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家康德在《实践理性批判》《道德形而上学》等著作中提出了一个观点：“知晓”是构成道德义务的必要条件之一。
所以我把“油罐车事件”和“赋红码书记”这两件事情联系到一起谈，因为这两件事情共同涉及到了“知晓的道德义务”——需要注意的是，这里的表述不是“权利”，不是说人民有要求信息公开的“权利”，而是上升到伦理价值视角下“道德义务”的层面：我们若想实践自身的道德性，就必须有义务去“知晓”。
“油罐车事件”是在七月初曝光的，很快就淹没在了特朗普遇刺、巴黎奥运会、高校性侵案、《黑神话：悟空》等一系列新热点之中。我在微博上屡次提醒大家，就是深知网友“
8
秒钟记忆”的本质特征——热搜、推荐算法、管控，简直太容易操纵舆论了。
我每次微博提油罐车，总有人喷我，说我带节奏；还有人说我作为一名“爱国博主”，为什么就不能在调查阶段耐心等一等，为什么不能“相信国家”？
我当然相信国家，我屡次提醒大家“不要忘”“不能忘”，首先是在号召大家尽我们的“知晓义务”，而不是被热搜和算法牵着鼻子走，做“记忆只有
8
秒的金鱼”；其次就是要保持在舆论场发声，因为舆论就是改变世界的第一步。
对于这次油罐车事件的调查结果，同样不能因为有了这个结果就戛然而止了，就不尽我们的“知晓义务”了，就放弃推动社会进步了。
事件最终定论，我没有什么好说的。但我呼吁：恢复、公开、更新、全面建设大车轨迹查询功能，发挥群众监督的效能。其实当初这一功能就不应该下线，因为这是让人民尽“知晓义务”的道德实践一部分。
或者更简单的理解：政府信息透明公开与公民履行“知晓义务”是一体两面的，“知晓义务”的根源并不在于个人的主观能动性，而在于公权机关的职责，要实现公民尽义务的条件。
同理，关于重大过失官员的复出、履新甚至升职，也必须经过群众监督，也必须经过“知晓义务”。以这次赋红码官员复出为例，我们来看新闻报道：
曾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因擅自决定对部分村镇银行储户来郑
“
赋红码
”
，于
2022
年
6
月
22
日被给予党内严重警告、政务降级处分的时任共青团郑州市委书记张琳琳，日前已改任郑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简称
“
郑州文旅局
”
）党组书记。
8
月
21
日，郑州文旅局办公室相关工作人员向新黄河记者确认上述消息属实，但关于张琳琳出任该职的具体时间
“
不清楚
”
。另据纵览新闻报道，郑州文旅局一名工作人员接受采访时表示，
“
印象中张琳琳书记是
3
月上任的
”
。
3
月份上任，但是直到
8
月份有媒体报道才被“知晓”，这就是阻碍了公民尽到自身的“知晓义务”。我在官网查了查郑州文旅局政务公开的内容，上一次关于人事任免的公开信息还是
2022
年，直到媒体报道，群众才知晓了小半年前“赋红码书记”已经在新的领导岗位上发光发热了。
关于
“重大过失官员”的复出是一个一直以来的热点话题。我是石家庄人，我们石家庄也有一个被
关注的典型案例——三鹿奶粉事件相关责任官员的复出；同样，我们隔壁山西省，因为当年煤矿安全事件频发，也有相关责任领导被撤职后复出的典型案例。
2016
年
7
月，《人民论坛》杂志在分析这一问题中指出：“大多数领导干部久经党和国家培养，素质较高，综合能力较强，偶尔因工作失误被问责在所难免，如不给改过自新、戴罪立功的机会，既是对人力资源的浪费，又不符合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所以官员被问责并不意味着从此永不再任用，而应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针对其承担责任的类型、工作能力、政治思想素质等多方面情况综合考虑被问责官员是否可以复出。”
当然，我也认同这一点，但是复出的标准和规范怎样确定，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
比如“赋红码事件”，往小了说直接击穿了健康码的公信力，往大了说对整个动态清零战略都是不可挽回的伤害；三鹿毒奶粉事件，受害者大多数都是未满周岁的婴儿，影响极其恶劣；山西矿难或者溃坝事件，死亡人数从几十人到上百人不等……
这些错误该如何衡量呢？那些是属于“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级别的错误，哪些错误是属于“贬为庶民、永不叙用”呢？
更进一步的，大家很容易联想，重大过失官员能够复出，那劣迹艺人呢？近几年封杀的劣迹艺人有范冰冰、吴亦凡、宋冬野、郑爽、张哲瀚、李易峰等等，他们有的因为极其恶劣的犯罪行为，有的因为偷税漏税，有的因为吸毒，有的因为卖淫嫖娼，有的因为代孕，有的是参观靖国神社……
总而言之是形形色色，跟“重大过失官员”所犯的错误一样多元化。那么对于这些艺人来说，是一刀切全部判处“无期徒刑”，还是对于有些错误较轻可以几年“有期徒刑”，到期复出？
当然，我这不是在为劣迹艺人开脱，老读者都知道，我对流量明星是极其不友好的，我坚定支持一刀切封杀所有劣迹艺人，任何劣迹艺人想要复出我都要发文怒斥——
但是我的观点是不能双标。有人说官员和大众艺人、流量明星不一样，我觉得也是，作为无产阶级先锋队，我们更应该高标准、严要求，对于先锋队的道德标准，怎能与资本豢养的鸡犬相提并论？
所以我提一个比较合理的建议：无论是劣迹艺人的复出，还是重大过失的官员的复出，都交给人民去评判。当然有些人可能说，网络上“境外势力”太多了，不能作为舆论参考。我觉得我可以修正一下我的建议：直接搞全民民主确实有点激进了，那交给各级人大来判断如何？
无论如何，至少要有一个明晰的规则，卖淫嫖娼跟偷税漏税不一样，赋红码跟矿难也不一样——交给各级人大，一来至少能有一个程序正义的流程，二来这就能让重大过失官员复出透明化，不至于人家已经履新了，群众半年之后才发现。这至少能让人民尽到道德实践层面“知晓的义务”。
为了更好地理解“知晓”是一种道德义务，我举三个例子：
第一个例子，是我在《
我们应怎样纪念“如春风一般的女法官”？
》这篇文章中分析过的王佳佳法官遇害事件。有传闻说什么“被告主张12000，法官判决9000”——但这查不到任何权威的、官方的消息，只是网友对着一些半真半假的主观臆断互杀。
于是主要矛盾就发生了变化：为什么没有相关信息披露呢？油罐车事件调差周期这么长我尚且可以理解，可能确实要查很多东西吧。但王佳佳法官判老汉的交通案，已经属于定谳了，按照我国法律规定，案件判决书除了涉及未成年人隐私、国家机密等不可抗力，都是应当公示的，这也是对全体人民的普法教育课。
没有权威的消息，那舆论就沸反盈天；长时间没有权威的消息，那舆论就自然遗忘。这就是客观规律。
所以我本文换一个视角来说，不是从信息公开的职责来谈了，这个话题老生常谈说腻了，没啥可多说的了。而是从视角另一端“知晓”的道德义务、“记忆”的道德义务、“发声”的道德义务来谈。
第二个例子，是以色列对加沙的罪行。《人类简史》的作者尤瓦尔·赫拉利是一名以色列土生土长的犹太人，但是他比绝大多数犹太人都具有反思精神，也不信仰犹太教，他在书中这样反思：
目前整个社会系统构建的方式，让那些不喜欢费力了解事实真相的人得以维持幸福的无知状态，而想要努力了解事实真相的人则需要历经诸多艰难。如果全球经济体系就是不断地以我的名义、在我不知情的状况下偷走我的钱，我该如何应对？不管你是要以结果来判断行为是否正义(偷窃是错误的，因为这会让受害者痛苦)，还是觉得结果并不重要该从绝对责任(categorical duties)来判断(偷窃是错误的，因为上帝这样说)，都不会让情况有所不同。这里的问题，在于情况已经变得过于复杂，我们搞不清楚自己到底在做什么。
我们可以用“意图道德”( morality ofintentions)的概念来回避这个问题:重要的是我的意图，而不是我的实际行动及其结果。但在这个一切都紧密联系的世界中，最重要的道德义务其实就是人必须要“知道各种事”。
现代历史最严重的罪行，不仅源于仇恨和贪婪，还源于无知和冷漠。美丽迷人的英国淑女虽然从未去过非洲或加勒比海，但通过购买在伦敦证交所上市的股票和债券，就让大西洋的奴隶贸易获得了资金。接着，淑女在下午4点左右喝着下午茶，加入雪白的方糖让茶更为香甜，但这些方糖产自环境如地狱般的奴隶庄园，而她当然对此一无所知。
我来解释一下上面这两段话。绝对责任、意图道德包括本文所探讨的知晓义务，都是出自于康德关于伦理道德的讨论，是哲学意义上对于道德的规范。我们没有必要死扣这些定义，重点看这两句话：“整个社会系统构建的方式，让那些不喜欢费力了解事实真相的人得以维持幸福的无知状态，而想要努力了解事实真相的人则需要历经诸多艰难”
——这就是本文所探讨的话题，我们想要查询油罐车的轨迹、想要学习王佳佳法官的司法经验，想要关注重大过失官员的复出，都很难找到。所以社会的默认规则并不是让我们尽到道德义务，而是要“维持幸福的无知状态”。
第二句是“现代历史最严重的罪行，不仅源于仇恨和贪婪，还源于无知和冷漠”。作者就举了自己身边的例子：绝大多数以色列人，都不知道在加沙发生的人道主义惨剧，反而认为自己是恐怖主义的受害者。因为不知道，所以不能履行道德义务。
这一点我们可以举一反三，很多日本人压根就不知道、或者主动抗拒不想知道侵略战争的那一段历史，所以他们就不能履行反思军国主义的道德义务。
注意那一段话的开头“目前整个社会系统构建的方式……”，也就是说还是社会出了问题，我们要构建起人人都能履行道德义务的社会机制。书中这段话也很有启发：
当代世界大多数的不公正，并不是来自个人的偏见，而是来自大规模的结构性偏见，但我们这种狩猎采集者的大脑尚未进化出能够察觉构性偏见的能力。每个人至少是某些结构性偏见的共犯，而我们却没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去认清这些事实……
我经常犯的错误就是只看到全球精英阶层的观点，而忽略了各种弱势群体的想法。全球精英掌控了话语权，因此我们不可能错过他们的观点。但相较之下，弱势群体通常会遭到禁声，我们也就很容易遗忘他们。并非我们真的有恶意，而只是由于纯粹的无知。
康德的道德观是绝对的、先验的、普遍的，而赫拉利这段话则是为康德的道德观打了一个“阶级视角”的补丁，意思是精英比贫民会尽到更少的“道德义务”，因为贫民不能发声、不能“被看见”，精英们就无法履行、或者有意忽视他们知晓的“道德义务”。“大老爷心善，见不得穷人，所以轰走了方圆十里内的乞丐”，讽刺的就是精英虚伪的道德。
为了方便大家理解，我再举第三个例子，也是刚刚发生的：《黑神话：悟空》主创杨奇的争议言论。我在上篇文章里讲过，在没有得知杨奇的言论之前，我是在卖力宣传游戏：
然而得知了杨奇逆天言论之后，我的观点是这样的：
因为我不知道，所以我没有尽到道德义务，因为杨奇那张竖中指的照片发出来就被夹，所以依然有很多的人蒙在鼓里。
还有两种立场非常之典，一种就是双标，我不喜欢的流量明星倒查十年全面封杀，我喜欢的游戏装傻；另一种就是如下言论，这都是通过“拒绝知晓”而逃避自己的道德义务。
这种言论非常典中之典，就是通过自我麻痹去当阿Q、鸵鸟。同理就好像“我已经吃了这么多混装油了，你媒体这时候报道，不是恶心人么，还不如让我傻乎乎地吃下去呢”。
或者日本人和以色列人说“我生来就是日本/犹太人，让我知道我的民族犯下这么严重的罪行又有什么用呢，所以我还是装死好了！”
这就是我本文为什么要从“知晓义务”而不是“信息公开的职责”的角度来说这个问题，因为这个角度更能触及根本：这个世界的主要矛盾是“整个社会系统构建的方式”隐藏了太多罪恶，次要矛盾是有些人连直面问题的勇气都没有。
一旦提出相关问题，就有一群人脸冒青筋地问“你什么目的”，先不管你的问题是什么，先查查你的成分在质疑你提出问题的动机。
还有一群废物会发出沮丧的声音：“这又有什么用呢？”“知道了又改变不了现实，徒增很多痛苦”，这就是上文中所批判的，拒绝履行道德义务喜欢当鸵鸟的一群人。
这群人之中会细分出一个类别——他们的特点是会梗着脖子追问“解决办法呢”，他们不是真想要解决办法，而是假如当今没有一个解决办法，那么他们连关心问题的第一步都不愿意做，因为太痛苦了——“*&……&&%*#@￥又能怎样呢？”
他们丝毫认识不到自己就应该是社会进程中的主人翁之一，丝毫认识不到提出问题是解决问题的第一步，丝毫认识不到自己就应该是寻求一个“解决办法”的一份子，潜意识中盼望着“社会进步”就会从天上掉下来砸自己脸上，否则就要当一个把头埋进沙子里的鸵鸟逃避现实。
如果每个人不能全面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不能做一个独立的、批判性的、反思性的个体，不能把社会进步看成是自己责任之一，那他就活该被奴役、被剥削、被统治。这不是什么气话，而是一个血淋淋的客观现实。
关于方法论、“解决办法”层面的问题，我再继续深入谈一谈。在“知晓义务”之后，我们应该做的首要实践是：积极发声，在舆论场发出自己的声音、表达自己的立场。
不要说讨论和关注度没有用，虽然个体是微不足道的，但也有自己独特的价值——这个价值就是联合起来，对于社会共同问题积极发声，由聚合形成舆论，由舆论形成能量，而这一种能量是可以改变现实社会的。
举一个正面的例子，当年城管暴力执法，房地产暴力拆迁问题非常严重，但是随着民怨沸腾、舆论持续关注，城管问题和暴力拆迁问题基本解决，甚至还出现了矫枉过正——比如城管对于一些“刁民”过于宽容，用纳税人的钱无底线满足贪婪的拆迁户等等，都是陷入了按闹分配的困局。
我想说的是有关注是产生改变的必要但不充分条件，也就是说关注不一定改变，但是没有关注、没有讨论那是一定没有改变。除非你真相信这种童话：既得利益者在某一天忽然良心发现，在没有外力干预的前提下，自发自觉自愿地吐出自己嘴里的肉。
我想起来我上大学那时候天涯论坛有个“神贴”，大致讲的是小区供暖一直不佳，然后楼主就和小区里几个刺头天天“闹”，今天找物业、明天找供暖局、后天打市长热线……反正总而言之，“闹”了一两个月供暖问题终于解决了。这时候小区里一个傻逼在群里幽幽地说：看看，你们闹什么闹呢，这不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嘛。
积极发声，就是最简单的、最基础的改造世界的方式。你一旦发声，就对这个世界“做功”了，虽然这个“功率”是微不足道的，但是千千万万人一起“做功”，也决不能说没有改造世界的可能性。这两年来外网持续的一个热点话题是“不要停止讨论巴勒斯坦”，本质上说的也是一个道理。
当然，也必须承认，改造世界是困难的，几乎绝大多数对世界的“做功”都是看不到结果的。但即便如此，那些说丧气话的“XX有什么用呢”这群人也应该被骂——在直面问题的时候拖后腿、当缩头乌龟的是这群人，将来真要问题解决了，说“看吧，我就说这个世界肯定会变好的，你那么激进干什么”的也是这群人。
我在想，现在越来越多的人被网络游戏和短视频所驯化，都在追求极致的“及时反馈”——我砍一刀下去，一定要蹦出99999这个数字；我刷到一个短视频，一定要在三秒之内出现爽点——否则我就不高兴，我就要掀桌子。所以这种“及时反馈”的大脑进入社会之后，就会处处碰壁，处处没有多巴胺、处处没有正反馈，最终只会在网络游戏和短视频的高效刺激中越陷越深。
因为想要改造社会，是一个漫长漫长漫长的历史进程，我们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949年彻底摆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用了整整一个世纪。而有些人现在连三秒钟都等不了，发声了，就必须看到改变的爽感，否则就说丧气话，就嚷嚷没有用。
关于这个问题还可以更深入谈一谈。我在
《历史周期律的下行周期》
这篇文章中说过：要区分什么是“客观规律”什么是“需要解决的问题”。
