

（一）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早期形成与发展

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以来，资本主义的海外拓展还是呈现出了与以往历史不同的特征。从生产力维度看，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生产力水平得到明显提高，为世界历史的形成与发展奠定了物质技术基础和根本动力。资本主义的海外拓展过程无论通过哪种手段（经济的或军事的手段），都必然将社会分工格局向外延伸，形成了宗主国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之间“中心—外围”的垂直分工格局，单边经济一体化形式成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国际化过程中的主要形式。

从国际分工维度看，在资本主义海外扩张的过程中，生产、消费和流通过程的社会分工与交往方式越来越国际化。生产的国际化反映在资本主义民族国家的再生产过程向海外的延伸，原料供应和产品销售完全突破了地域性，机器生产摧毁了落后国家古老的民族手工业，使这些国家变成了宗主国的原料和商品销售地。商品输出带动资本输出，生产方式日益社会化、国际化。

从世界历史进程的整体演进看，资本主义海外拓展的历史局限性，在很大程度上还束缚了世界统一市场和真正意义的世界经济的形成。

因殖民地争夺导致的战争对生产力的发展产生了极大的冲击和破坏，这种破坏不仅是对落后的、外围的国家，同时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冲击也是非常之大，两次世界大战给资本主义经济在国内和国际两个层面都造成了严重的创伤。

与此同时，帝国主义的殖民战争也为无产阶级革命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列宁关于在帝国主义最薄弱的环节取得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理论，即“一国胜利论”。在“历史转向世界历史”的过程中，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为“历史转向世界历史”注入了新的推动力量。

（二）战后国际经济秩序的建立与经济全球化的新挑战

两次世界大战之后的世界政治经济格局，既形成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打破西方发达国家统治世界的格局，也因东西方两大集团意识形态的差异而导致对峙局面，以及战后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因走上了民族独立而使得帝国主义的殖民体系开始彻底瓦解，从而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中影响着世界历史进程。

由资本逻辑驱动的生产与贸易的国际化，将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纳入世界经济体系，也使发展中国家以独立的国家身份参与了国际分工和世界贸易，从而形成在世界体系中不再是通过宗主国的殖民体系参与国际交往活动。大量的发展中国家参与到世界经济体系中，不仅扩大了国际贸易和全球经济的规模，也使世界经济呈现出文化、传统、发展程度和制度的多元性，西方资本主义的工业化道路已不再是人类进入“世界历史”的唯一可行的道路。

资本逻辑驱动下的世界统一市场形成，其所带来的全球化红利日渐表现出越来越集中于全球金融资本的倾向，其结果是全球化红利在国别之间、在国内不同职能形态的资本之间，以及不同的利益集团之间产生不平等的分配结果，这种结果成为当下全球出现全球化逆转的最为根本的原因。

三、中国特色对外开放实践探索的 历史进程

自1840年的鸦片战争之后，中国被卷入世界历史进程的边缘体系，洋务运动、维新变法、清帝逊位、建立民国等等，中国的无数仁人志士在现代化进程中的世界历史边缘孜孜以求地不断探索，成为“世界历史”变化发展的一个重要部分。

（一）中国在世界历史进程中的边缘探索历程

近代中国经历鸦片战争之后，“中国以农业国而受此帝国主义的逼迫，早已滚入世界资本主义的漩涡中，成了世界经济里的一个齿轮”。

“十月革命”为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这也是“世界历史”转变所映照出的中国社会内生变革的开端，具有中国特色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为“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注入了新的元素和动力。

随着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发展到垄断阶段，帝国主义国家之间出现了发展的不平衡。在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出现后，列宁很快意识到，在帝国主义最薄弱的环节取得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国家，通常生产力发展是落后的，因此，为了迅速缩小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差距，新生的苏维埃政府必须采取开放的经济政策，向西方国家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列宁指出：“由于发展速度和基础与西欧不同，我们的俄罗斯社会主义苏维埃共和国暂时还是处在帝国主义强盗势力的波涛汹涌的大海中的一个孤岛”。社会主义的“孤岛”一方面尚处于生产力落后的一方，另一方面，社会主义国家的对外开放中的确存在着被资本主义“大海”吞噬的“安全”隐患。因此，社会主义“孤岛”能否在资本主义的“大海”中繁荣发展，这成为在国际共运的实践中需要探索的问题。

由于社会生产力的日益发展，必然要求进行更大规模的社会分工协作与交换，开放成为生产力发展内在规律的客观要求，社会主义经济本质上必然具有开放经济的特征，而开放的具体进程则取决于世界经济的发展状况与环境。

（二）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对外开放的积极探索

新中国建立开启了一个全新的时代，世界开始重新认识站起来的中国人民，同时，中国也需要以开放的姿态走向世界。

1949年3月，毛泽东同志就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明确指出，在革命取得全国胜利后，“关于同外国人做生意，那是没有问题的，有生意就得做，并且现在已经开始做……我们必须尽可能地首先同社会主义国家和人民民主国家做生意，同时也要同资本主义国家做生意。”新中国成立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对中国实行了长期的贸易禁运，但中国并没有放弃对外开放的积极探索。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依旧强调：“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但是，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用。”

20世纪50年代后期，中国强调“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破除迷信，独立自主地干工业、干农业、干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这就是我们的路线”。中国的对外政策的这一调整，从时间顺序来看，它早于中苏在意识形态上的分裂，因此，我们更应该强调这次政策调整是一次根据中国未来发展需要的主动调整，使我们避免了对前“苏联模式”的路径依赖，走上了一条与东欧国家不同、符合中国国情、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

（三）中美《上海公报》的经济意义

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并签署了中美《上海公报》，这是对世界格局产生重大影响的事件。尼克松曾明确地表达：“在我们讨论我们的分歧时，我们双方都不会在自己的原则上妥协，虽然我们不能弥补我们之间的鸿沟，但我们却能够设法搭建一座桥，以便我们能够越过它进行会谈”。中美之间的交往是以制度差异的存在为前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