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的冬天对南京市民来说格外地寒冷，同年8月至11月中日之间血战上海，日军在成功攻陷上海后随即向国民政府首都南京大规模推进，12月13日南京陷落。日军在南京城内进行了一场旷日持久地残暴屠杀，手段之非人，世所罕见。数月间南京城内尸横遍野，随处可见。成千上万的年轻人被集中起来驱赶到城外，日军对他们进行了有计划的肉体消灭，或遭机关枪扫射，或被当做练习刺刀的活靶。罗伯特.莱基在《摆脱邪恶：“二战”传奇》中说：“与松井石根领导下的日本士兵相比，希特勒领导下的纳粹所做的任何令其胜利蒙羞的丑行都相形见绌。”
仅引述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估算，从1937年年底到1938年年初，南京有超过26万名非战斗人员死于日军屠刀之下。而现在普遍被大众所接受的数字是超过35万人。中国是人口大国，兴许很多人对这个数字没什么具体概念。举个更易理解一点的例子，据估算，如果所有南京大屠杀罹难者手牵手站在一起，总距离长达200英里左右，可从南京一直绵延到杭州，他们的尸体则可以装满2500节火车车厢而绰绰有余。
1937年8月13日爆发的淞沪战役，是整个中日战争中规模最大、最激烈的一场战役。这场战役持续了3个月，全国上下奋力抗敌，中国军队伤亡近20万人，是日军伤亡数量的四倍。尽管全军用命，无奈实力悬殊。8月28日蒋介石在日记中写到：
“近日战局，渐转劣势，人心乃动摇矣。”
1937年11月下旬，日军兵分三路开始向南京进发。南京正好位于长江拐角之处的南侧，城西、北两面均被长江封锁，日军只需利用长江天然屏障，从东南方向对南京城进行合围，即可切断中国军队撤退的后路。
12月12日日军已经从三个方向突破防线攻入南京城，南京守将唐生智在自己的宅邸召开高级军官会议，他问大家：“你们还有信心守住防线吗?”整个房间里鸦雀无声。随后唐生智讨论了撤退计划。
当日军从淞沪战场向南京挺进的时候，台湾作家龙应台的父亲龙槐生，就是驻守在第一线，南京雨花台的宪兵团中的一员。
龙应台
接到命令的士兵开始撤退，但有的军官并没有对自己的部队下达撤退命令，当这些士兵看到其他士兵撤退时还以为他们临阵脱逃。龙应台的父亲龙槐生曾回忆说：
“退到挹江门，城门竟然是关的，宋希濂的部队在城墙上架起机关枪，不让我们出城，因为混乱到一个地步，守城门的部队竟然没得到通知说要撤退！我拚死爬过挹江门，逃到长江边，没有船可以乘，日军的炮声已经很近，结果几万人堵在河滩上。在几乎要绝望的时候，我突生一计，就和几个离散的士兵扛起两根大木头，放在水里，然后用手做桨，慢慢、慢慢往对岸浦口划过去。”
在此前的11月22日南京政府发布了《迁都重庆宣言》，政府机构陆续撤出南京。此前的淞沪会战中法国神父饶家驹在上海设立了中立区，收容了近45万在日军侵略下流离失所的中国难民。在日军将战火引向南京的同时，南京城内的一些中外人士决心效仿饶家驹神父的经验，在南京城内为来不及逃跑或没有能力逃跑的平民提供一个庇护所。
金陵大学董事会董事长杭立武先生，邀集留守南京的美、英、德等国的二十几位人士组成南京国际安全区委员会。安全区占地约3.86平方公里，设立25个难民收容所。意大利和美国大使馆、金陵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鼓楼医院等机构都囊括其中。
南京陷落后，难民营很快人满为患，先后有数十万人涌入，远远超出了安全区委员会成立时的预想。他们不得不想尽一切办法为难民们提供最为基本的生活保障。
约翰.拉贝
而我想要介绍的这位约翰.拉贝先生非常特殊，他是德国人，而且还是纳粹党员。然而正是考虑到这一层身份，他被推举为国际安全区委员会主席。作为日本盟国的公民并且还是纳粹党在南京的领袖，这使得拉贝先生能更有效地开展救援工作。他俨然就是中国版的“辛德勒”。
1908年拉贝先生做为西门子公司的职员被派驻到北京工作，1931年他又被西门子公司调派到南京办事处。几年之后拉贝成为纳粹主义的簇拥者，在那时的拉贝的眼中纳粹党是一个社会主义组织。
他曾说：“作为党的一名组织成员，我不仅相信我们的政治制度是正确的，并且百分百地支持这一制度。”这当然是拉贝对纳粹主义一厢情愿的误解。
在日军兵临城下之前，很多拉贝的德国同胞都已经逃离了南京，他们自然也劝告拉贝离开，就连日本大使馆的官员也曾强烈建议他离开。拉贝说：“我已经在中国生活了30多年，我的儿孙都在这里出生，我在这里生活幸福，事业成功。中国人一直对我很好，即使在战争期间也一样。如果我在日本生活了30年，而日本人民同样对我很好的话，在危急时刻我也不会离开日本人民。”
当然拉贝之所以没有离开南京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认为自己作为西门子公司的机械师，有责任保障其中国员工的安全。后来拉贝在日记中写道，“现在我知道了，如果我当时将他们弃之不顾，他们全都会被杀掉或者受到严重伤害。”
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部分成员（左三为拉贝）
1937年11月25日，在安全区筹备工作初期，拉贝给希特勒发去了一份电报，希望能够获得元首的帮助。“从中调度，促使日本政府批准为南京非战斗人员设立中立区”。同时他又给自己的朋友克里拜尔将军发了一封电报：“诚挚地恳请您支持我向元首提出的请求……否则，将不可避免地发生一场恐怖的大屠杀……”
南京陷落后的第二天早上，拉贝到城里四处检查南京的受损情况，他看到大街上到处都是中国人的尸体。在后期，面对局势的日渐恶化和目睹日军的残酷暴行的压力下，拉贝的情绪非常低落。他在1937年12月24日的日记中写到：“我目前深陷其中的可怕灾难使得我们想起了童年的信仰。只有上帝才能在烧杀淫掠，为所欲为的匪帮面前保护我，委员会的所有抗议都是徒劳的，人们答应要纠正，但是到今天为止我们一点也没有感觉到。”
约翰.拉贝在写给希特勒的报告中说：“日军有手枪和刺刀，而我只有党的标志和臂章。”虽然对安全区委员会的工作感到力不从心，但拉贝并没有丢下不管。他依旧在尽自己所能去阻止日军的暴行。1938年1月1日，一位母亲跪在拉贝面前，请求拉贝救救她那可怜的女儿。她带着拉贝来到事发现场，一进屋就看见一个日本士兵赤身裸体压在一名女孩身上。拉贝愤怒地用任何日本士兵能听懂的语言对他说：“新年快乐！”日本士兵拿起裤子，逃离了现场。
1938 年1 月底，拉贝接到西门子总部的命令，必须离开南京回国。2月21日，在南京国际安全区委员会总部，人们为拉贝举行了隆重的送别会。三天后，拉贝离开南京，取道上海回国。在离开南京时拉贝还带着日军南京暴行的文件资料，他决心回国后将日军的所作所为公之于众。
1938年4月15日，拉贝一家回到了德国，中国政府还授予了他一枚红白蓝三色绶带的钻石勋章。回到德国后，拉贝在柏林各地演讲并反映揭露日军南京大屠杀的影片。但不久后他就在家中被两名盖世太保逮捕。在保证不会再公开谈论日本在南京的事情后，拉贝才被释放。
战争结束之后，由于他的纳粹身份，拉贝遭受了一连串的指控。西门子公司无法为其提供岗位，拉贝全家的生活陷入了无比的困境，他不得不将自己心爱的中国艺术品一件件卖给美军。
他一直在申请去纳粹化。最终的判决结果使他洗脱了纳粹的罪名，并肯定了他在南京建立国际安全区的工作。
1948年，拉贝生活上陷入困境的消息传到了中国，南京市政府决定向市民发起募捐，这引起了强烈地反响。几天之内南京大屠杀的幸存者们就为拉贝募集了2000美元。南京市民每月都会为拉贝寄去一包食物，直到国共内战，解放军接管南京。这对于拉贝的家人来说，无异于雪中送炭。
1950年，拉贝因中风逝世。
参考文献：
张纯如：《南京大屠杀》（中信出版社）
约翰.拉贝：《拉贝日记》（江苏人民出版社）
龙应台：《大江大海1949》（天下杂志出版）
罗伯特.莱基：《摆脱邪恶：“二战”传奇》
杨天石：《蒋介石与1937年的淞沪、南京之战》
《100位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口述证言》（人民网）
《拉贝的1937年：刺刀边缘的“活菩萨”》（中国新闻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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